古代敌人攻城与抵御攻城示意图（契丹南下攻城作战中）

古代史研读：契丹南下攻城作战中，士兵的战术及其发展——除突阵的战术以外，车轮战在太宗南下的战事中亦首次出现。会同八年（945）正月，后晋军队“将渡漳水，遇契丹数万，遇等且战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将谋曰：‘吾属今走，死无遗矣！’乃止，布陈，自午至未，力战百余合，相杀伤甚众。遇马毙，因步战；其仆杜知敏以所乘马授之，遇乘马复战。久之，稍解；顾知敏已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义士，不可弃也。’与彦超跃马入契丹陈，取知敏而还。俄而契丹继出新兵来战，二将曰：‘吾属势不可走，以死报国耳。’”

根据《辽史·兵卫志》对于车轮战的记载，“然后于阵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有主帅。最先一队走马大噪，冲突敌阵。得利，则诸队齐进；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通者息马饮水粆。诸道皆然。更退迭进，敌阵不动，亦不力战。”

可知所谓“新兵来战”，应是骑兵的车轮战术中进攻兵力的更换，“久之，稍解”即是车轮战中进攻部队撤退与更换的间隙，而数万大军围数千兵力不胜，恐怕就是“敌阵不动，亦不力战”的结果。

车轮战应是契丹军队根据其骑兵的军事属性与中原军队的作战特点，所做出的战术发展，是契丹南下作战经验不断丰富的结果。然就作战结果而言，这一战术在契丹南下作战中效果不彰，因此契丹军队南下中并不常用。

包抄作战即绕到敌人后方或侧面进行攻击的一种战术。包抄作战并非契丹习自中原的战术，传统草原作战中往往也会击敌军后方。然契丹在南下经略过程中，将包抄战术根据中原战场的特点进行了调整，将直接进攻敌阵后方战术转为切断敌军饷道来打乱敌军部署从而取胜，并在这之中吸收了中原心战的部分战术。

如在会同九年（946）的中渡桥之战中，“晋兵与契丹夹滹沱而军”，且开始“筑垒为持久之计”。契丹军队在正面“力战数日，不得进”后，耶律图鲁窘根据敌我的军事特点，“彼步我骑，何虑不克。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向太宗建议“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对后晋军队实行包抄作战。

随后太宗“潜遣其将萧翰、通事刘重进将百骑及羸卒，并西山出晋军之后。樵采者遇之，尽为所掠；有逸归者，皆称虏众之盛，军中恟惧。”

包抄作战使契丹军队切断了后晋军队与后方的联系，造成了后晋朝廷的恐慌。且契丹军队在具体的包抄作战中，曾“获晋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杀’，纵之南走；运夫在道遇之，皆弃车惊溃。”这种通过在面部刺字进行心理威慑的方法，显然是受中原军队的影响，这亦表明契丹军队的战术革新就是源自中原军队。

在中渡桥晋军被契丹切断与朝廷的联系后不久，后晋便投降契丹。综上，在太祖时期，骑射与冲击等传统骑兵战术是契丹南下面对后唐时的主要战术，但在兼具中原战术特点的后唐沙陀骑兵面前并无优势。在燕云十六州并入后，契丹不仅仅获得了兵力上的增长，亦使契丹的骑兵战术逐渐实现了中原化。

契丹骑兵充分吸收中原军队的战术特点，突阵、包抄、车轮战等中原战术在契丹南下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契丹军队还能在战斗中根据需要随时进行战术调整，这使得太宗时仍拥有沙陀骑兵的后晋军队，虽“并力御之”却难逃灭国的命运。

传统草原战术在契丹的作战中虽仍继续使用，但对南下战事胜负影响越来越弱。自世宗至景宗末，契丹南下战事大多不顺，亦见与中原军队发生大战，因此其骑兵战术的革新也较为缓慢。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步兵的系统性建设，最早见于唐初北方的薛延陀部落。贞观中薛延陀部夷男，以步兵战胜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后，认识到步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开始“讲武于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

然薛延陀部的步兵队伍建成未久，即在诺真水之战中被李勣击败，此后薛延陀势衰，草原上再未见过接受系统训练的步兵军队。早期契丹步兵多来自于被征服的“东北诸夷”。受制于东北环境的限制，东北诸夷并不习于骑战，反而长于步战。如东沃沮“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濊“能步战，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

夫余“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以弓矢刀矛为兵。”这些以步兵见长的部族及其居地，先后并入了高句丽与渤海国。除此之外奚人以“耕种，步射，入山采猎，其行如飞。”“奚、霫，胜兵亦千余人，少马多步。”

太祖时期契丹先后征服了这些东北民族，这些东北部族应成为了契丹早期步兵的主要来源。然契丹亦无步兵训练与建设传统，因此在契丹的南下作战中步兵的使用并不广泛，且对南下战事影响不大。

攻城是契丹南下使用步兵最为常见的地方，但由于缺乏精良的攻城武器，太祖时期契丹攻城战战术较为落后，仅能对一些较小城池产生威胁。如神册元年（916），太祖西征曾以“众三十万攻振武，嗣本婴城拒战者累日。契丹为火车地道，昼夜急攻，城中兵少，御备罄竭，城陷，嗣本举族入契丹。”

此战中契丹步兵的攻城战术即“火车地道”，所谓“火车”即纵火车，是装有火炉的双轮手推车，炉上置锅焚油，用于烧毁城楼城门等建筑。“穴地”即挖掘地道，是步兵攻城战术中最为常见的攻城之术。在攻陷振武军后，契丹又进攻蔚州（今河北蔚县）城，“时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

所谓“敌楼自坏”应是契丹步兵挖掘地道时造成的城墙垮塌，这表明在进攻蔚州时契丹采取了同样的战术。契丹步兵采用“火车穴地”之术攻城，即表明此时契丹内部没有打造大型攻城器械的能力，这使契丹步兵在南下作战中面对较大城池时显得束手无策。

神册二年（917），太祖获卢文进与山北八军，这是契丹首支专业的汉人步兵队伍。然在进攻幽州之初仍采用“穴地之术”，“教之攻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镕铜以洒之，日杀千计，而攻之不止。”显然面对幽州大城，传统的攻城战术并无作用。因此卢文进“招诱幽州亡命之人，教契丹为攻城之具，飞梯、冲车之类，毕陈于城下。”

通过制造飞梯与冲车，契丹步兵可以通过攀城来攻陷城池，这是契丹步兵攻城战术的一大调整。然太祖所获汉军有限，所治攻具不多，这使攻城战仍以“凿地道，起土山四面攻城”为主。正是由于步兵数量的匮乏，加之攻城器械的缺少，在契丹早期的南下中，太祖占领战略要地的军事经略政策迟迟难以达成。

至太宗时期，燕云十六州并入后契丹的步兵规模也随之扩大，汉军攻城战具亦随之被契丹步兵吸收。会同七年（944）正月，太宗“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延寿将之”南下，显然这5万人多为步兵。

赵延寿率军进攻贝州（今河北清河）城，“陈攻具于四墉，三日契丹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进攻，峦众投薪于夹城中，继以炬火，贼之梯冲，焚爇殆尽。”从此战可见，契丹步兵已完全放弃了穴地之术，采用“攻具”通过四面攀城的战术进攻城池。在圣宗时期的南下军事经略中，契丹步兵的攻城战术在利用攻具攀城的基础上再次革新。

如统和二十二年（1004）的瀛州之战，契丹军队“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

在军队利用攻具攀城的同时，“契丹主及其母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通过密集弓箭对攀城步兵提供战术支援，以阻止宋军守城部队的反攻，这亦是契丹步兵战术的一大革新。战后宋真宗曾“召辅臣观瀛州所获戎人攻城战具，皆制度精好，锋锷铦利，梯冲、竿牌，悉被以铁。城上悬板才数寸，集矢二百余。”

总的来说，尽管契丹在步兵攻城战术革新与攻城武器制造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契丹在长期南下的攻城作战中并未见有多少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