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平凡（苏轼有一种躺平叫坚守）

东坡志林记游之《记游松风亭》写于苏轼被贬惠州，这篇游记与其说是写松风亭的游览历程，更像苏轼官场经历感悟的寓言小品，也是苏轼于困窘中得大自在的心路历程。

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在宋朝，官员犯错被贬几乎是家常便饭，范仲淹、欧阳修、晏殊、司马光等等，你能想得起名字的名臣都被贬过，甚至不止一两次，但是这些人的被贬大部分是不伤筋骨，有时就是背锅贬到外面基层锻炼几年，即便离开权力中央，仍然保有清贵的身份。但是苏轼不同，苏轼两次被贬，一次乌台诗案差点在狱中丢了性命，第二次虽然没有入狱，但是政敌要将其置之死地的决心更大。

记游松风亭写于惠州，到达惠州之前，苏轼经历了“五改谪命”，贬英州连降三级，还没到达英州就接到命令被贬到建昌，紧接着又被贬到惠州，在苏轼被贬惠州的通知——《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中被扣上了“忘国大恩，感以怨报”的大帽子，安置制中 “保尔余息，毋重后悔”这句话可以说已经很“狰狞”了，意思大概就是留你一条命苟延残喘，别惹更重的惩罚自己后悔，苏轼自然知道个人境遇之险恶。

当年不到20岁的苏轼赴京，仁宗在考试了苏轼两兄弟后高兴的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而如今轼已经57岁，经历了官场沉浮，早就已经不是初入京城便得显贵的青年才俊，那曾也曾为政治理想“纵步”奔走过，但是终究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的实现政治抱负，就像只能远远地望见远处的松风亭，难免心中充满失落。如果说原来为了施展政治目标，卷入朋党纷争，那么现在，放弃所谓“目标”的那一刻，何尝又不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摆脱了自我限制，获得了自我的完全自由。

从惠州开始，苏轼对陶渊明的诗一一和韵创作，后来结集《和陶合笺》。苏轼的得意门生黄庭坚曾写道：“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岁不同，风味乃相似。”写出了苏轼“时宰欲杀之”的处境，和苏轼的生活状态。苏轼虽然和了陶潜的诗，但是其实苏轼和陶潜的价值选择是有很大不同的，苏轼一直的选择是入世而不是遁世。

苏轼虽然和佛道走的近，但是人生观、价值观说到底是儒家本色，苏轼知道自己经国无望，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抛却个人荣辱得失，济世助人成了他更为纯粹的价值，苏轼谈及在惠州的心态曾经说“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在惠州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轼教当地农民插秧，亲自绘制插秧船的图形，让工匠制造；指挥建造水碓水磨，增加农民收入；建议当地官员在丰年让老百姓以米抵税，减轻农民负担；即便自己已经非常贫穷，仍然捐款捐物修堤建桥，打井取水为百姓造福。一千年过后，苏轼留给惠州的遗产足迹仍然让一方百姓受益“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这就是苏轼的此间有甚麽歇不得。这“歇可以视为一种躺平的态度，是对小我功利性目标的彻底放弃，同时，心纯粹了，更是能安下心来，为吾乡吾民，做好事，做实事，实现个体生命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价值。

在海南苏轼曾写过一首《千秋岁 次韵少游》

岛外天边，未老身先退

珠泪溅，丹衷碎。

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

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

君命重，臣节在。

新恩尤可觊，旧学终难改。

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这是苏轼平生所做的最后一首词，一首豪放词，在暮年被放逐天涯海角，却仍然坚持个人的见解，肯定自己的节操“君命重，臣节在，新恩尤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这样带有很大自尊自信的人生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英雄气概，苏轼的人生剧本原是悲剧，却因为豪迈开阔的心胸改成了浪漫主义的杰作。“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这句本该有些凄楚感怀的句子，却是霞光万丈。

苏轼一生大部分时间被贬谪，在贬谪中他去过很多地方，在黄州，在常州，在惠州，在儋州，他总是想安家，却总是安不成，世人常常看到他的随遇而安，而没有看到他的认真和执拗，苏轼对境遇有多散淡，就对生命价值有多执拗认真。今人却常常活反了，对金钱地位的境遇执拗的很，而对生命价值轻慢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