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玄鸟（玄鸟生商需要重新理解的商民起源神话）

商代是不是“唯鸟独尊”的鸟图腾社会？于省吾在《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中认为《诗经·商颂》等文献记录和地下史料都能证明商代鸟图腾的存在，胡厚宣也曾发表《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中提出商人祖先王亥之亥从隹，隹即鸟，因此“王亥之亥而从鸟，乃商族以鸟为图腾之确证。”他们的论证是否准确可靠？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图腾社会，曾经在学界引起过激烈的观点交锋。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常金仓曾严肃批评历史研究中的“泛图腾化”倾向。

“图腾”原本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衰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otemt”， 意为“我的亲属”。1903年，严复翻译《社会通诊》时将其译为“图腾”。从这个词语的原意来看，它指的是原始民族将某种自然事物作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祖先、亲属或保护神，这种自然事物是氏族的标志、符号和祭祀对象。

图腾使群体成员形成身份认同和“群体自我崇拜”，加强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维系着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但图腾说能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中。能不能直接把先秦甚至更古老时期所流传下来的各种动物、植物形象视为图腾，还需要谨慎考虑。张光直在《谈“图腾”》一文中认为图腾需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确立图腾的存在前，想要确立氏族的存在，而确立氏族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确定图腾。他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勋在是很困难的”，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

夏商时期可能还存在图腾意识残余，但为严谨起见，本文以“动物崇拜”表达。

（一）向左：商代鸟崇拜的印痕

根据现在所发掘出的材料，商代“鸟”的地位颇有些令人困惑。按于省吾和胡厚宣的说法，鸟是商民族的图腾，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的血统由鸟而来。于省吾认为玄鸟妇壶是商代晚期铜器，其铭文图案是“玄鸟妇”的合文，与简狄吞鸟卵而生下商人始祖契的传说有关：

玄鸟妇壶铭文

于省吾对玄鸟妇壶铭文的判断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也能从其他的出土器物中感受到商代笼罩在“鸟”崇拜氛围之下，下面以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各种材料为例。

我前面曾经发过的头条号文章中已经谈到一个观点：青铜爵的造型，乃象雀之形。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饮器象爵者，取其雀鸣之意。”宋人吕大临给它命名时就说“足修而锐，其全体有象于雀”。《博古图》言“爵则又取其雀之象。盖爵之字通于雀。”南开大学历史系李少龙分析后认为，许慎等观点可信，爵确为正在飞行(或耸翅将飞)之“雀”， 既“象雀之形”，又得“雀”之音。目前看来，这仍然是对青铜爵造型的合理解释。在商代时常用的爵，当它作为礼器出现时，正是鸟的一种象形。

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爵，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妇好墓出土的商代鸟形青铜器物还包括著名的青铜鸮尊，它的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尾部与双足共同支撑身体，这是商周鸟尊的常见做法。除了整体造型以外，鸮尊后尾部还刻画出一只鸮首，鸮尊头顶站有一只青铜小鸟：

青铜鸮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大量鸟纹。下图为妇好偶方彝，这是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在盖面的两边各有一只勾喙、长尾的鸟，中间是一只圆眼大脸的鸮首。晋海燕认为这是最早的青铜器凤鸟纹（《商周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再思考》）。

妇好偶方彝，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代的骨制器物中不乏与鸟有关的装饰元素，比如在殷墟出土不少动物形骨笄，这是当时的“流行款式”。殷墟妇好墓出土四百九十多件骨笄，鸟形骨笄数量最多。但为何妇好会拥有这么多的鸟形骨笄，似乎不能简单地以“爱美”来判断，它很可能寄托着当时的鸟崇拜意识。

妇好墓出土骨笄，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

殷墟出土的各式骨笄，图片来自朱凤瀚《殷墟西北冈大墓年代序列再探讨》

在二里头遗址中没有发现动物类造型的玉器，到了妇好的年代，动物型玉器已经非常流行。有学者认为“商代玉器不仅不具有明显和规范性的象征意义，更像是为了彰显墓主个人财力的珍玩”（黄翠梅《中原商代墓葬出土玉器之分类及相关问题》），这种看法恐怕不尽确实。有商一代的巫术氛围极其浓厚，原始信仰统治着民众的精神世界，无论青铜器还是玉器都承载着礼器的功能，基本不会出现以消遣为目的的“珍玩”。 按照臧振的观点，商周时以玉飨神，玉为神灵之食，具有通神的作用。

妇好墓出土了大量鸟形玉器，有的高冠鸟形玉器造型非常奇特，潘守永、雷虹霁称其为“九屈神人”（《古代玉器上所见⊙字纹的含义》），夏鼐称一些高冠鸟形玉器为鸟形玉刻刀（《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无论这些玉器是纯粹的礼器或者具有一定工具性，还是作为日常佩戴所用，都与商代的鸟崇拜有所联系。

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

高冠凤鸟佩，殷墟妇好墓出土，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丰富的鸟元素似乎说明了商民族存在普遍的鸟崇拜意识，但是商代的动物崇拜对象繁多，鸟、龙、鱼、龟等动物崇拜都很流行，以上并不足以说明鸟在商民族心目中具有最神圣的地位。

（二）向右：被淡化的神鸟

在商代的祭祀仪式上，鸟的地位有些尴尬。早期民族常常会宰杀图腾动物作为沟通神灵的祭物，如果鸟确实被认为具有强烈神性，那么它必然会成为祭台上的重要祭品。郭沫若说：“用鸡祭祀的痕迹在彝字中可以看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辞均作二手奉鸡的形式”，可见起码在甲骨文形成时，鸟类在献祭活动中还相当重要。

1987年，在殷墟小屯东北地的甲四基址东边曾经发现集中出土鸟类骨骼的灰坑，古生物学家侯连海鉴定认为包括雕（或者鹰）、家鸡、褐马鸡、丹顶鹤、冠鱼狗等，多为大型猛禽。小屯东北地是殷墟都城的宫殿区所在，甲四基址则是商王宫寝宴乐区域，因此朱彦民认为这些禽类是“商王宫苑中的驯养、玩赏之物”（见《关于商代中原地区野生动物诸问题的考察》），这种观点颇值得怀疑。这么多鸟类骨骼集中出现在灰坑，很可能是杀鸟祭祀活动的反映。

但是商代以牛、马、羊、猪、狗、鸡为六牲，最常用、最受重视的祭牲是牛，而不是鸟类。周代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商代的礼制，以牛、羊、猪三种牺牲为“太牢”，羊、猪为“少牢”， 《礼记·王制》载“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对祭牲地位的这种等级区分应该也是从商代流传下来的。在六种祭牲中，鸡的地位并不高。

商代牛形饰

值得注意的是，占卜是通神之事，占卜所用的应该是先民们认为最有灵性的材料。鸟骨也可以占卜，云南佤族还长期流传着鸡骨卜文化，“祭司可以鸡股骨、竹签为介质，将竹签插入鸡股骨上的小孔，形成鸡骨卦”（《大马撒寨佤族鸡骨卜文化地理考察》），如果商代确实有浓厚的鸟崇拜意识，那么鸟骨就应该成为占卜的工具。实际上鸟骨卜在殷墟根本不流行，商代占卜所用的卜骨大多为龟壳和牛的肩胛骨，这样看来，牛、龟最灵。占卜过程中排除鸡骨，意味着鸟崇拜在商民族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牛崇拜、龟崇拜。

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中说，在殷代墓葬中有狗骨架和鸡骨架随葬。根据发掘报告，这批墓葬的墓主大约是能够间接接近王室的权贵们的侍从或家臣。发现狗架的一共有30座，发现鸡架的仅2座（墓23、108）。一方面可能因为鸡骨细嫩，容易腐烂，没有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鸟类的祭祀意义大约也并不大。

父乙觥，商代晚期，拍摄于上海博物馆

关于青铜器上凤鸟纹的认识，国内学术界普遍流行的观点是：鸟纹最早出现在殷墟时期（比如偶方彝上的鸟纹）。陈公柔、张长寿在《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中认为在殷商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发现过鸟纹。殷墟时期出现了一种以宽带状形式饰于器物颈部、肩部的小鸟纹，数量也不算多。西周中期之后，青铜器上的鸟形纹饰就没落了。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也认为商代早中期很少以鸟为青铜器装饰主题。

陈梦家将鸟纹分为小鸟纹、大鸟纹和长尾鸟纹三类（《西周铜器断代分中关于鸟纹的分类》），朱凤瀚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则增加了第四类鸱枭纹。朱凤瀚也认为最早的鸟纹大约出现在殷代中期，直到殷代晚期，鸟纹多为辅助纹饰。

商周青铜器上的鸟纹

如果商民族真的认为自己是“天命玄鸟”的后代，那么青铜器上的鸟纹就不会迟至商代中期才出现，在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就应该有鸟纹了。不过目前学界对青铜器纹饰的分析和研究远远称不上成熟，说青铜器上鸟纹从商代中期才出现，只是一种暂时的猜测，在将来还有观点更新的可能。因此，对青铜器上鸟纹数量、形态的判断，我们只能根据现在的材料认为：

第一，青铜器上明显可以辨识的独立鸟纹，是商代中期之后才出现的；

第二，这些独立鸟纹往往分布在比较角落的位置，而不是青铜器纹饰的主要部分；

第三，具有独立鸟纹的、设计为鸟形的青铜器，并不是商代青铜器的主流。

这就意味着鸟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体纹饰，它无法证明鸟类在商民族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重要，但并不特别重要。

（三）重新认识“玄鸟生商”

如果商民族确实认为自己的祖先与“玄鸟”有关，那么就不应该在祭祀、占卜、青铜器纹饰等方面，对鸟这么虚与委蛇。

商民族真正尊重的动物崇拜对象，不是所谓的玄鸟或凤鸟，而是牛。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个证据：

一、除了龟甲以外，商民族最常用的占卜物品是牛骨，商民族最常用的祭牲是牛，最多能用到 “五百牢”或“千牛”。商王对牛非常重视，常常去巡查牛的牧养情况，卜辞中有“贞王往省牛”、“贞王往省牛于敦”和“贞乎省牛于多奠”等记录。这说明在商民族心目中，牛的神性、重要性在所有动物中数一数二。

二、商代出现了牛形雕塑作品，这些牛形雕塑的地位相当高。妇好墓曾发掘出四件玉牛和两件石牛，其中有一个25厘米长的伏卧状石牛，是妇好墓出土的各种动物形玉、石雕塑作品中体积最大的一件，牛颈下刻“司辛”二字，一般认为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其配偶妇好而制。妇好墓中有“司辛”铭文的只有这一件，意味着它是商王武丁亲自为妇好准备的唯一器物。它原本处于墓室中部，椁顶上层，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图片来自《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

三、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是兽面纹，而陈梦家和李泽厚等学者都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牛头纹的变形。今天我们对兽面纹的解读还不够深入，但牛头纹是最接近正确答案的解释——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大墓的牛方鼎，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牛头纹的构造。

牛方鼎

四、商代青铜器上非常流行牛形饰，正面牛头形象多饰于尊、基的肩部，刻划精细。考虑到商代的青铜器几乎全部是祭器，青铜器上的所谓装饰都有神秘内涵，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些牛形饰当做审美欣赏的对象。

牛首兽面纹尊局部，商代晚期，拍摄于上海博物馆

五、《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王亥是商民族的始祖，他的“老本行”是驯养牛。牛是这个部族生存下去的重要生活资料，是最珍贵的财产，最容易演化为动物崇拜的对象。

综合以上诸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牛是商民族真正崇拜的对象，地位远远高过了鸟。

至于鸟崇拜的来历，我们只能作一推测：

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认为周礼从殷礼而来，殷礼从夏礼而来，这三个朝代的礼制一脉相承，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在商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可能是整个商代），都直接采用了来源于夏代的礼制，没有进行太多“伤筋动骨”的改变。这一点我们从商周鼎革也能看出来，当西周夺取商代政权之后，西周早中期的青铜器器型、纹饰确实直接脱胎于商代末期青铜器，二者并没有太大差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军事上战胜了对方却被对方的文化所战胜”的情况，原因大约是：

其一，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沿袭原有的礼制乃至神话体系，有助于宣扬合法性、减少反抗；

其二，文化内核的转换需要漫长的时间，在建国初期的数十、上百年间，这种转换还没有彻底完成；

其三，原有的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甚至比胜利者本身所拥有的制度还要完善，具有保存下来的价值。比如“天邑商”的祭祀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小邦周”即使要进行改变，也只是在原有的体系上进行小修小补。

西周初年利簋的纹饰，与商代晚期没有多少差别

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商民族自认为是玄鸟的后裔，却又对鸟类若即若离。因为对鸟的崇拜，恐怕本来是夏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作为胜利者据有夏的地域之后，为了继续获得夏民的认可，就把商民族的起源上溯到“玄鸟”之上，这是胜利部族对神话的“再书写”。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只是为商取代夏成为中原地区的共主寻找合法性罢了。至于他们真正的动物崇拜对象牛，则作为地位尊贵的兽面纹、牛头饰，被铸造在青铜器之上。

于是，本文所提出的种种现象，就都能获得合理的解答。商代时的所谓鸟崇拜，只是加诸于牛崇拜上的一层幌子。这层鸟崇拜的幌子后来被周王朝顺利地借用过去，于是就有了 “周之兴也，驚鷲鸣于岐山”（《国语·周语上》），“武王伐纣，观兵于孟津，有灰流于王屋，化为赤鸟，三足。”（《太平御览》引《尚书传》）说到底，周朝编织出的这些奇异，不过是重复商代当年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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