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赤卫队贺英个人资料（红色丽人陈波儿）

今年电影院重新营业后，截至8月27日，战争巨片《八佰》累计票房突破13亿元，成为2020年首部票房超过10亿的电影。

早在1938年，袁牧之和陈波儿就主演了电影《八百壮士》，第一次将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搬上银幕。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

陈波儿是电影明星、是革命家、是人民艺术家，一生只主演过4部电影，却名留影史。她与丈夫袁牧之志同道合，对创建和领导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7年7月15日，陈波儿出生于广东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陈厝街祖宅，父亲陈湘波是做干果批发生意的商人。

陈波儿原名陈舜华，艺名“波儿”来自于“布尔什维克”旧译“波儿塞维克”的词头，以表示革命倾向，也表示她对父亲陈湘波的尊重。

陈波儿的母亲是侧室，经常受到祖母和大太太的责骂，陈波儿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从小就扎根了。

她经常听二哥讲述带有思想启蒙的故事，从小特立独行敢想敢干，动员学堂中的小姐妹一起剪掉大辫子，被视为大逆不道。

1927年，陈波儿认识了来庵埠镇组织农民运动的彭湃，把彭湃请到家里，听他讲革命的道理，深受启发。

陈波儿离家出走，从厦门到南京、上海一路求学，进入上海艺术大学读书。

1929年，陈波儿参加了鲁迅先生等进步人士发起的“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改名陈波儿，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开始了左翼戏剧运动，演出《梁上君子》、《西线无战事》等话剧，成为中国革命戏剧最早的演员之一。

1931年，陈波儿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搜捕的黑名单，不得不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

陈波儿与上海艺术大学的同学任泊生因共同的革命志向走在了一起，1931年4月18日在香港举行了婚礼。

婚后第二年，陈波儿生下儿子任克，第三年生下次子任干。但小儿子任干在两岁多时，不幸患病夭折，对陈波儿打击很大。

陈波儿与任泊生

陈波儿的两个儿子

陈波儿在香港从事近3年的革命活动，1934年带儿子任克重返上海，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与赵丹主演了《青春线》。

《青春线》赵丹 陈波儿

同年陈波儿参加了中共直接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首次与袁牧之合作了影片《桃李劫》，将女主角黎丽琳演绎得清新自然、含蓄秀美，没有当时夸张过火的表演痕迹。

《桃李劫》1934年12月上映后，一炮打响，引起广大知识青年的共鸣。影片的主题曲《毕业歌》唱遍了大半个中国，陈波儿在影坛走红，有评论说：“中国影坛，演话剧的艺人，潮水似的卷进来，波儿就是其中的一个‘波儿’。”

《桃李劫》的巨大成功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1935年冬，电通公司被迫关闭。

《桃李劫》陈波儿 袁牧之

1936年，陈波儿和电通部分人员参加新成立的明星二厂，她与袁牧之在明星二厂第二次合作，拍摄了《生死同心》，陈波儿饰演了在斗争中成长的进步女性赵玉华，连续两部影片的成功使她成为广大观众热爱的明星，对从事革命进步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生死同心》陈波儿 袁牧之

袁牧之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被誉为影坛的“千面人”，集演员、编剧、导演和电影事业家于一身。他编导了中国电影史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都市风光》，在《风云儿女》中首次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是大名鼎鼎的电影《马路天使》的导演。

袁牧之对陈波儿有好感，但陈波儿已经是有夫之妇，只能发乎情，止乎礼。

陈波儿在拍电影之外，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1935年她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最终“七君子”被释放。

1936年11月下旬，传来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一举攻克被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喜讯，陈波儿即发起并组织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奔赴北方抗日前线为抗日将士演出，3个月后带领慰劳团胜利返回上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8月13日，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上演，陈波儿、赵丹、金山、田方、金焰、崔嵬、周璇等大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场场爆满，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一起喊出了爱国抗日的口号。

淞沪会战打响后，1937年秋陈波儿与袁牧之组成"救亡演剧第一队"离开上海，一路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陈波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陈波儿与袁牧之在武汉主演了“中制”拍摄的抗战影片《八百壮士》，这是陈波儿第4部影片，也是她一生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在《八百壮士》里，袁牧之饰演团长谢晋元，陈波儿饰演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该片在抗战大后方和港澳东南亚地区引起轰动，对正面宣传抗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八百壮士》

陈波儿拍完《八百壮士》后，1938年带着儿子任克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她的丈夫任泊生南下参加了新四军，这对夫妻为了革命天各一方，聚少离多。

陈波儿与儿子在延安

袁牧之也不约而同到了延安，他请陈波儿参演自己导演的话剧《延安生活三部曲》，陈波儿高兴地答应了。

《延安三部曲》演出结束后，陈波儿带领华北敌后妇女儿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一路跋山涉水，两次渡过黄河，多次通过日本侵略者的封锁线，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帮助当地老百姓建立互救会，教大家识字、唱歌，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文艺作品。

陈波儿率领考察团到了重庆，向大后方人民汇报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事迹，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

1940年7月7日早晨，十几个特务冲进考察团的住所要抓陈波儿，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后，亲自过来营救。特务碍于周恩来是大人物，无法下手，陈波儿躲过一劫。

1940年底，考察团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延安。

陈波儿与朱德

陈波儿与聂荣臻

1942年5月，陈波儿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姚仲明合作编写并导演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第一排穿黑衣的为陈波儿

陈波儿在延安还创作了剧本《伤兵曲》、《劳动的光辉》，导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前线》、《罗斯基》等话剧，拍摄了《保卫延安》等珍贵历史纪录片。

1945年，中央决定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陈波儿主动要求到重庆采购摄影器材，并打听任泊生的消息，却得知任泊生已经另娶妻子，情感上受到打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接收了长春日伪“满映”，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8月，陈波儿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见到了老熟人袁牧之。

袁牧之收到老朋友的信，说陈波儿的丈夫任泊生已经病故（后来得知是讹传），要袁牧之好好照顾陈波儿。

1947年，陈波儿与袁牧之在哈尔滨举办婚礼，距离他们认识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陈波儿 袁牧之

袁牧之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夫妇俩携手创造了诸多新中国电影史零的突破。

东影拍摄了17集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留下了珍贵历史影像资料。

陈波儿导演了提线木偶电影《皇帝梦》，这是中国首部木偶电影片。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陈波儿与东影同志们共同拍摄了《桥》、《中华儿女》、《光芒万丈》、《白衣战士》等六部故事片。

（从左至右）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和袁牧之在东影厂合影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陈波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

开国大典上的陈波儿

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担任文化部电影局第一任局长，陈波儿任电影局艺术处处长。

1950年，陈波儿直接领导并制定工作计划，完成了26部国产影片的拍摄，给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

1950年7月，陈波儿筹备建立了表演艺术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50年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

表演艺术研究所课堂

陈波儿因出国访问，没能参加开学典礼，回国后对大家说："我非常惦记你们，非常想见到你们，想知道学校的一些情况。你们要勤奋学习，将来我们要把学校办成中国的第一所电影大学……"

表演艺术研究所就是现在的北京电影学院前身，陈波儿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始人，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

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员中有被列入"22大"影星的庞学勤、李亚林、张圆、也有赵联、印质明、刘世龙、贺小书，叶琳琅、安琪、安振江等红极一时的著名演员。

几十年过去后，他们回忆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习生活时，最不能忘记的是伟大的电影教育家陈波儿同志。

陈波儿早在1943年就已经发现患了心脏病，两次晕倒在排练场。建国后，陈波儿为了新中国电影事业殚精竭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陈波儿为了革命事业离开家庭，有十几年没见过母亲。直到1951年她去广州谈暂时停建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事情，事情办完后，她顺路接母亲离开广州赴上海。

在火车上，陈波儿对母亲说：“从今以后，我不离开你。”没想到这是她和母亲的永诀。

陈波儿和儿子任克

陈波儿到了上海后，与上影厂以及“昆仑”公司的同行们谈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在同济医院抢救无效逝世，生命停留在1951年11月9日，这一年她只有44岁。

陈波儿的灵枢上覆盖着党旗，11月13日首都电影院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分别送了花圈。　　

陈波儿去世后，组织考虑她的母亲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就说陈波儿出差了。周恩来夫妇非常关心陈波儿的母亲，经常给她送钱送东西，直到1967年老人去世。

袁牧之于1954年辞去职务，1955年与昆曲演员朱心结婚，育有两女一男。大女儿袁牧女，小女儿袁小牧，儿子袁牧男。

袁牧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78级表演系，是谢园、张丰毅、周里京、张铁林、方舒、沈丹萍的同班同学，2014年去世。

1978年6月30日，袁牧之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袁牧之

2011年是陈波儿同志逝世60周年，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同志及师生代表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庄严的祭奠仪式，并举行了纪念陈波儿同志逝世60周年研讨会，深入探讨了陈波儿同志的教育思想。

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者陈波儿同志永垂不朽，她的照片永远挂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墙上，勉励一代又一代学院师生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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