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婆当了家庭主妇(成为家庭主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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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怪病

金智英,三十四岁。在那场怪病之前,她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凡女性。

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全职主妇,经济上从未遇过真正难处。她居住在大都市首尔,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在适当年龄成立家庭。婚后,她与丈夫住在八十平方米的公寓中,以家庭主妇的身份生活着。

照理说,她的生活幸福而平静。某一天,这种平静氛围却被突然打破。金智英生了场怪病,出现异常举止——好似“鬼上身”般,变成另一个人。

有时她会模仿自己的母亲,称呼丈夫为“女婿小郑”,有时则仿作大学期间的社团学姐,惟妙惟肖地以别人的口吻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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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觉得如今行为失常的妻子越来越陌生,在原本其乐融融的家族祭祀活动中,金智英的异常举止更是被彻底暴露。

全家人聚在客厅,小姑子瘫在沙发上吃着松饼,边嚼边嘟囔:“干嘛这么大费周章,搞得智英也很辛苦。”金智英的婆婆有些失落,转过头来问媳妇金智英:“你会觉得辛苦吗?”

这种情形下,按照东亚社会文化强调的“温良恭俭让”,作为媳妇的金智英理应谦辞一番,从而维持和睦的家庭氛围。可那天,金智英非但没有谦让,反而以智英妈妈的口吻说道:

“哎呀,亲家母,其实我们家智英每次过完这种大节日,都会全身酸痛呢。”

“恕我冒昧,有句话我还是不吐不快,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

话音刚落,空气中凝聚着无言的尴尬,每个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这样异常的表现与金智英原本性格截然相反。以前,哪怕她遇到心下不满的状况,也会选择沉默,成为众人眼里隐忍且善解人意的“乖女孩”,获得别人的赞誉。与此同时,她好像被困在温顺的外壳里,逐渐失去自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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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智英生活在保守传统的东亚文化氛围。女孩子们从小便被教育:凡事小心、穿着保守。她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那类人,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既没有耀眼经历,也没有遇过真正动摇人生的恶劣事件,至多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

在一次次“不愉快的小插曲”里,金智英不再表露内心真实想法。

开始是忍辱负重的“失语”,渐渐地,当心事累积,终于有一天,她不再沉默,却患上“借用他者身份发声”的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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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生活里的刺

金智英出生的八十年代,处于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尾声。此时,已经没有人再理直气壮地宣称女性附属于男性。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显而易见,性别差异仍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

好似融于空气,不必刻意观察,却始终存在。

她是什么时候发现这种细微的差异呢?大概是金智英六、七岁的时候,那时她常偷吃弟弟的奶粉,奶粉在口中溶解时,会像牛奶糖一样软绵绵的,小智英很喜欢这种醇厚的奶香味。

可一旦被同住的奶奶发现,总会朝她背后狠狠地拍几下,疾声厉色地教训她一顿。并非金智英过了喝奶的年纪,而是因为弟弟的一切都无比珍贵。

这不是金智英第一次感受到微妙的不平衡。刚蒸好的一锅米饭,总是按照爸爸、弟弟、奶奶的顺序;学校里排学号,也会从男生开始;明明所有家务都是母亲吴女士一力承担,奶奶却总说这是托了儿子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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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构成了金智英对世界最初的疑惑。始终没有人告诉她这份疑惑的答案。

20世纪90年代,韩国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一份“人口动态件数及动态率”的数据报告显示,1994年出生的男婴是女婴数量的两倍。

这时,金智英也从懵懂幼童长成青涩少女,女性特征逐渐体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学校对于女生穿着极为严苛:裙子长度超过膝盖,不能露出腰臀曲线。理由是:身为女生,要自己懂得避开危险。

然而无论如何谨慎,也无法全然预防未知的外界危险。她每天穿梭于学校、补习班和家里,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一天,补习班的讲座结束,金智英走出来时已是深夜。等车的过程中,有位看上去面熟的男同学主动上前打招呼,她碍于礼节回应几句,不曾想这位男同学在归家途中,紧紧尾随她的身影。

金智英吓得冷汗直流,迅速跳上公交车,男同学仍伴随左右。最终还是一位上班族替她解围,才摆脱困境。

回到住所附近,金智英心有余悸地瘫坐在地上。这时父亲从巷子里匆匆赶来,得知事情原委后,非但没有安慰她,反倒扑面而来一顿严厉斥责:为什么要和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明明她是受害者,却迎来父亲一顿数落。金智英不知如何反驳,自此之后,她几乎害怕身边的所有男性,在楼梯间与弟弟相遇也会不自觉地尖叫,脸上很少再浮现笑容。

随着年龄增长,金智英感受到的性别差异愈来愈大。2005年,她大学毕业,韩国百大企业中,女性录取率仅占29.6%。

好不容易找到合适职位,金智英这样的新进女员工又常常面临职场性骚扰、婚育假期等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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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顶头上司也是位女性,为了摆脱领导对女员工的刻板印象,女上司从不敢休假,每次积极加班。获得升迁机会的背后,付出了牺牲应有福利的代价。

即使如此,若是遇到可以提升的长期项目,社长仍然会选拔男性员工——对于有家庭的女员工而言,很难胜任这份工作的压力。然而,社长心知肚明,却并不打算牺牲公司利益来改变女性员工处境。

回想这些年的经历,金智英仿佛站在巨大的迷宫中央。“一直以来都脚踏实地地寻找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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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于她

仔细说来,金智英的境遇怪不了任何人。

中学时期遭遇陌生人尾随,父亲站在规避风险的角度,才对她严厉训斥;职场里,社长提升能力不如她的男同事,也是因为社长站在企业家的角度——以最小投资创造最大利益。

“周围充满了正常而平凡的人,但为什么我还是很痛苦呢?问题到底在哪里?”创造出“金智英”这一角色的作者赵南柱反问道。

金智英并非真实存在,而是赵南柱笔下的主人公。她的人生经历亦来自《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中。奇怪的是,分明这是个虚拟角色,然而阅读到最后,如女性主义者金高莲珠所言:读者已经很难分清自己是金智英,或是金智英就是自己,她的人生正如实地呈现着“身为女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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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黑箱》《素媛》《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相比,金智英的人生很“幸运”。她没有遇到动摇人生的坏人,这是赵南柱刻意规避后的结果。赵南柱说,自己不想将愤怒、压抑的情绪倾泻在某个角色身上。

“不是因为这个丈夫很坏,这个婆家很坏,这个职场很坏,而是社会氛围、结构、惯俗使个人很痛苦。”

书中,金智英平凡的生活经历似是蝴蝶挥动翅膀,在韩国乃至东亚引起巨大震荡。

赵南柱不仅收到日本读者的共鸣后记,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编辑也告诉她:虽然背景是20世纪的韩国女性,却是超越世代的普通女性人生故事。

韩国人对这本书的评价相当极端。女团成员Irene仅仅在粉丝见面会上提及近期读物包括《82年生的金智英》,便受到男粉丝的抵制、剪毁照片乃至人身攻击。小说影视化后,饰演金智英的演员郑裕美也被网友诅咒为“这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

抵制者多数认为:书中强调的种种性别差异,不会发生在如今的韩国。

然而,《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后数月,韩国便出现“江南站随机杀人事件”。凶手潜入首尔江南站附近的洗手间,杀害素不相识的受害者。后来的判决中,凶手告诉警方,行凶的理由仅仅是厌恶女性。

由此可见,性别差异及“厌女”情节仍存在于当今社会。

韩国媒体和网络也传播着嘲讽和贬低女性的语言,甚至有人新造词语“妈虫”:是英文“mom” 韩文“虫”的结合词汇,意指没有收入,依靠丈夫生活的全职主妇。这也是赵南柱提笔写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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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智英无法平衡工作与育儿的双重压力,作为家庭收入较低的一方,只能回归家庭成为主妇。然而全职主妇的生活远没有外人想得那么轻松, 7X24小时随时待命,育儿的大小事都得亲历亲为。

曾做过全职主妇的赵南柱深有体会,每天上午早起送女儿上学,接着回家做家务,下午再陪孩子做作业、送去培训班。只能等到深夜孩子入睡,她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

书中,当金智英难得挤出闲暇时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享用热腾腾的咖啡,路过的上班族却窃窃私语道:“妈虫还真好命。”金智英顿时满脸羞窘,快步离开公园。那一刻,她只想迅速缩回家躲起来。

现实中赵南柱的经历则更为残酷。除去忙碌外,由于整天与孩子交流,只能使用简单的拟声词、拟态词,这样的生活几乎要将她逼疯,但在别人看来:在家里歇着,时间不是很多吗?

金智英与赵南柱之所以回归家庭,根源是收入不及丈夫。而在多项数据中,韩国男性普遍薪资比女性高37%。

她借书写金智英这个角色纾解心声:“这个社会看似改变很多,一些严苛的社会规则从未改变。”被侵害的女性权益仍被视作理所应当。

当严苛的社会规则与日渐觉醒的新女性无法适应,有时会引发难以承担的后果——女性不愿生孩子了。

她们选择用不执行生育权,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在注重家庭伦理的东亚社会中,往往正是生育,让女性陷入困难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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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表明,2018年韩国的生育率再创新低,成为世界首个“零生育率”的国家。日本也存在相似问题,2018年,日本开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出现44.8万的缺口。

这意味着在适婚年龄选择婚育的人数逐渐减少,人均生育率降低。诚然,这无法完全与性别差异挂钩,但年轻女性不愿冒着降低生活满意度的风险,从而选择独自生活,也成了无法忽略的现实。

有人认为中国女性的处境远优于韩国。当金智英的故事被转发到国内,在一篇相关文章中,点赞数最高的留言写着:

“既然社会给了我们生育惩罚,我们也只能以越来越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予以回报。”

无论对个体抑或对社会而言,这都是难以承受的后果。个人需要面对独自生活的孤独与养老难题,社会需要面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及结构失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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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

即使如此,性别差异作为婚育率低的根源之一,仍没有被广泛重视。

金智英在怀孕后曾向丈夫表露对未来的担忧,丈夫郑代贤拍了拍她的肩膀,告诉她:“智英,你不要只想着自己会失去什么,要多想想你会得到什么。”

金智英的情绪突然变得很激烈:

“所以你失去了什么?你不是让我不要只想着失去吗?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事、朋友等社会人脉,还有我的人生规划。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无论她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终究难掩内心不甘。同时,她也不解:为什么自己母亲从没喊过一声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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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始终强调温顺的女性品质,赞扬无私的母性,当女性被贴上诸如“温顺”、“端庄”的标签后,往往会被这种“伟大形象”所禁锢,从而失去独特个性。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小说《去十九号房》里就曾描绘过这种痛楚,女主人公苏珊是一位步入不惑之年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理性选择的婚姻中迷失自我,被无形的社会角色禁锢而痛苦,最终在一间破旧的房间选择自杀。

无论是苏珊的死亡抑或金智英的怪病,都是随着女性对自身的思考不断深入,透露微妙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种对抗,对抗禁锢自己的父权社会以及被禁锢的社会身份。

金智英的“怪病”尤为如此。在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中,失语现象代表着权力的丧失,在社会高压规训中,女性只能被迫噤声。

不过福柯也同样强调反抗权力的重要性:“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反抗)。”于是,赵南柱安排金智英用他者的口吻,替自己发声。

在过去的2018年里,女性的觉醒与反抗广泛存在于世界范畴。多数国家爆发“Metoo运动”,起初旨在鼓励遭受性侵犯的女性说出自己的经历,最终发展成:鼓励女性面对权势时说出真相。

前文所说的“江南站杀人事件”,被视作引发韩国“Metoo运动”的起源。越来越多的女性挺身而出,当她们意识到自己的观点被认可,便会积极大胆地扩散观点,聚拢成一股强大力量。

作者赵南柱的母校梨花女子大学,是韩国平权运动的先驱,亦展示着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

当这座女校因为某项举措而伤害到学子利益时,成千上万的毕业生们举着“别害怕,姐姐来了”的条幅,声援尚未毕业的学子。她们互相鼓励歌唱,在黑暗的校园中形成一片银色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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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南柱告诉十点人物志:“如果说在这之前社会充斥着失败意识和讥讽的话,现在我们正切身经历着发出多少声音,世界就可以改变多少。”

韩国社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脱掉外貌规范的“塑身衣”,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逐渐增加,有性别偏见的媒体内容正在减少。

故事的结尾,金智英的怪病是否好转成了开放性结局,一个人对待社会惯俗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然而随着《82年生的金智英》面世以后,作者赵南柱的丈夫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读完这本书,他才准确了解妻子的情况,从而对家务与育儿变得更积极。

对赵南柱来说,自身的生活状况已然好转,在这次采访的结尾,她说:

“很多女性的人生都是被“理所当然的差异”所占据。即使在法律制度改善之后,还是有像空气般留存的性别差异,希望大家都能再多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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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金智英的故事结束了,“82年生的金智英”也成了现象级话题。

韩国总人口不过五千万,两年间,这本书却卖了整整一百万册。从政要到影视明星、媒体人,各界人士都在激烈讨论其中情节。其中有位党鞭曾呼吁:

“希望1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不再让1992年生的金智英陷于绝望。

如何实现这个愿望,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译者@KoreanLiteratureToday亦有贡献。

图片来源:《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参考资料:

1.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

2.方宏哲《权力话语视阈下<提堂>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3.李蓉《女性主义文学解体之后:问题、处境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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