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而制胜孙子兵法（典故法与时转则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同华“法与时转则治”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人们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不断涌现，也给民事立法提出了新课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后发而制胜孙子兵法?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后发而制胜孙子兵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同华

“法与时转则治。”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人们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不断涌现，也给民事立法提出了新课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2020年5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法与时转则治”，意思是法度要保持与不断变化的现实同步发展，社会就会治理得好。这句话，出自《韩非子·心度》，原文是：

“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这段话的主要思想就是社会治理要跟得上发展的形势。

韩非，是中国古代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他融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形成了法家实践理论。广为人知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等，就是出自韩非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催生了诸子百家，在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法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法家重视法度、注重实践，有鲜明的实践操作特征，并且一直以富国强兵、治世安民为旨归。法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定国安邦理论，从汉代起倡导外儒内法、儒法结合，一直到清代，都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思想。

古代，以法度治理国家，先要做到的是有法可依。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就以魏国李悝的《法经》为底，制定了秦国的法律。《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其思想为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修订秦律，颁行全国，为车书一统、四海一家奠定了法度基础。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通过湖北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简，看到秦律的内容。秦律为以后的汉律所继承。汉承秦制，西汉在总结秦朝兴亡得失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相关制度。汉代《九章律》，就是萧何参考秦律，结合《法经》修订而成。

到了唐代，不同时期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都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如高祖李渊时期的《武德律》、“五十三条格”，太宗李世民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高宗李治时期的《永徽律》《永徽律疏》，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宣宗李忱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等。这样的修律传统，一直贯穿到清代。清朝入关后，从顺治元年开始，就根据国家统治需要制定法典，“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直到乾隆五年才最终完成，定名为《钦定大清律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国家法典。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中国古代随着世变时移，在国家法典层面做出的增益和变化，很好地注解了“法与时转则治”的思想。

2016年，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就《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的有关情况作说明时，引用了“法与时转则治”。当时针对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调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拿出新的办法和规定。

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一以贯之的。与时俱进，不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格，也是我们的实践品格。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日新月异的时代课题，用与时俱进的品格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推动我们的工作勇立潮头、不断向前。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这样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对推进我们的各项事业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