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编过的书（历任故宫院长都写了什么书）

4月8日，故宫博物院“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在他任内，开放宫门、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创产品、94年来首度开放故宫夜场……千姿百态的“新玩法”让故宫“活了”，也让院长“火了”。

诸多媒体在对单霁翔表达敬意之时，常常引用他的“金句”：“故宫历史上有六任院长，我是第六任。每一任院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每一任院长都没有好下场。”听闻此语，让人叹息，也让人好奇，故宫历任院长都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通过故宫历任院长出版的专著一起来认识他们，故宫院长都写什么书？有什么特点？好看吗？

前代院长：专业考古，兼职做院长

以2000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故宫的“前代院长”与进入21世纪后故宫院长们的著述风格和主题存在明显差异。要司管故宫，先得懂古迹保护、懂文物管理，因此，2000年之前，具有考古学背景的专业人士成了故宫院长首选。“前代院长”中，张忠培、吕济民都是如此，他们的著述也更偏重专业性。

张忠培

张忠培于建国初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随后在吉林大学长期任教，与此同时，他还主持全国多地的大规模考古研究工作。1988年，时年54岁的他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如今，张忠培流传最广泛的是《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全书收录24篇论文、访谈，是一本考古领域的专业性著作。书中收录的文章，极具上代学人的风貌，着墨大问题，多是探讨“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一类的宏大命题，每篇文章的话语风格，老先生都像上一堂课一般，娓娓道来。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与张忠培类似，1991年出任故宫代院长的吕济民也精于特定的专业领域，不过，他的视线已经慢慢转向故宫。2004年，他的专著《中国博物馆史论》出版，盘点了全国多地的博物馆及其给今人带来的启示。这本史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当谈及博物馆所面临的困境时，用大篇幅谈了“搞活创收”的问题，并提出“经济收入”和“教育作用”是两条衡量博物馆办得好坏的主要尺度，将这样的论述置放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背景下，颇具创见，也形塑了今人对博物馆的基本认知。

《中国博物馆史论》

21世纪以来的院长：专著更聚焦故宫

郑欣淼是故宫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位院长，他的专著风格与前代院长极为不同。他不再从考古或者博物馆的视角来看故宫，而是抓住故宫本身，提出与“敦煌学”相呼应的“故宫学”。所谓“故宫学”，就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换言之，故宫学既是一门独立学科，也是一门知识或学问的集合”。

《故宫学概论》是郑欣淼的代表作品，其中详解了“故宫学”提出的缘由与学科框架。郑欣淼认为，故宫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故宫、故宫文物与故宫博物院。而以学科来区分的话，又可以分为22个子学科和支系，例如“故宫音乐学”、“故宫民族学”、“故宫古器物学”……而今，“故宫学”并非一个空壳概念，在这一框架下已有多本专著面世，如周乾的《故宫古建筑的结构艺术》、魏奕雄的《故宫国宝南迁纪事》等。

《故宫学概论》

2012年，单霁翔接棒故宫院长之职，任职七年内，他在不同场合的“金句”迭出。不过，反观专著作品，则是以严肃的工作论述为主。目前已出版的单霁翔专著作品，以文集、论丛为主，出版的各类图书超过70册，是历任故宫院长中专著最多的一位。

这70册书由几个系列组成，但是内容多有重复。以其中的“平安故宫·思行文丛”和“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两个系列为例，“平安故宫”系列从2012年起每年出版一本，是单霁翔当年的言论综编，每本分为“文章编”、“讲话编”、“报告编”、“提案编”、“访谈编”，把单霁翔一年以来在公共场合的演讲、稿件、访谈全部收录于此。这些文字与单霁翔的工作紧密联结，读者可以从其中读到他的工作理念和方式，但对于工作之外的生活，或是其他方面的研究，他谈得很少。

“平安故宫·思行文丛”之《壬辰集》、《癸巳集》

“文化遗产·思行文丛”之报告卷

而“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则是对“思行文丛”里“文章编”与“讲话编”进行摘选。“思行文丛”按照时间轴线来分，一年一本，每本书里关于故宫的各方面内容都有。“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则按相似主题来区分，例如《博物馆的市场营销》、《博物馆的文化责任》、《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博物馆的观众服务》……文章还是那些文章，只是组合的形式重新更替。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系列

故宫的花边著作

历任故宫院长或是深耕专业领域，或是一心关怀故宫发展，出版的著作、文字似乎都还带着“院长包袱”，正正经经、四平八稳。相形之下，一些媒体人、故宫工作人员以故宫为主体写作的回忆录、杂文在写作过程中“放飞自我”，读起来更有趣味。

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那志良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前身，1933年，他押运故宫古物南迁，此后一生就职于台北故宫，后人将他的文字集结出版为《我与故宫五十年》。作为自传，那志良先生在写作时随性写意，因此也留下一些故宫“异闻”：1933年，在国民政府准备南迁故宫文物的前夜，宫里的工作人员坐在一起闲谈。有人问起为什么雨花阁上的四条大龙有一条用铁链锁住？那志良先生说因为这条龙曾在一个夜晚，从雨花阁的屋顶上下来，到皇后院中的大缸里喝水，被皇后看到，吓了一跳，第二天皇上就派人把它锁住，免得它再下来作祟。又有人说起，民国后，曾有消防队员在文渊阁站岗，看到一只黑狐，黑狐坐在文渊阁阶下，前脚并拢，上下摇动，像是给消防员作揖。消防员害怕，就解开裤子，向它小便，黑狐跑了，但他感觉有人在脸上打了一巴掌，第二天发现脸肿了半边……

龙狐传说，毕竟虚妄，要讨论故宫发展的现实问题，若能抓住要害，也会激发读者的阅读欲，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数日本媒体人野岛刚的《故宫物语》。书中，野岛刚直率地抛出问题“两岸故宫哪个好？差别在哪里？”让人眼前一亮。

根据他的对比分析认为：以往广泛流传的“北京故宫空壳说”不可轻信，具体来看，收藏品方面，北京故宫在数量上压倒性的多，台北故宫的收藏品相比来说体量极小，但是知名文物多。北京故宫是世界级的建筑，然而，作为博物馆而言，面积太大，让人难以专注于文物鉴赏。台北故宫的环境有利于鉴赏文物，但面积又实在太小，承载力不足。这样的结论读来平衡稳妥，似在预料之中，但其直率地阐发所想，直面问题，却是写作中可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