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条约原文 二鸦后签中法条约

经过两三篇文章的渲染，许多人还是不能理解我的核心论点：尽管义和团反抗的过程中造成了普遍的人道主义灾难，但义和团的反抗绝对合理、绝对正义。

今天我们试图来寻找一下义和团反抗的法理根源，其中我在《中法条约》的中文译本中找到了这样17个字：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这17个字是灾难的直接源头，我们必须要共情的理解当时老百姓遇到的真实生存状况的。

1860年，27岁的恭亲王奕䜣和法国侵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北京条约》，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屈辱的结果。圆明园在侵略者和愚昧的北京市民的掠夺下毁灭一空，皇家尊严荡尽，剩下大祸临头的就是老百姓。

在签订《中法北京条约》的时候，法帝国主义做了一个狡猾的改动。在中文译本中，凭空的多出了这么18个字：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有很多，但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视为义和团兴起的直接原因。

借由此，中国的土地上兴起了一个新的人群，这就是被持有革命史观的史学家称为“神权地主”的新型地主。这些传教士见基督教文化无法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压倒性优势，就选择通过利诱的方式招揽教民。

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授予的购地权利在地方圈地，按理说其实问题不大，自由买卖吗。不过传教士又通过司法上的优势（治外法权、地方官对洋人的主观偏袒等）肆意欺辱老百姓，强买强卖屡见不鲜。

然后他们把地以一个优惠的分成分给教民耕种，这些教民实际上就是新的佃农，他们对基督教教义并不纯粹是主观上信仰，而是有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而后，这些教民仗势欺人，对当地的治安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个过程并非我自己胡编乱造，我们看一下这个发生在山东的真实案例。

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典型案例，大家可以都做一次“县官”来评评理，不需要具备任何的法律知识，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有一点点的良知，你就知道合理的判决结果应该是怎么样的。

梨园屯是山东冠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康熙年间当地的首富李成龙和其他富户捐献了土地、闲宅约38亩，建设了一栋义学和一座玉皇庙，当地幼童在义学上学，老百姓在玉皇庙举行“敬神赛会”。梨园屯一下子成为冠县18村的中心，村民在此地举办节日、市集，好不热闹。

梨园屯教案旧址

然而灾害频仍、民生凋敝，义学和玉皇庙逐渐荒废，甚至成了快倒塌的危房。

后来随着传教士深入内地，梨园屯多了20多户天主教信徒。在基督教刚传播到梨园屯的时候，汉教（当地的土宗教）和基督教没有明显的冲突，双方相安无事。

1869年，汉教和基督教两房代表签订了《民教互立地亩分单》，把土地分成4股，汉教（即当地的土信仰）得四分之三，大约38亩，基督教得四分之一，大约3亩，虽然“合同”上没有写明，但双方基本都默认包括了玉皇庙的庙基。 教民将这3亩地私下里先给了传教士，尽管没有全部拆毁，但修建了一座教堂和一座传教士的居所。

4年后，即1873年。教民要求拆除玉皇庙，重新修建一个天主教堂，村民不干了。拥有“生员”身份的阎立业等人将此事告到县衙，知县韩光鼎认为阎立业不占理，将其关押。这背后就有山东主教的干预，山东巡抚丁宝桢甚至直接出面下令，给案子做了个了结。

毛病就出现在这个开始的判决上。按照当地的习惯，村民分地只是分的使用权，并没有分占有权。所以之后会有村民说，信基督教的收了钱后偷分了，意思明明白白：虽然分了使用权，但玉皇庙仍然是村社公有物，如果想要用作外用，仍然要得到大家的同意。

这当然可视为中国没有引入现代物权法的实证，但知县这么判决，明显是在认可洋人的“西方说法”，偏袒洋人。

7年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村民恢复了原有的庙会，由于拥挤，旁边教堂的大门被挤兑开了，双方就开始漫骂而后殴斗。教民直接把事情捅到法国公使馆，法国公使馆联系总理衙门，让总理衙门来施压地方，为了不引发“国家级别的外交危机”，地方官到底采取怎么样的判决方法，这结局可想而知。

候补知县耿綮昌对“闹事”的村民予以惩戒，对教堂地基的处理方法如下：至该教堂地基，断令民教仍旧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取结完案。

知县的意思可能是说教民方还是另外买一块地吧，原来的地先用着，但“暂行借用”就很暧昧，是否就代表了认可庙堂的所属权仍然归非教民方呢？

但这样的和稀泥做法，明显的让当地的教民有恃无恐。他们根本不打算去买一个新的地方建教堂，就这样一直又拖了6年的时间。1887年，传教士直接买来大量的建筑材料，唆使教民直接扩充地基，修建天主教堂。当地乡绅恼火，直接带领村民“各执器械，胆将木料银钱抢掠一空”，还拆毁了正在修建的教堂。双方再一次对簿公堂，这一次教民方称自己愿意购买新的地皮修建教堂。

2年后，1889年，法国公使馆又插手，借口被抢物件没有归还，还直接要求“玉皇庙阁地应归属教堂”。从国家级别的外交使馆直接插手民间事务，会造成多大的怨气当时的法国人考虑过吗？显然没有，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把这些中国人当人，总理衙门也烦了，虽然抱怨了几句，但却依然照办。山东的地方官又推翻前案，大概意思是县令筹钱，让村民重新找一块地设立新庙和义学，原来的地方就让给教民和传教士吧。

我的天老爷，这村民多少年来的精神寄托就不管了吗？先来后到不管了吗？村民怒了，甚至把手持武器守护庙宇，称“官已不论法, 我们就不守法”。这话说的当然对了，这官员反复迫于外交压力推翻前案，明显就是司法不公正。地方官仍然强令，要求：“解散胁从, 严拿首要 ;庙宇被拆, 让盖教堂。”

接下来，义和团的前身就来了。 “十八魁” 和梅花拳会成了村民利益的代言人。1897年4月27日，传教士又买来物料准备修教堂，“十八魁” 和梅花拳会带领两三千人，“杀毙教民二名，受伤多名，捆缚三名，并拆毁教堂，抢掠该村教民房屋。”出人命了，成教案了。

之后就是清政府暧昧摇摆的剧情了。1898年秋天，五名直隶的地方官来到梨园屯，将庙地改判归村民，老百姓高高兴兴的在基地上修起了玉皇庙。但法国公使馆不乐意了，甚至变本加厉的提出了赔款、更换地方官的要求。

在巨大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选择妥协。地方官将十八魁通缉，庙基归了教民，又赔了一万两银子后来，十八魁转战多地，竖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标志着义和团的正式兴起。

这只是万千故事中的一桩，还有些地方，传教士毫不客气的将村民的祖庙、祠堂并购，然后才会并修起大教堂，这样怎么可能不和当地老百姓发生利益冲突？怎么可能不发生民教矛盾？

从1860年到1898年义和团兴起，从中已经经历过38年时间。38年时间来，传教士作为神权地主在地方自然有善举，但对老百姓土地的掠夺、对教民司法上的偏袒仍然不可忽视。

老百姓忍了38年，近一代半人的时间体会这赤裸裸的不平等、赤裸裸的侵略，怎么能不心生怨恨？

忍无可忍，岂能再忍？

但我们又不禁反问：清政府这时候去哪儿了呢？他们真的把这些老百姓，看成是有自己的诉求、有自己悲欢的真实的个人吗？有没有去采取一些措施采纳他们合理的诉求，在这长达38年的时间里缓解民教矛盾？

实事求是的说，在梨园屯一案中，地方官的决策大多是和稀泥，或者政策性的偏袒，对于解决事情很难起到作用。他们的无能已经不能将他作为一个传承孔孟之道的民本政府，义和团早期的诉求都是绝对合理、绝对正义的。

之所以演变成之后普遍的人道主义悲剧、中国人之间互相残杀、一些心善的传教士被杀，是因为清政府无视老百姓合理的政治诉求，只把老百姓的怨气当成抵抗外敌的工具，这才让仇恨的螺旋不断攀升，在双方不断的错误下，酿成庚子国变的恶果！

我们今天反思这段历史，不是变本加厉的去批判义和团是“暴民”、是“愚昧无知”的，然后去煽动自己对这些祖先莫名的仇恨。有功夫去埋汰自己的老祖先、在这些表象中打结，不如更深一步的思考，去问问造成这样原因是什么？我们能否避免重蹈这样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