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祖先牌位的左右图解（祖先牌位的起源）

【编者按】“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研讨论”将于2016年12月26-29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召开，同时“锵锵玉鸣——商代王后妇好玉器特展”在省馆开展。为庆贺此一学界盛事，特摘发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第十章“先王的形象”之一节，以飨读者。本篇原名“祖形器的线索”，现篇名系编者所加。

安阳后岗殷商贵族三号墓出土了几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称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书，写着“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庙名[1]。（除此之外还发现过殷商武丁时期的毛笔字，这间接表明，禹夏及汤商时期虽然不在骨甲刻字，但早已用毛笔在简牍等易腐的载体上写字。[2]）笔者赞成刘钊先生的假设，认为该朱书极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线索，而其意义是作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庙里的牌位。由此出发，刘钊先生更进一步假设：所谓“柄形器”的形状，符合甲骨文所见字形，便是表达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图二六二：11—18）[3]。该字在甲骨文中写成“

”，既可释为“主”的古字，亦可释为“示”或“且”（祖）的异体字。其实，这些所谓的“柄形器”，最早见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后来在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等处经常作为随葬品出现。由于朱书痕迹难以保存，所以这一难得的朱书礼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实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写着祖先的庙名，即祖先日名。

图二六二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状一般为长条形，其一端两侧略内凹，做成所谓“柄”状，器上有多种细致的刻纹（图二六二：2—4）。后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无刻纹的典型器，上头镶有一块圆形的绿松石（绿松石可能会因年久而剥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圆形的缺块），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继承了此一特点（图二六二：4—9），鄂东南阳新县大路铺遗址出土形状相同的盘龙城文化陶祖（图二六二：19）[4]。

郭立新先生认为，就历史发展、社会及文化的演变来说，屈家岭时代“祖”的概念并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时代，社会发展和共同体内部的竞争导致进一步分解成较小宗族群体[8]。以笔者浅见，这种观察相当准确，就是因为如此，石家河时代的人们，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而开始出现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体积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并将之放在墓里面，以求生，亦即该礼器在信仰上有象征“生殖”或“新生”的意义。

石家河文化玉祖有多种，大部分带刻纹。其中芝加哥艺术所收藏的石家河玉祖的刻纹为獠牙，已将玉祖、獠牙神面以及对老虎的崇拜结合到一套信仰的脉络里（图二六二：10）。以笔者浅见，带獠牙的玉祖，除了表达宗族的祖先牌位，还带有社会共同崇拜对象或大酋领国王的始祖形象，所以可能属于等级极高贵族的礼器，甚至或许可以考虑王级的身份。

同时，前文论及石家河晚期、盘龙城时代立鹰形器，其经常搭配祖形器，形状亦较相似，部分盘龙城文化的玉鹰背上还带有阴刻的獠牙，而盘龙城文化以来的玉祖形器已未见带有任何刻纹。笔者推论立鹰形器在功能上也属于祖先崇拜用器，獠牙或神面刻纹不在玉祖，而在鹰背上，显示在盘龙城时期玉祖礼器已不再作高等级始祖的象征，反而立鹰礼器的造型才涉及到崇高始祖信仰。

总而言之，肇自石家河晚期的立鹰型礼器，至盘龙城文化时期发展成为高阶贵族（或王级贵族）中象征其始祖的崇高礼器，与此同时，一般的祖形器仍然被用作为象征家族祖先牌位的礼器。因此，石家河、盘龙城文化祖形器，实际上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祖先牌位，石家河时期可能只有最高的贵族才用，上面带有很多刻纹，其中部分涉及到始祖的崇拜。但到了盘龙城时代，用祖形器的礼仪普遍化，成为很多贵族家族祖先崇拜用具。为祖先立牌位的传统，其源头即在于此。

笔者进一步推想，盘龙城时期不再做带刻纹的玉祖或许隐示如下变化：即此时玉祖的平面已被用来写祖名。殷墟早期墓里所发现的朱书玉祖，最有可能是直接源自盘龙城所代表汤商的丧礼，这一线索或许可以表达此文化根源。也就是说，很可能在早商时已经开始在牌位上书写祖先的庙名。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徐广德，《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页898—899，图三六：14—21。

[2]相关讨论参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编余论一《语言与文字：试论殷商文字之发源与形成》，页315—321。

[3]刘钊，《安阳后岗殷墓所出“柄形饰”用途考》，《考古》，1995年第7期，页623－625、605。

[4]该器物没有载入发掘报告，笔者在阳新博物馆目睹所见，感谢阳新县博物馆提供资料。

[5]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页51—67，图四一至四五；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武汉：湖北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224；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北京：文化出版社，2004年，页207－215；郭立新，《解读邓家湾》，《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页48。

[6]郭沫若，《释祖妣》，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页10。

[7]参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299—306。

[8]郭立新，《解读邓家湾》，页45－57。

本文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516-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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