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清风正气文章(辨风正俗最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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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清风正气文章
节日期间,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大办婚丧喜庆、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易发多发。为畅通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渠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推出了“五一、端午期间‘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集中对各地查处的“四风”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强化警示震慑。
刹歪风、治陋习、树新风,兹事体大,自古为有识者所重视。东汉著名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治国理政要把辨察风尚、匡正民俗放在第一位。北宋文学家苏辙在《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中说,“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可见,风俗好坏直接影响人的思想,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可等闲视之。
北宋时期经济繁荣,却忽视正俗,致奢靡成风。史学家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记述:士大夫家招待朋友,常常事先准备几个月,如果酒不是按宫内酿法酿造的,水果、菜肴不是远方的珍品特产,食物不是多个品种、餐具不是摆满桌子,就会遭人非议,“以为鄙吝”。这种风气导致宋神宗时期贪墨横行,不可遏制。
针对当时的状况,王安石写了《风俗》一文,指出:“安利之要,不在于它,在乎正风俗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意思是说,使百姓获得安定与恩惠的要点不在于别的,只在于端正风气习俗而已。所以风气习俗的变化,影响到人民的志向,关系到国家的盛衰,不可不慎重。苏轼也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指出“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同样强调风俗的重要性,提醒为政者“辨风正俗”。然而,“浇风易渐,淳化难归”,浮薄的风气具有极大的惯性。到了宋徽宗时期,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权相蔡京请同僚吃饭,单单一道蟹黄馒头就花去“钱一千三百余缗”,一顿饭吃下来至少上万贯。等北宋当政者意识到陋俗的危害,并下令予以矫治时,却已积重难返。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社会要发展进步、国家要繁荣昌盛、人民要富裕幸福,“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而正风俗之道,莫先于以上率下。唐代宰相杨绾,素以勤俭廉政而声名远播。他为官一身正气,工作也极其严谨。原本有诸多不正之风的朝廷,在杨绾做了宰相不久,文武百官习俗大变,御史中丞崔宽主动拆除了别墅,中书令郭子仪把乐班子裁员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千也大幅削减车骑……“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
鉴古知今,以史资政,纠“四风”、树新风重在引导示范。党员干部带头尚俭戒奢、清正廉洁,做辨风正俗的参与者、实践者,就会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进而会影响到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风气和精神面貌。正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言,“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好党风是好民风的风向标,好民风是好党风的扎根处。辨风正俗当从小处着眼,坚持不懈,抓好端午、中秋、春节等一个个节点,紧盯豪华粽子、天价月饼等一个个细节,常敲警钟,日积月累、久久为功,清风正气定能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生根发芽、化风成俗。(闫高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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