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的孩子们（乔伊斯姊妹们）

这次他毫无希望了：这次已是第三次发作。夜复一夜，我经过这座房子（时值假期），琢磨亮着的方窗：夜复一夜，我发现它那么亮着，灯光微弱而均匀。若是他死了，我想，我会看到昏暗窗帘上的烛影，因为我知道，尸体的头部一定会放着两支蜡烛。他常常对我说，“我在这世上活不了多久”，而我觉得这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现在我明白了这话是真的。每天夜里，我仰望那窗户时，总是轻声对自己说“瘫痪”一词。这词我听着总觉得奇怪，像是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的“磬折形”一词，又像是《教义问答手册》里“买卖圣职”一词。可是现在这词我听着却像是个邪恶的罪人的名字。这使我充满恐惧，然而又极想接近它，极想看看它致命的作用。

我下楼吃饭时，老柯特正坐在炉边抽烟。就在我姑妈给我舀麦片粥时，他仿佛接着自己前面的谈话似的说道：

“不，我不想说他完全是……但有些奇怪……他是有些不可思议。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

他开始抽起烟斗，吐着烟雾，无疑是在心里整理他的想法。令人讨厌的老傻瓜！我们刚认识他时，他倒是相当有趣，常常说到劣质酒精和蛇管；可是很快我就讨厌他了，讨厌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酒厂的故事。

“对这事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想这是那些……怪病中的一种。……不过，很难说……”

他又开始喷烟吐雾，但并未告诉我们他的看法。我姑父见我瞪着眼，便对我说道：

“喂，你的老朋友终于走了，你听了一定会悲伤。”

“谁？”我问。

“神父弗林。”

“他死了？”

“柯特先生刚刚才告诉了我们。他正好路过那座房子。”

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于是我继续吃饭，好像对这消息漠不关心。我姑父便向老柯特解释。

“这孩子和他是极好的朋友。你知道，那老头儿教了他许多东西；别人说他对这孩子抱有很大的期望。”

“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吧，”我姑妈虔诚地说。

老柯特看了我一会儿。我觉得他那双又小又亮的黑眼睛在审视我，但我不想让他看出什么，便仍低着头吃饭，不抬眼睛。他又开始抽他的烟斗，最后粗鲁地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

“我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跟那样的人谈得太多，”他说。

“你这是怎么说的，柯特先生？”我姑妈问。

“我的意思是，”老柯特说，“那样对孩子不好。我的看法是：让年轻的孩子到处跑跑，与同年龄的年轻孩子们去玩，不要……我说得对不对，杰克？”

“那也是我的原则，”我的姑父说。“要让他学得健壮活泼。我经常对那个罗西克鲁茨的教徒说这话：要进行锻炼。想当年，我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不分冬夏，天天都洗冷水浴。至今我还坚持。教育实在是极其细致而广泛……给柯特先生吃点羊腿肉吧，”他转而对姑妈说。

“不，不，我不吃，”老柯特说。

我姑妈从食橱里拿出那盘羊腿，放在桌上。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那样对孩子们不好，柯特先生？”她问。

“那样对孩子们有害，”老柯特说，“因为他们的心灵很容易受到影响。孩子们看见那种事情时，你知道，它就会产生某种效果……”

我用麦片粥把嘴填满，生怕自己气得叫喊起来。这个令人讨厌的红鼻子蠢老头子！

我很晚才睡着。虽然我对老柯特把我当作小孩子非常生气，但我还是绞尽脑汁琢磨他那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在我昏暗的房间里，我想象着又看见了那瘫痪者阴沉灰白的面孔。我用毯子蒙住脑袋，尽力去想圣诞节的情景。但那张灰白的脸仍然跟着我。它低声嘟哝着；我知道它是想表白什么事情。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飘荡到一个令人愉快而邪恶的世界；在那里，我发现那张面孔又在等我。它开始轻声细语地向我忏悔，但我奇怪为什么它不停地微笑，为什么嘴唇上那么多唾沫。可那时我又记起它已经因瘫痪病死了，于是我觉得自己也在无力地微笑，仿佛要宽恕他买卖圣职的罪孽。

次日上午吃罢早饭，我到大不列颠街去看那座小小的房子。这是一家极普通的小店，名字有些模糊，称作“布匹服装店”。店里主要经营儿童毛线鞋和雨伞；平时橱窗里总是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修补雨伞”。现在告示看不见了，因为百叶窗已经拉上。一束绉纱花用丝带系在门环上。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正在读别在绉纱花上的纸片。我也走到门口，读道：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以前奉职米斯街的圣·凯瑟琳教堂）享年六十五岁。

愿他永远安息。

读了纸片上的字，我确信他已经死了。我停在门口，茫茫然若有所失。要是他没有死，我就会去到店后面那间昏暗的小屋，看见他坐在炉火边的扶手椅里，几乎全身都捂在大衣下面。也许姑妈会让我带一包“高土斯特”牌鼻烟给他，这礼物一定会使他从昏昏欲睡中醒来。一般总是我把烟倒进他那黑色的鼻烟盒里，因为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要让他倒总是把一半烟丝撒在地上。甚至他抬起颤抖的大手把烟送往鼻子时，一缕缕云雾般的细烟末也会从指缝间落下，掉在大衣的前襟上面。可能正是这些不时散落的鼻烟，才使他那古旧的神父装显出褪了色的绿色，因为他用来擦掉烟屑的红手帕，总是一个星期就被鼻烟染得污黑不堪，擦也无济于事。

我真想进去看看他，但没有勇气敲门。我沿着街道朝阳的一边慢慢走开，边走边读商店橱窗里的各种戏剧广告。令我奇怪的是，不论我自己还是天气，似乎都没有哀伤的意思，我甚至还不安地发现自己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仿佛他的死使我摆脱了某种束缚。对此我困惑不解，因为，正如我姑父昨晚所说，他教给了我许多东西。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学习，因此他教给了我拉丁文的正确发音。他给我讲地下墓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向我解释不同弥撒仪式和教士穿不同服装的意义。有时他为了寻乐故意给我提些困难的问题，例如问我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该做什么，或者某某罪孽是十恶不赦的重罪还是可以宽恕的轻罪，抑或仅仅是一些缺陷。他的问题使我明白了教会的某些规章制度是多么复杂和难解，而以前我总觉得它们是最简单的条例。教士对圣餐的职责，对忏悔保密的职责，我觉得是那么重大，不知道为什么竟还有人有勇气去承担它们；而当他告诉我教会的神父写过像《邮政指南》那么厚的书，并且这些书像报纸上的法律公告那样印得密密麻麻，全都是解答这些复杂的问题时，我倒并不感到惊讶。每当我想到这点时，常常无法回答，或者只是作出一种非常愚蠢的、犹豫含糊的回答，对此他总是微笑，或者点两下头。他曾教会我背诵做弥撒的对答，有时还常常考我；每当我流利地背诵时，他总是沉思着微笑，点点头，不时捏一大撮鼻烟，轮番塞进每一个鼻孔。他微笑时，总是露出他那大而发黄的牙齿，舌头舔着下唇——在我们刚刚认识、我还不太熟悉他的时候，这习惯曾使我感到很不自然。

我顺着阳光走的时候，想起了老柯特说的话来，接着便极力回忆后来梦中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曾看见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个古式的吊灯。我觉得自己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风俗奇异的他乡——大概是在波斯，我想……但我记不起梦的结局了。

傍晚，姑妈带我去拜访那个居丧之家。虽然已是日落之后，但那房子朝西的窗玻璃上，仍然映照着一大片红金色的云霞。南妮在客厅里接待我们；因为大声与她寒暄极不得体，所以姑妈只是同她握了握手。老太太探询地朝楼上指了指，看到我姑妈点了点头，她便走在我们前面，吃力地爬上狭窄的楼梯，低垂的头几乎碰到了楼梯的扶手。在第一个楼梯的平台，她停下来，向我们招手示意，鼓励我们走向开着门的死者的屋子。姑妈走了进去，老妇人看见我犹豫不前，又开始向我连连招手示意。

我踮着脚尖走了进去。透过窗帘花边的空隙，房间里映射着金色的夕晖；在这夕晖的掩映之中，烛光仿佛是苍白微弱的火焰。他已被放入棺材。南妮带头，我们三个一起跪在床的下首。我佯装祈祷，但却心不在焉，因为老太太的喃喃低语使我分心。我注意到她的裙子在后面笨拙地扣住，布鞋的后跟儿踩得歪倒在一边。我奇怪地想到，老神父躺在棺材里可能正在微笑呢。

但并非如此。当我们站起来走到床头时，我看见他并没有微笑。他躺在那里，庄严而雄伟，穿着齐整，好像要上祭坛似的，一双大手松松地捧着圣杯。他的面孔显得痛苦可怖，苍白而宽阔，鼻孔像两个大的黑洞，头上长着一圈稀疏的白发。房间里有一股浓重的气味——鲜花的香气。

我们在胸前划了十字，便离开了那里。在楼下的小屋内，我们看到伊丽莎端坐在神父的安乐椅里。我犹犹豫豫走到墙角那把我常坐的椅子，这时南妮走向餐橱，拿出盛着雪利酒的带装饰的酒瓶和几只酒杯。她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请我们小饮一杯。接着，按照她姐姐的吩咐，她把酒倒进杯子里，分别递给我们。她还坚持让我吃些奶油饼干，但我谢绝了，因为我觉得吃那种饼干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由于我不肯吃，她好像有些失望，默默走向沙发，坐在了她姐姐的后面。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全都凝视着空荡荡的壁炉。

一直等到伊丽莎叹了口气，我姑妈才说：

“唉，也好，他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

伊丽莎又叹了口气，点头表示同意姑妈的看法。我姑妈用手指捏着高脚杯的杯脚，随后呷了一小口。

“他死时……安详吧？”她问。

“哦，相当安详，夫人，”伊丽莎说。“你简直说不出他是什么时候断的气。他完全像是睡死了过去，感谢上帝呀。”

“那么一切都……”

“奥鲁克神父星期二来这里陪了他一天，给他涂了油，为他做了所有的准备。”

“那时他知道吗？”

“他自己是无所谓的。”

“他看上去就是个乐天知命的人，”我姑妈说。

“我们找来替他擦洗的那个女人也这么说。她说他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似的，显得那么安详平和。谁也不会想到他的遗体这么完美。”

“是呀，确实是完美，”我姑妈说。

她又举杯呷了口酒，接着说：

“嗳，弗林小姐，不论如何，你们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要知道这对你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说实在的，你们姊妹俩对他可真好。”

伊丽莎在膝盖上抚平她的衣服。

“唉，可怜的詹姆斯！”她说。“上帝知道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尽管我们贫穷——他在时我们决不会让他缺少什么。”

南妮已经将头靠到沙发垫上，好像要睡着了似的。

“还有这个可怜的南妮，”伊丽莎望着她说，“她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所有的事情都得她和我一件件来做：找女人来为他擦洗，给他穿装裹衣裳，准备棺材，然后还要安排教堂里的弥撒。若不是奥鲁克神父，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些花，从教堂里给我们拿来两支烛台，写讣告在《自由人日报》上刊登，负责所有关于墓地的文件，还有可怜的詹姆斯的保险单据。”

“那他不是很好么？”我姑妈说。

伊丽莎闭上她的眼睛，慢慢地摇了摇头。

“唉，再没有比老朋友更好的朋友了，”她说，“可是说来说去，一具尸体还能靠什么朋友。”

“是呀，那倒是真的，”我姑妈说。“不过我深信，他现在已经永远安息了，他一定不会忘记你们，也不会忘记你们对他的一片好心。”

“啊，可怜的詹姆斯！”伊丽莎说。“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麻烦。他在家里总是不声不响，就像现在这样。可是我知道他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恰恰是一切都过去了，你才会想念他，”我姑妈说。

“这我知道，”伊丽莎说。“我再不必给他端牛肉茶了，还有你，夫人，你也不用再给他送鼻烟了。啊，可怜的詹姆斯！”

她停下来，仿佛是回忆往事，然后又像把一切都看透了似的说道：

“告诉你吧，我注意到他后来变得有些奇怪。每当我端汤给他时，总发现他常用的祈祷书掉在地上，他自己往后靠在椅子里，张着嘴巴。”

她把一根手指放在鼻子上，皱起眉头，然后接着说：

“可是不论什么情况，他总是说，在夏天过去之前，他要找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坐车出去，好去再看看爱尔兰镇我们出生的老家，而且要带南妮和我一起去。假如我们能在减价的日子租辆新式马车，就是奥鲁克神父对他说过的那种没有噪声的胶轮马车——他说，在去那里的路上，从约翰尼·拉什的马车店里可以租到——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三个人一起乘车去。他一直想做这件事……可怜的詹姆斯！”

“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我的姑妈说。

伊丽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然后她又把手绢放回口袋，呆呆地望着空空的壁炉，好长一会儿没有说话。

“他这人总是过于认真，”她说。“神父的职责对他太重。而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说又坎坎坷坷。”

“是的，”我姑妈说。“他一生不得意。这你可以看得出来。”

小屋里一片静寂，乘此机会，我走近桌子，尝了尝我那杯雪利酒，然后又悄悄地回到屋角我坐的那把椅子。伊丽莎似乎陷入了沉思。我们不无敬意地等着她打破静寂。停了很久，她才慢慢地说道：

“这全是因为他打碎了那只圣杯……那是事情的开始。当然，人们说这算不了什么，因为杯子里什么都没有，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说是那个男孩的过错。但可怜的詹姆斯却非常不安，愿上帝怜悯他！”

“真的是那样么？”我姑妈说。“我听到了一些……”

伊丽莎点点头。

“那事影响了他的精神，”她说。“从那以后，他就开始郁郁寡欢，不跟任何人说话，独自一人到处游荡。结果，有天晚上，人们有事找他，可是四处都找不到他。他们上上下下地寻找，然而哪里也看不见他的人影。于是教会的职员建议到小教堂里去试试。这样他们便带了钥匙，将小教堂的门打开，那个职员、奥鲁克神父，还有在那里的另一个神父，拿着灯进去找他……你会怎么想呢？他竟然待在那里，一个人摸黑坐在他的忏悔隔间，完全醒着，好像轻声地对自己发笑。”

她突然停下来，好像要听什么似的。我也侧耳细听；可是整个房子里没有任何声音。我知道，老神父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与我们看他时一样，带着死亡的庄严和痛苦，一只无用的圣杯放在他的胸上。

伊丽莎接着说：

“他完全醒着，好像对自己发笑……那时，他们看见那种情形，当然会觉得他出了毛病……”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等。本文是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第一篇，因主题思想较为隐晦，《姐妹们》一篇一直很受学界和读者的关注，有着颇多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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