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对歌剧的影响（当卡门来到古巴）

1875年，法国作曲家比才将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的代表作《卡门》搬上了巴黎的歌剧舞台。虽然当时的观众不是很能接受这部歌剧的现实主义、现代性和强有力的叙事手法，但同时代的作曲家一眼就能判断出其伟大之处。柴可夫斯基评价称：“从各种意义上而言，这都是一部杰作！我坚信在十年后，《卡门》将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歌剧！”

柴可夫斯基的判断没有错。在今天，《卡门》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其中著名的咏叹调《哈巴涅拉舞曲》和《斗牛士进行曲》即便是一些平时不听歌剧的人也能哼出旋律。而当这出歌剧被移植到音乐剧的舞台、故事背景从19世纪的西班牙转移到1950年代革命前夕的古巴时，又会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演出开始前，一面巨大的古巴国旗垂挂在舞台正中央。演出从一阵颇具韵律的鼓点而始，浓郁的古巴风情霎时扑面而来。国旗落下，身兼先知、女祭司、故事叙述者数职的“夫人”在开场白中讲述着关于命运、革命、爱情与死亡的故事，将我们带领到古巴东南部圣地亚哥的一间雪茄工厂。此时的卡门是雪茄工厂女工，一如既往地能歌善舞、性格泼辣，又带有某些俏皮邪恶、能瞬间点燃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妒火；何塞是驻扎在附近的政府军士兵，虽然有乖巧可人的未婚妻但不可抑制地被卡门吸引；斗牛士埃斯卡米里奥成为了拳击手艾尔·尼诺，自信从容地俘获了卡门的心。在古巴革命的枪炮声中，三人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

从2016年巴黎夏特勒剧院（Théâtre du Châtelet）首演到今年的欧洲巡演，西班牙语音乐剧《卡门·古巴》（Carmen la Cubana）收获了压倒性的好口碑。该戏在伦敦以艺术高度和苛刻评论著称的沙德勒之井剧院（Sadler's Wells Theater）连演三周，一票难求，沙德勒之井剧院艺术总监兼首席执行官Alistair Spalding评价称：“这部剧融合了美妙的歌剧、杰出的歌手、优秀的音乐家，以及非常有古巴特色的伦巴、恰恰恰、萨尔萨舞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表现在了一场盛大的演出中。”12月12日起，《卡门·古巴》作为上汽· 上海文化广场2018年首部年末大戏，首次来到亚洲，演出将持续到23日。

从《卡门》到《卡门·古巴》：当比才的歌剧披上古巴文化的外衣

将《卡门》搬上音乐剧舞台，源自音乐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伦肖（Christopher Renshaw）的个人兴趣。这位曾执导了《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的知名英国导演受多萝西·丹德里奇（Dorothy Dandridge）主演的1945年歌舞片《胭脂虎新传》（Carmen Jones）的启发（该片将《卡门》的故事搬到了二战期间的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想将《卡门》的故事改编为拉美版本。伦肖本人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与文化也非常感兴趣，2013年，他在游览哈瓦那时被朋友乔恩·李（Jon Lee）带到了当地的巢穴餐厅（La Guarida），被那里的音乐、舞蹈和建筑深深吸引。几乎是立刻，他就决定了要把卡门这个故事带到古巴，创作一部新的音乐剧。

“（伦肖）认为，卡门的故事很有拉丁风情，因为她是如此感性，如此忠于自我。特别是在这个（音乐剧的）版本里，她热情奔放，具备拉丁文化——特别是拉丁女子——的所有特质。”《卡门·古巴》副导演马修·科尔（Matthew Cole）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在创作过程中，伦肖找到了一位很好的搭档——阿列克斯·拉卡莫（Alex Lacamoire），后者曾凭借音乐剧《汉密尔顿》《致埃文·汉森》《身在高地》的编曲获得三座托尼奖以及两座格莱美奖，并曾凭借《芝麻街》提名艾美奖，是目前百老汇最炙手可热的作曲家。更重要的是，拉卡莫拥有古巴血统，熟稔古巴音乐风格，对推广古巴文化有同样的热忱。

伦巴、曼波、萨尔萨、恰恰恰——我们在《卡门·古巴》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古巴音乐的热情奔放。一支由14人组成的拉丁乐队被直接放置在了舞台后方，他们不仅为该剧的音乐赋予了鲜明浓烈的古巴灵魂，还是叙事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第二幕中，卡门来到哈瓦那“黑猫赌场”寻欢作乐，在曼波舞曲标志性的“4/4拍”节奏中，一边扭动腰肢大展歌喉，一边俏皮地和乐手们调起情来。“巴塔鼓、康加鼓，加上钢琴、小号和长号，创造了这种具有巴西风味的音色。当然，还有具有非洲-加勒比特点的节奏——基于伦巴和曼波，该剧的音乐也反映了古巴音乐的非洲影响。”科尔表示。

有意思的是，古巴音乐还具有如爵士乐一般的即兴发挥的成分，因此每晚的音乐都有可能和之前有些许不同，“今天晚上你看演出，也许会突然发现，‘哦，小号的旋律和前一晚完全不一样嘛。’这是古巴乐手的表演方式，他们有即兴表演的爱好。”

然而，如果你仔细分辨，会发现比才的旋律依然存在。当卡门用《哈巴涅拉舞曲》登场魅惑众生、拳击手艾尔·尼诺用《斗牛士进行曲》的旋律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常胜无敌时，熟悉原作的观众或许无法忍住某种心领神会的笑意——熟悉的歌剧旋律披上古巴音乐的特殊律动感，让人不禁想要一同舞起来。剧中也有更加忠实反映原作的唱段：何塞在第一幕中对卡门述说衷情的《花之歌》，以及何塞未婚妻玛丽露在第二幕中祈求挽回爱情的《我的何塞》，都体现了比才歌剧中的男高音和女高音的风格。

熟悉比才原作的观众或许还能找到作曲家隐藏在旋律中的“彩蛋”，第二幕中卡门在“黑猫赌场”演唱的那首曼波曲其实也是向比才致敬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阿列克斯和克里斯托弗想为第二幕中卡门到赌场里偶遇艾尔·尼诺的场景创作一首盛大的歌曲，他们找到了比才原作中的一个音乐旋律，阿列克斯只用了其中的一小个片段，四小节的内容，把它变成了一首完整的曼波舞曲。”柯尔补充说明，比才的音乐元素被忠实地保留在了《卡门·古巴》中，除此之外，原作歌词的很多内容经过翻译和现代语言的调整，也出现在了音乐剧中。

音乐剧中的舞蹈也值得一提。事实上，《卡门·古巴》最精彩的部分或许就是几个群演片段。舞蹈演员们的身体里仿佛流淌着音乐的血液，在旋转、扭臀、跳跃中呈现出加勒比地区舞蹈——特别是伦巴和曼波——动感、灵动的特点。

从主演、乐手到群舞演员，《卡门·古巴》的每一位表演者都是土生土长的古巴人，这让这个设定在古巴的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我认为他们真的很好地反映了卡门这个人的特质，她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令人振奋，这也正是古巴人的特点，”柯尔说，“他们丝毫不害怕表现自己，也不会隐藏自己对爱的渴望。如果他们爱一个人，他们就会说出口，而不是退缩。我认为这也是这一个版本的卡门的特点，不过整支古巴人的团队都给你带来了这种感觉。因此当他们跳舞的时候，舞蹈中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当音乐家们演奏的时候，音乐中也有一种自由的感觉。这让整场演出鲜活了起来。”

柯尔笑着回忆剧组在哈瓦那排练时的场景：走在街上，音乐家突然拿起小号开始吹奏，一个舞者就着旋律开始跳舞，十分钟后，你就会吃惊地发现整条街的人都在跳舞、奏乐，欢乐气氛从一个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一直蔓延到整条街。“这千真万确，绝对不是只在电影里出现的场景！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文化熔炉与革命圣地：古巴能再次对世界文化施加影响力吗？

既然《卡门·古巴》的故事发生在古巴，那我们不妨也来谈谈这个国家。

第一批在古巴定居的人很有可能是来自南美洲的三个土著民族，泰诺人、阿拉瓦人和西波内人。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这个加勒比海岛被纳入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版图，大量原住民被迫离开古巴，欧洲、南美和亚洲人来到这里定居，建造城市，发展经济。哈瓦那从1552年开始就是古巴的首都。1592年，这个由西班牙人建立的港口被赋予了纹章和名称——Ciudad（西班牙语“城市”之意）。作为热带地区贸易枢纽，哈瓦那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很快成为了新世界的重要城市之一。如今，哈瓦那拥有200万人口。

除了自愿前来的定居者以外，古巴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曾是非洲黑奴（奴隶制直到1886年才彻底废除）。18世纪以后，随着糖、咖啡、烟草等作物的耕种，外来奴隶的数量骤增。他们在位于该岛内陆的种植园内从事艰苦的工作，卡布里多斯（Cabildos）因此成为奴隶们的聚集地，宗教和音乐融合了大量外来元素，从那里开始蓬勃发展。

正是因为外来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古巴成为了一个文化熔炉。古巴音乐受到非洲、欧洲和拉美文化的影响，包括颂舞、曼波、伦巴、恰恰恰和萨尔萨在内的许多音乐和舞蹈类型都发源于此。古巴最重要的宗教萨泰里阿教（Santería）结合了西班牙天主教和西非约鲁巴教的特点。信徒需全身着白色，如果你前往古巴，能在大街小巷看到许多身穿白色衣服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萨泰里阿教信徒。

《卡门·古巴》中的一首原创曲目《和着我的鼓点》展现的就是萨泰里阿教的仪式。饰演“夫人”的古巴国宝级歌手、格莱美奖和艾美奖得主阿尔比塔·罗德里格斯（Albita Rodgíguez）化身祭司，在白衣舞者的包围下主导着仪式，这亦是整场演出中最有古巴风味的一个片段。“（萨泰里阿教）通过仪式达到某种着魔的状态，人们相信在这种状态下人能够与神灵直接对话。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宗教仪式元素，比如说水和鲜花，在演出中我们能一睹其风采，这是古巴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阿尔比塔饰演的‘夫人’不仅是剧中的叙述者，也是对卡门、何塞和艾尔·尼诺的一种警告，‘小心你的恋爱对象，小心你的爱情将会让你置身险境。’”柯尔说。

在1868-1880年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战败后，古巴在美国的帮助下，于1898-1899年的战争中首次脱离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并于1902年正式独立，成立古巴共和国。然而在独立后，这个孱弱的岛国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美国的控制之下。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古巴政权非常不稳定，反叛、政变和军事独裁时时发生，美国甚至有段时间对古巴实施军事占领。士兵出身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于1940年至1944年当选古巴总统，于1952年再次当选，在通过军事政变攫取权力后废除了总统选举，开始了独裁统治。

虽然巴蒂斯塔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但开始独裁统治后，他就将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弃至一边。古巴失业率高居不下，基础设施严重匮乏，更引起民怨的是政府从集团犯罪中谋取大量私利，还仍由美国大企业控制古巴经济，特别是蔗糖种植园和其他资源。

1953年7月起，对巴蒂斯塔政权的反抗从农村地区开始发展，游击战时起彼伏，拉开了“古巴革命”的序幕。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他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以及阿根廷学生切·格瓦拉（Ché Guevara）是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1959年12月31日，革命军夺取政权，流放了巴蒂斯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卡门·古巴》的故事发生在古巴即将发生鼎革之变的1958年，革命军已经赢下了关键性的圣克拉拉战役，向首都哈瓦那进发。剧中，这一消息传到了哈瓦那，人们在街头游行，革命一触即发。然而有趣的是，革命背景似乎就这样浅尝辄止，并没有渗入主角们的行为和思想，没有人流露出任何明显的政治立场（即使何塞其实是巴蒂斯塔政权雇佣的士兵），甚至连本应和革命军作战的士兵们也站在雪茄厂外对女孩们说着黄色笑话，连支枪都端不好。

“剧情的确和1958年处于革命前夕的古巴只有松散的联系，”柯尔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并指出剧中对当时的古巴政治背景暗示性最强的一对角色，“不过剧中的人物被允许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无论是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展现了这种选择对他们的意义。特别是剧中对艾尔·尼诺和基德牛仔（Kid Cowboy）的刻画。艾尔·尼诺忠于自己的古巴血统，基德牛仔却变节投身美国，沾染了美国人的做派。我认为我们为这部剧的背景创造了一种戏剧性张力，这种大环境中蠢蠢欲动的巨变让这个爱情故事更加震撼人心。我认为剧中的古巴人非常支持古巴，也希望忠于自己的国家。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他们都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感到深深的自豪。”

或许有些讽刺的是，政局不稳、经济上被美国控制的古巴恰恰因与外界的贸易和交流而实现了文化的蓬勃发展。在20世纪，多数文化都卷进了音乐革新的浪潮，那些大型、开放的文化尤其如此。包括开罗、拉多斯、里约热内卢、前卡斯特罗时期的哈瓦那在内的第三世界音乐中心，都是欢迎来自国外的新理念与技术的、具有异质性和世界主义的城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创造性破坏》一书中指出，1950年代是古巴音乐最有活力的时期，同时也是古巴向外部世界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当时的古巴按照加勒比海标准是相对富裕的国家，在拉美仅次于阿根廷。来自美国的资本和游客资助、帮助创造了新古巴音乐的大乐队、跳舞俱乐部、音乐厅。古巴的大众媒体不仅不断向当地民众推广古巴音乐，也帮助艺术家们接受西班牙、北非和非洲的影响，这得益于古巴超高的收音机和电视机普及率——接近90%的古巴家庭有收音机，全国有超过20万台电视机，排全球第9。

另外，古巴积极的文化出口也在反哺文化发展。国际拉丁音乐以源自古巴的萨尔萨、伦巴、恰恰恰等舞蹈音乐为基础发展；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古巴音乐在东非和中非有着支配性影响，古巴借助这些市场来资助和改进它的本土音乐风格。

卡斯特罗政权建立后，古巴一开始同东欧集团站在同一阵线，不过从1990年代开始越来越转向西欧和美国。如今这个对外封闭了几十年的岛国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卡门·古巴》再一次证明了全球化对推广、发展本土文化的积极作用——优秀的百老汇导演、编剧、作曲，搭配全古巴人阵容的表演者，为全球观众呈现了一部忠于古巴文化和传统、又有出色叙事和音乐的作品。

柯尔表示，参演的古巴演员都是在古巴顶尖艺术学院毕业的专业艺术家，个个才华横溢，然而可惜的是，在古巴国内，他们鲜有施展才华的地方。“只有像《卡门·古巴》这样的剧才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古巴，向世界展示他们是谁。我认为古巴正在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它在更积极地对外界打开大门，向外界展示自己，输出自己的文化，就像很久以前它曾做过的那样。”

（音乐剧《卡门·古巴》于12月12日至23日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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