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华执笔泪长流爸爸 执笔泪长流

父亲的手

题记：亘古常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

——席勒

一

清理衣柜时找出一只手套。很普通，单位发的劳保。普蓝色，绒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我说：“是父亲的。”先生不解，“另一只呢？” “就一只！”“怎么会？”我还是强调说只有一只。

缘于父亲不一样的两只手。

右手：粗壮、厚实、布满老茧，呈褐色，一看就是常年做事的那种；左手：纤细、柔嫩、白生生的，像京剧演员的兰花指，也是一看就明白，给人看的。记事起，父亲这双和别人不一样的手就在我眼前舞动。尤其是左手。置于胸前，随时带着手套。手套厚薄不一，视季节的变化。夏天是线织的，春秋天变为绒布，冬天完全盛装：最里面是夏天常戴的那个，外面套一母亲亲手织的毛线手套，最外面还要围一层棉手套，棉手套开始是两层布里面絮着棉花，后来父亲老了，棉花换成了羊毛、甚至狗毛。这个形象固定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有气息。后来干脆被彻底意念化了，第一次想到是手，第二次念及则觉是一尊石像。

母亲说父亲的左手曾经受过伤。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部队转业到了青海省水利厅，安排在某勘探队当队长。那时候的父亲有的是为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雄心和壮志，把这份工作看成了部队上的带兵打仗，带着一干人常年穿行在祁连山的沟壑里，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冲锋在最前面的人里总会有他。终于有一天，被一台叫做卷扬机的铁家伙将左手卷走。母亲说幸好关电闸的人跑得快，算是保留住了手的外形。但，从此残废，怕冷，怕得要命。

父亲的左手成了一张提前朝向另一世界的面孔，一颦一笑都是一个苦役犯饱受磨难的灵魂，命运好像要以这一外形象征，标示我们一家不可抗拒的宿命。

最害怕北风呼啸的日子里父亲去买菜。回来时左右不一样的风景至死难忘：右手，裸露着。提一硕大网兜，冻得已经僵硬的手指被勒出一道深深的印痕；左手，包裹得像个大棉猴，正在胸前酣睡。姊妹们赶紧上前，帮父亲取下手里的重负，责怪道：“怎么不带手套？”“不冷！”“都冻成这样了，还不冷？”那一刻，恨不得跪下来，一辈子为父亲戴手套。

时间一久，都明白了。于父亲，手套，时时刻刻都需要。但，不多，一只就够。

左手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守护神。属于还是不属于其分内的事情，悉数交给了右手。与其说父亲有一双手，不如说父亲有一只手。“我们就是父亲的另一只手”二姐曾伤感地和我说。后来我经过一番思考，认为父亲这只什么事不做、什么事也做不了的手是一圣手。它可以打开天堂的大门，可以拿右手当玩具……像是洞悉了一切。只要轻轻一动，家里的所有，都活跃起来。

右手的负担虽然重了点，但有了左手的庇护，干出来的活儿一点也不负众望。我幼年时，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抓革命促生产”、“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口号铺天盖地，该休息的日子都被工作占领了。没有娱乐活动，超负荷的劳作几乎让人发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外界的诱惑少，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些事情。我父亲就是这样，把精神搞得和肉体一样地，集中精力搞家庭建设。下班后琢磨的问题都是：冬天到了，可不可以自制土暖气，免得孩子们受冻；少花、或者不花钱，怎么可以有一个舒适的沙发……偌大的铸铁管，父亲的一只手和二姐的两只手，一人抬一头，铸铁管便牢牢地固定在了墙上，再用那只右手一点一点地漆上油漆；从单位修理厂找来废旧轮胎，在观战的孩子中叫出一个最牛的，扯着那个弯曲着的橡皮，还是那只右手，一点一点地裁剪。没几天，沙发也有了……

有了父亲这双手，整个家庭就生气盎然。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做饭用的煤灶都是风箱，做饭时需要两个人，一人在灶台上忙碌，另一人坐在旁边，一手把着风箱上的把手鼓风，一手往灶膛里添加柴火或煤块等物。浪费人力不说，遇刮风或下雨天气，不是烟向厨房倒灌，就是生不出火，满厨房的烟气熏得人睁不开眼。对自己的干劲比对财富更钟情的父亲，发明了一种利用外界风力自动助推灶膛火势的炉灶，名“抽风灶”。叫来我和二姐，搬砖、和泥……左手平静地指挥着那只灵活的右手，大概是用了一天时间，“抽风灶”砌成了。大姐像过节一样站在高高的炉台上潇洒地做成了一顿让整个家庭都能感觉到摆脱了旧日子束缚的晚饭。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个炉灶砌得非常成功，尤其要感谢起风的天气，风势越大灶膛里的火势越猛烈。

谁都想不到，残废了的李光华居然用一只手创造出了一种新炉灶。这一做法，好似一道光线，启迪了周围的许多人，我们家很快便被参观学习的人填满。一到周末，大姐的做饭就成了表演，父亲也因此成了邻居、单位同事家里的座上客，一到休息日就见有人邀请。我经常看见父亲把介绍经验当成了做报告——神采飞扬的，一双慈爱的眼睛一直在笑。我后来一直在想：咋就没有申请个专利呢？不然，今天的我们该有多么富有。

二

父亲身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气息，可以使家庭里的五脏六腑有秩序地行动起来。我总在想，一定是父亲的手与我们家有一种先天的和谐。左与右，无为与有为。化成无数的父亲，遍布于我们家的每一个角落。

许多年来，无所不能的父亲，一直让我们活得乐呵呵的，一直以为灾难对父亲无能为力。可我们忘了：岁月和人事有的是摧毁一切的本领。何况，父亲的身体也是用血和肉铸成的，受了伤，便意味着打断了筋骨。我早该明白，父亲的伤已浸入骨髓。从身到心，破坏了原有的平衡。

先说身：

为解决怕冷的问题，曾想过多种办法，效果都不佳。但父亲疗伤的信心一点没减。自我记事起，就经常看见父亲服用一种很特殊的药。药呈黑褐色，和我常见的中药丸颜色一样。但不是丸，一大堆，盛放在一个很大的菜盆里。有点奇怪，菜盆也是普蓝色。父亲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服药。剜一大勺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大嚼起来。这时，父亲的眼睛里常常会有一道目光闪过，是什么，我说不清，但确有一种难以描摹而又深邃沉滞的味道。给我的感觉是“药丸”的味道好极了，可以和“大白兔”媲美。看见父亲的幸福样子，我好像也有了可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快乐感。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趁父亲不在家，偷尝了一小口。“哇！”全吐了。黑乎乎的“药丸”刚进口，便本能地想呕...... “大白兔”，做梦去吧。

“药丸”一直在吃，身体却不见好转。开始，发冷只是左手，后来渗透到全身。左手的圣相已不再那么庄严，右手也不再那么灵活。没有电热毯的时候，家里唯一的狗皮褥子一直铺在父亲的床上。才五十挂零，头发已呈灰白相。每到冬天，父亲都喜欢长时间地坐在火炉旁为我们烤饼，喷着香气的“锅盔” 在那只不够灵活的右手中被翻过来再翻过去。那形象，感觉就像一座孤零零的老屋，失落在满目凄凉的乡下。我后来推断，一定是可恶的“药丸”，满载着另一个世界的信息，一点点地往我们家渗透。

再说心：

母亲说自那次左手被卷进机器后，父亲就不能出野外了。但丝毫不影响父亲指挥战斗，年终的成绩照样骄人。评先，当很多人都在力推父亲时，出现了杂音，“李光华战绩辉煌，队员们得到的福利也不错。那是因为李光华脑子里只有小家，没有大家。私自带人到老乡家里买花布，不经单位同意，私下分给了自己的队员。……这种吃小锅饭的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所以，李光华的残废也是自私的结果”单位领导开始调查父亲，父亲一怒之下，辞去了队长职务。

父亲变成了一百姓。但父亲承揽了大部分工作。我清晰地记得，他所在的那个库房，每年年底都要对账，办公室几个人，每人抱出一摞账本，别人的桌上只有几本，唯父亲的案头，小山一样……我看到的结果是父亲的人缘特别好。年轻的，初来的，业务不够熟悉的，都喜欢找父亲讨教。下班后经常有人邀请父亲去其家里小坐。几乎是同时，有人找父亲谈话，说计财处缺一处长，可不可以出山，父亲摇摇头；物资处的库房缺一库长，当个库长总可以吧？父亲还是摇头。母亲说，父亲铁了心只做百姓。

不仅对自己，还有我们。

我读高中分文理科时，文与理的成绩都很好，父亲却没有任何考虑地替我选了理科。说“文科，将来都是做官，大起大落的，不好。”我的女儿长大后，每说起此事，都是咬牙切齿的,“你干嘛不把理科整瘸点，外公就没有办法要求你学理科了。我也可以沾点你读文学的光。”

家里几个孩子，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书却是一定要读的。对于每个人的读书父亲都做了周全的安排。大姐学医，二姐电焊，我还没有读初中便拿起了父亲在部队当教官时教那些大人们的教材，记得是本数学方面的……

那年月，休息日不多，但我们还是渴望着，尤其盼望放寒暑假。但盼归盼，现实归现实。大假来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结束梦想的时候。心花怒放的我们多半都要被父亲用早已准备好的凉水将蓄谋已久的热情遽然降至冰点。父亲对我们的活动做出了诸多限制：不允许走得太远，不允许与外面的野孩子玩耍，不允许回家太晚，不允许和外人出去旅游……有时干脆将我们反锁在家里。我长大后去西安读书，同学们问及青海湖、鸟岛时，我均以“没有去过”告知。同学则以十分夸张的眼神回复我：他们不信。

生的路很多，却都没有走上父亲为我们设定的路。学工的，做了领导，且有官越做越大的意思；学理的，舞弄起了文字，也是欲罢不能的样子……

许是身和心都憔悴了，父亲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年岁愈大，愈呈现出加速的态势。眼睛里长白内障了，牙齿整排整排地换成了假的……一切都那么真实，真实到我随时都能在父亲、自己、乃至身边的任何人身上找到些悲剧元素。好像，每个人的身后都是地狱。

唯一能让我认为上天恩赐的岁月可以不受限制的事情只有一件：父亲遇到早年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话特别多，也特别容易激动。那只褐色的右手又变得粗壮起来，每到亢奋时，总能看见它在空中有力地舞动。无论是听不懂谈话内容的幼时，还是可以找到诸多证据驳倒父亲陈旧论点的今天，我总是一脸崇拜地望着父亲，觉得这才叫军人——英姿飒爽的那种。我也特别喜欢这样的时刻。感觉，里面包含有妙不可言的期待。眼睛看着的，手里握着的，都是父亲的手。这时我常常会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觉得真正的父亲并不是现在的他，而是明天的他。

一只手套，表达的是残缺，教导了父亲，也感染了我。成人以后，但凡遇见一可心的男性，我都要首先端详一下他的手：左手、右手，确定没有受伤，才会觉得找到了一个安全港口，和对方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到今年，正好二十三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丧父的痛苦并没有衰老的迹象。每一次被触发，都像是重新经历一场痛不欲生的风暴，震撼、摧折、扫荡着心灵深处的一切，乃至被连根拔起。姊妹们都说，该写写父亲了，否则……

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超过女儿看见自己父亲的一只手套时心中醒来的思绪。如果这是年深日久、饱蘸了父亲身上所有气息的，就更是如此。只有一只，于我们是不可能用来穿戴、抑或御寒的。但见了，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冲手套笑，和手套说话。这时，周围一切，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

去世

题记：人生的突变有谁能说得清楚，也许就是一永恒的运动。一旦跌入，便不可能抱什么希望，但我从来就没有想着绝望。

从1990年始，永远地记住了一个日子——11月13日。却不敢触碰。一面是集中在父亲身上的一切苦难，一面是降临在我们家的全部悲伤。好像有一只可怕的手，将我们突然拨向命运黑暗的那一头。

一

收到父亲病危电报的时间是1990年11月2日，上午。我正在上课。收发室的蔡老师没敢惊扰，站在教室门外候着，一直到下课铃响。“父病危速归”，仿佛一颗炸弹，当胸被撞了一下，一下便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折断了。无边无际的黑暗铺天盖地地向我扑来。一边在心里感激着蔡老师，一边像个疯子，冲到正在成都某工地上班的先生面前。先生什么话也没有说，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跟我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病危，危险到了什么程度？”“不要胡思乱想了，不会有多严重的……也许是父亲太想你了。”“父亲真的会想我吗？”解答还未开始，新的问题又至。“不会是癌症吧？”“哪有你这样想问题的哦？”……

近一年了，父亲终于给了我消息。

朦胧的预感，不愿承认的现实，已经意识到的可能将人紧紧攫住。走在路上，前面、后面、头上、脚下，似乎都是深渊。很多时候，造物主并没有想着顾惜人的思想和感受，打乱你的一切行动，让一切不复存在，却又继续存在。

一路上，我根本就是一现代祥林嫂。啰啰嗦嗦，唠唠叨叨，但都具体在同一事件上。急切地问着问题，又害怕听到问题。忐忑、不安、六神无主……是我们从德阳到西宁几十个小时心情的全部。

到家啦！迎接我们的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冷漠。

客厅里，坐着两个人，大姐和大姐夫。但一片死寂，好像他们两个一直就没有说过话。大姐大着个肚子，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大姐夫也像是没有看见正在进来的两个人。正想问大姐：“有孩子了？”脱口的却是：“妈呢？”“上班去了！”“哦！”卸下重负的我，立刻有了疑惑，正要质问大姐为什么骗人，豆大的泪珠一连串地从大姐那双好看的眼睛里奔泻出来，“肝癌，没敢告诉母亲。”阴沉的声音，到了我这里却像碰了火，所有的感官本能地缩了回来。看得出大姐已经悲伤很久，僵硬的面庞陷在一片没有尽头的空虚里。大姐夫用一只手小心地护着大姐的身子，另一只手在自己眼睛上轻轻擦着什么。造孽啊！肚子里还有孩子呢。脑子里闪出一渴望，我要见父亲！马上！

病榻中的父亲被姐姐们送进了青海省第一人民医院。说是青海最好的医院。病员特别多，哪里都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与我们等待着的事情极不协调。

父亲的病床就在过道上。远远地看见了，几个输液瓶高悬在父亲身体的一侧，二姐正伏在床边打瞌睡。

如果事先没有病危、肝癌这些透进心魂的鬼魅词眼做铺垫，那个场景其实一点也不可怕。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并不像传说中的肝癌病人。狂叫、怒吼，甚至打破窗子跳楼。很安静。虽然很瘦，也很虚弱，但和任何一次父亲住院没有什么区别。

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心情似乎也放松了不少。“艳艳（yan发三声）啊！”唯父亲所特有的川音由远而近。就像读大学时，父亲去福建疗养、专程去西安看我一样。穿着件老羊皮做里子的大衣，见我从教学楼出来，一路就这样叫着。同学王景怀对此一直刻骨不忘，毕业时的留言都是“你对长辈的爱是那样热烈，因为那是人世间最高尚、最仰慕的感情的爆发……”觉得我要伏在父亲的臂弯里了，“爸！”然后仰望着父亲那双爱笑的眼睛。但那天，父亲没有叫我。灌入耳中的是姐姐们征询的声音：“爸，老三回来了。原谅她吧！”一滴泪水从父亲微闭着的眼中渗出。我却觉得看到的就是父亲那双正在笑着的眼睛。一哆嗦，身体摇晃起来，眼看两条腿要跪下……立刻招来了姐姐们严厉的责备，“爸妈都不知道得的是肝癌。为了瞒过父亲，专门选了这样一个病区，你看看，周围都是胆囊出了问题的病人。父亲一直以为他是胆囊炎。你这样做，想告诉父亲什么……”

真的！旁边病床的人都面带着喜气，谈着琐碎的家务，谈着市场的行情……。一女孩，好像已经在这里陪护了很久，一眼就认出了我是新来的，带着一脸的友好，“这个病没事的，很快就会出院……”

大姐既是老大，同时也是我们家唯一的医生。在我当时的眼里，她说的话就是圣旨。不胡乱说话，坚决控制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是她的要求，也是我给自己下的死命令。

明明是在参加生死决战，却还要装得什么事情都没有。也许，连一个忏悔、赎罪的机会都不会给我。宇宙，万物，可怕如斯。抬眼向窗外看去，发现天上什么也没有，窗内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携着片片的阴影，表象，真实，全都加在其中，向我们家预报着灾难将临。

二

晚上回家见到了母亲。母亲还是和过去一样，风尘仆仆地下班回家，吃了饭，便织起了毛衣。见我回来了，免不了要和我叙叙家常。许是无意，但在我当时听着却是话里有话：“你爸爸这一辈子就是想回四川，我根本说服不了他。我想等他病好了，就请假，陪着他，一起去你彭山叶伯伯家……”可能这样的唠叨已经听多了，憔悴不堪的姐姐们像是没有听到，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

母亲的话让我打了一个激灵，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什么。这时的大姐似乎存了心，既像自语，又像对我进行宣判：”父亲的病一发现就是晚期，已经做了CT横断扫描，肝细胞全部癌变，无法手术，无法治疗，唯一就是……父亲最多能活到月底……”大姐好像突然变成了一恶魔，将那只可怕的手搭在我的肩上，钢一般的锥子，一针针地扎进我的心里。而后命令：必须冷静地观望地狱。

也就说父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不足一月。一个月！意味着什么？姊妹几个，个个嘴里结结巴巴的，模模糊糊吐出些短语，好似从墓穴里发出的惨叫。突然，我明白了什么是劫难。莫非，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上帝的事情，或者根本就是我，对不起父亲，对不起家人。推下一大石，大石上还带着利爪。

预料中的事，可当它具体地降临时，我们还是被击打得晕头转向。掳走父亲，令人不再感到脚踏实地，却着实感受到了另一种现实。

雨果说：“自言自语是心灵的火冒出的烟”。我能理解大姐此时的心情，为前事不安，为后事担忧，是她的责任。我突然觉得：父亲此生所隐忍的，经受的，抛弃的，无法释然的，好像都变成了无。无声无息，消失了。而大姐此时正带着我们向这一无所有走去。深深的内疚，幽灵般缠绕着我。上帝啊，如果你有心惩罚，就惩罚我一人吧！

开始时，父亲一直坚持着不要人夜里陪守。可是没几日，就由不得他了。进食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消瘦。经常是一走进那条长长的过道，便首先看见了父亲那双陷在两个深坑里的眼睛。整天挂着输液瓶、大的像楼草耙一样的右手令人不解地连在细细的、从顶端到中间一样粗细的长胳膊上；左手，盖在被子下面，一直未见有什么动静，我也没敢要求看。父亲昔日的老友一走进，便泣不成声。壮硕的身体，一颤一颤的，好像半掩在冥冥的风中。

守在病床边的日子就像困在囹圄中。我无法平心静气地看着父亲，也无法在父亲面前装出自然和平静的样子。一走到父亲的病床前，眼前就模糊了。想到既没有办法延长父亲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减轻父亲的痛苦，就有一种负罪感_____痛苦、流泪、无可奈何，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经常就是带着恐怖的心情望着父亲，并带着更加恐怖的心情等待着。当然，盼望奇迹出现的时候更多。

癌症不是个艺术家，却是个无所不能的恶魔，还会变换着招式。

想象中，被病痛折磨的父亲因为触到行刑斧子时，尖锐的疼痛足以让他失却作为一个正常人时的镇定。比如肌肉抽搐，面孔变形，狂吼大叫等。为此，大姐准备了足够多的杜冷丁。奇怪？什么都没有发生。父亲一直平静地躺着，只是那接近死亡的身体特征更加明显：尖尖的肩膀，单薄的胸腔……肚子隆起着，开始还有柔软的感觉，后来逐渐僵化，直到坚硬无比。虽然盖着被子，仍能感觉出父亲身体的变形。大姐说父亲的病在医学上叫做弥漫性肝癌，特点是病症一出现，便呈弥散状，每个细胞都是癌细胞，没有互相压迫的问题，所以肝痛的问题也不存在。但，临床上很少见。听罢，姊妹们都有些压迫被放松些的感觉，我却觉着命运这头野兽正张着大口，掘了一个大大的坟墓。但宣判死刑用的不是大自然的法则，而是按着人类的法则。

既非所愿，又非所知。终于有一天，父亲大睁着一双眼睛，开口说话了。从面部表情看，料是特别重大、特别要紧的事情，“小梅啊（我大姐），药是不是用错了，我怎么觉着不见有效果呢？越用治疗越难受。你是不是跟主治医生沟通一下，换种药，或者考虑中药……这种治法真要人命，难受死了。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便以为会有好转，可是到了晚上，更难受，又盼着第二天；第二天到了，还不如头天。到底是怎么了……除了难受，还是难受。”说着说着，眼泪早已将在场所有人的双眼蒙住，压抑的抽泣声和沉闷的捶胸声立刻响起。

理智上，父亲并不知道死亡就要来临；本能里，却时时刻刻向我们表演着死亡前的一幕。

都明白，此刻的父亲，已整个被痛楚包围。整个生命汇合为单一的痛苦感和摆脱痛苦的欲望。父亲的心中显然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痛苦引起新的欲望，欲望却无法由身体机能来满足和补偿，试图满足和补偿引发的又是新的痛苦，所有的欲望汇成一个，那就是死！我一想到此，浑身都在颤抖。

一切努力都变成了徒劳。诀别的时刻比大姐的预计提前了很多。

13日，父亲突然想说吃点东西。几近崩溃的二姐赶紧将耳朵贴到父亲的嘴边，清楚地听到父亲说想吃点梨。一点点地削好，一点点地送到父亲的嘴边，父亲看着像是换了一个人，很有滋味地嚼了起来，足有半个。哪知道大姐闻讯后脸色立刻变得煞白，“父亲没有时间了，得赶紧告诉母亲实情。”说此话时，我看见大姐的双唇在哆嗦。啊，惨不过生离死别。

母亲听到后，第一反应是呆滞，片刻，喃喃地蠕动出几个字：“这么说，你爸爸再也回不到这个家了？”说此话时母亲的眼睛正盯着天花板，那眼神，就像盯着棺材盖。

临终，就是大难临头。父亲虽然无法清楚地知道，但他感悟到了。悟到了也许只是闪电一样的东西，让他在那一刻的思维变得异常清晰。

父亲开始长篇累牍地说话了。从母亲开始，家里的成员，一个接一个，成绩、不足、放心的、不放心的、已尽的、未尽的，……完全是正常人的样子，甚至比一个正常人还正常。一个正常人觉得模糊的事情，在父亲那里感觉却越来越清楚。那样子好似一件在说话的雕像。人人都能感觉到，有个坟墓似的东西准备合拢了。

由于大姐有身孕，豪迈的大姐夫果断地做出决定：是男人的，全部留下；是女人的，全部回家。那晚，医院里的，家里的，全部将双眼圆睁着。人之将死，必然引起一些震颤，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

当父亲已经走了的消息传来时，大姐立刻缩成了一团，从座椅上滑到地下。接着，痛哭声犹如决堤的洪水……

嚎哭，变成了疯狂。悲恸，喧嚣着。模模糊糊地能感觉到另一个世界的样子，却又觉得到处是绝路。

忏悔

一

父亲不在了，是真的。像所有初涉人世、而又意识到自身特有的命途压力的人一样，突然有了意识上的觉醒：我变成了一瞎子。如果说过去我不知道黑夜是什么，现在明白了：黑夜是失落。

在此之前，我一直是通过父亲的眼睛来看这个厚厚的世界的。父亲就像一天神，只要在，很多繁难的问题都变成了易解。可是，此时的天上什么也没有，黑漆漆的，仿佛一只浓雾的盖子，铺天盖地，我在万丈深井的井底。行走在鬼影瞳瞳的幽冥中，给人的印象是黑暗扩大了恐怖。

父亲是彻底的四川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仅他的身体来自天府，精神气也交代给了那里。在他眼里，留乡者远比一个离乡者幸福许多。闲聊时，无论有没有外人，只要所论及的话题可以和四川沾上边，他都会自然地将与四川有关的话题拿出来作为主要谈资，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讨论变成了对四川的憧憬。在外漂泊几十年，一个像迷一样令人无法参透的事实是：回川，越早越好。自我能听懂事情起，脑子里就被四川如何好，地怎样肥、水怎样美，填满。基本不给你思考的空间，都是定论。在我们家几个姊妹的想象中，四川就是一人间乐土，此生能回到四川，无疑就是陶渊明终抵桃花源。时间一久，幻觉干脆被固定，再苦再难都没有想过换一个地方。今年夏初，韵红来我这里，见我二十年坚守在四川，有些不可思议。

父亲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县保和镇，爷爷以烤酒为生。后为了躲避抓壮丁那场灾难，父亲随大他很多岁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去了成都继续没有完成的学业。两个哥哥吃饭的来源是摆地摊和为有钱人家帮工。除了养活自己，还要供养那个正在上学的父亲。父亲的学业很好，高中毕业后，两个哥哥实在拿不出钱让父亲读大学，父亲便去了当时成都的大军阀（我不知道是不是杨森）家里做家庭教师。后成都解放，父亲义无反顾地穿上军装，投入到了抗美援朝的队伍中。

有一个问题——也许父亲至死也没有意识到。对他而言，四川就像一个随行的影子，虽然虚实相交，明暗相映，但都是触及心弦的。离开四川，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到青海后，父亲便患上了一种叫做思乡的病，症状不轻。临床表现是有点左倾，严重时左得厉害。后来我经过分析，认为：可能与父亲的左手受了伤这一事实有关。

劫走父亲左手的那个地方叫异乡——一个终日被冷风携卷着的极寒之地。“如果是在家乡，那么多先人的脚音，那么多淡淡的云烟……左与右根本不是问题。”我代表父亲如是说。

父亲随部队转业去了青海后，遇到了同是四川人的母亲。他乡遇故知。一对孤男寡女，依偎在雪域高原上，过起了在四川时的生活。不仅二人世界如此，他们还在外围构建了一个由四川人组成的王国。自我记事起，往来于我们家的好像都是四川人。见面说话三句不离“龟儿子”；围坐桌前，念叨的都是“回锅肉”……给我的感觉是，父亲走哪，哪里就是四川。

四川，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遥远而陌生。但因为听父亲说得多了，也会莫名地生出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不论在哪，我们的魂属于四川。

西宁那个城市，绝对是一个有着宽大胸怀，可以包容外来一切的城市。走在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个社区，你都能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说话再相异，都不会有人觉得不正常。如果遇到一四川人还会现出一些特殊的心情：四川人会吃！这样的定义，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给人多么崇高的感觉啊！因为是四川人，我们家的几个孩子见到北方佬时总有表达不尽的自豪感：“好吃不如饺子，多原生态！今天晚上我还要帮我妈磨汤圆粉呢……”生活中如果没有了父亲亲手做的酥肉、烧白和腊肉这些东西，简直就是白活。

当然，上述所说的都只是表象，背后的深刻含义是：父亲无时无刻都在怀念着那个富庶丰饶的地方。四川就是他的精神圣殿。可以说，父亲为了能在有生之年回到四川，做足了功课。

家里五个姊妹，父亲一眼就发现了我这个读书的苗子。用心培养，耐心浇灌，目的是以我为船锚，先抛到四川，然后举家回迁。

我读中学时去考重点，交通工具是一辆大吊车，载着我与父亲两人向学校进发；高考填报志愿，每个学校、每个专业都经过了父亲的严格审核；大学毕业，父亲动用了他在川的所有社会关系……

真是无限沧桑尽在不言中。层层叠叠的前因后果放在一起，就只有了挤压。一家人最沉重最高远的希望全部落在了我一人身上，真不知道会出点什么乱子！后来我一直问自己：如果父亲真的连人带心地回到了四川，就完全找到了心灵归宿了吗？如果不是，那又怎样？

唉！真是一本读不透的大书。

二

虽然从填报志愿始，一切就没有按照父亲设计的程序发展过，但大学毕业后，我还是如愿以偿地到了四川，具体供职的地方在N市。一家人的喜悦自不言表。也让父亲更加坚定了人生是可以计划的信念。欲达幸福的彼岸，一切都在你的努力中。

哪知道，这看似成功的一步棋，不过是命运为父亲蒙上的一层面纱。厄运在我们家周围早已做了巧妙的安排。

人是回了四川，但一切绝非父亲描绘的那样。一点也不美妙。许是父亲早年给我的虚幻东西太多，一下车就觉失望。荒僻的院落，懒洋洋的人……和原来经历过的两个省会城市相比，简直就是一个远离都市前沿的乡下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坚守着最陈旧的传统，固步自封，坚决排斥一切外来力量……我不喜欢这个地方！这是我报到以后最直接的反应。但我知道，已被父亲意念化了的天府永远都展现着人世间最神圣的景致。我感受到的一切，父亲既看不见，也不会相信。“没有文化，没有人文，连呼吸里都饱含着一股霉味的粗鄙之地。”只会被父亲认为是我的杜撰。

不仅自信受到重创，更重要的是没有同类、痛苦的思想斗争……长久的努力，最终竟是这样一个尴尬的结果，太捉弄人了。最直接感受是：自己被逐出了生活。

人在异乡的疏离感和越来越狭小的空间，让我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目的的赶路。就像一个躲避厄运的人，其实他并不知道何去何从。

一句话，定居四川我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物质条件。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只有单位配给我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单身宿舍——筒子楼里。在N市二中补习的弟弟周末还要住。可是，父亲已经等不及了。或者说上帝没有耐心给予父亲足够的时间。

像着了魔一般，仿佛是触不及防，催着、赶着，携母亲一起到了N市。积累了一辈子的乡思，让他义无反顾地向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走来。单身宿舍也好，寄住他人篱下也好，反正不走了……

关于人，很多的历程，其实都包含着很多鬼使神差的阴差阳错。

在我的坚持下，父亲离开了四川——带着绝望。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当时的眼神，如果可以用今天的理解来解读，那就是一个走在奈何桥上的人，万念俱灰地端着孟婆那碗说是可以解渴的汤。也不知我当时怎么了，像个疯魔……以为亲情失却，只是暂时，凭父亲的智慧，会理解。谁知……此生第一次让父亲失望了，彻底失望了。我在关键时刻的决定，直接要了父亲的生命——连血带肉。

自以为比父亲清醒许多倍的我，最糊涂。很显然，命运已经张着大口，刮着孽风，携着毒焰……重重虚假的蛊惑，将正在汹涌着的波涛压迫在半明半暗中。而我，正是上帝用来对付波涛的那只手。

我悔啊！

二姐说从四川再次回到青海后的父亲完全换了一个人。一言不发、长时间地独自眺望远方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兴致好点时也会拿副跳棋——和过去一样，坐下来和母亲对弈。不一会，便烦躁地将棋盘推开，重新将凝滞的目光从眼前移走。有时还会带着难以尽数的忧思，长叹一声：老三变了，我再也不回四川了……仿佛生命之外，在尽出于天意的昏厥中说出，却实实在在变成了偈言。有生之年的父亲再也没能踏上那片让他魂牵梦绕了一生的土地。

发现癌症迹象时家中只有二姐一个劳动力。没有车，二姐搀着父亲，父亲孱弱的身体全部倚在二姐身上。大汗淋漓的二姐一路抖动着，战战兢兢、如触摸一尊神像般扶着父亲。前面的路，遥无尽头……好像，哪里都是网，一张张、一层层，将人从头到脚全部包住。水利厅到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往常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

当医生建议需要彻查癌细胞时，父亲那早已布满了黑暗的眼中掠过一丝惊颤，很快便变得如幽光般，僵直地射向二姐。接着便是守在卫生间门外的二姐听到好心人呼救父亲的声音。

二姐说父亲住院后，她每天都要无数次地走进父亲所在的病区。长长的过道，变成了那天去医院的路。与父亲的距离仿佛阴间与阳世。父亲：明明存在着，却似不复存在。无论怎么走，前面都是一无所有。

啊！幸福与绝望，就那么一纸之隔。

这段材料是若干年后二姐听我说决心将那段历史写出时提供的。原来的打算是：为了不过多伤及到我，准备让其永远地烂在肚里。

无论如何，我都逃脱不了杀手的罪名——直接送走父亲的侩子手。知晓实情如果提前数年，我不敢想象我会出现什么反应？但自知罪孽深重却又无以悔改是一定的。躲在一角将伤口血淋淋地撕扯开，让自己看似在生活之中，实在深渊里面，是我用来惩罚自己的刑具。夜深人静时，面对着黑暗、面对着父亲经常笑着的眼睛、面对着父亲两只不一样的手，问自己：父亲这一生有过“我”吗？我有过“我”吗？当父亲的“我”与我的“我”相撞击时，我选择了什么？

答案肯定。父亲和我都有过“我”，最后以我的“我”胜利告终。一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觉得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父亲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却把父亲留在了那里。“父亲”和“我”，像两个谜，概括了我们家的全部。

可是，现在的“我”，又在哪里？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借郭靖之口说“要做个好人，才能睡得好。”二十多年里，因了父亲，我经常没有睡好。显然，我不是个好人的时候居多。每到睡不着觉时，眼前总会出现父亲那只京剧演员的兰花指。轻轻地舞着……突然，向着我的额头轻轻一点，身上所有的骄傲、矜持、荣光……丧失殆尽，叫喊和呜咽，一点意义也没有。关不关门，梦魇都会进来。

《伤逝》里有段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改了几个字：为父亲，为自己。

不可救药的命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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