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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

[日]丸山真男 著

路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解 说

文/川崎修

《忠诚与反叛》一书是丸山真男生前亲自参与编纂的最后一部著作（除《丸山真男集》外），主要收录了丸山1960、1970年代的代表性论文。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丸山真男的成果或诸种言论，鲜少有人会不承认他是战后代表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那么，对于读者来说，丸山是怎样的作者呢？

众所周知，丸山起初是作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正式开启学术研究生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收录的诸篇论文正是其代表性的成果。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而言，丸山首先是位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丸山本人在生前也反复强调，这才是他本来的活动领域。并且，丸山在这个领域里留下的成果，无疑在当时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不过，使丸山的影响力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即作为“知识分子”，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外的政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爱好者，乃至大众传媒和一般公众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则是丸山对同时代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分析，以及在现实政治上的发言（《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等代表性成果被收录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所谓“丸山政治学”——尽管丸山生前一直在否定这一说法——指的正是丸山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

的确，在某个时期以后，丸山本人开始将这个领域里的活动称为“副业”，不断强调这并非他的本职工作。然而，在现实里，《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曾经是学生们的“必读文献”，同时代人对丸山的赞赏和批判，也多指向了被他称为“副业”的工作，这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丸山的“本业”与“副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诚然，两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面向行家的工作与面向一般的工作，或说作为专业研究人员的工作与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

更进一步，如丸山在晚年曾屡次强调的那样，“副业”可说是他在1940、1950年代在日本政治形势的分析领域缺乏专业研究者的情况下，到该领域的临时出差。

但是，在两者之间还充分存在着更为有机的联系。首先，丸山对时局的讨论本身，明显是基于他对日本、中国及西洋的政治思想史的知识而展开的。在此意义上，如果没有本职工作，毫无疑问便无法展开“副业”。

不过，就丸山而言，反过来不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吗？换言之，如果没有“副业”的魅力、展开“副业”的能力，那么恐怕也就没有那个持续吸引我们的“丸山真男”以及他的本职工作。这与丸山始终将思想史把握为“问题史”并加以实践密切相关。

早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各篇论文中，他就有意识地把思想史把握为问题史，这些论文便是把日本从皇国史观的日本思想史图景中拯救出来的一个尝试。并且《日本的思想》和他反复展开的福泽谕吉论，也无疑是这种“问题史”研究的成果。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是E. H.卡尔的名言，现如今，像丸山这样自觉地公开地将此付诸实践的思想史家已经为数不多了。

而本书《忠诚与反叛》收录的论文，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丸山作为问题式思想史家的力量与魅力。

在此意义上，本书是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作品。不过，颇具悖论意味的是，也正因此，本书尤其是核心论文《忠诚与反叛》，有着不同于广泛流传的丸山真男形象的一面。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简而言之，这篇论文是试图以解释学的方式重新找回在江户时代被“家产官僚化”了的、在近代化中遭到彻底遗忘的原初的、根源的武士精神（“身为战斗者的武士的精神气质”）。

也就是说，这是挖掘日本历史中的“公民美德”的“纪念碑式的历史”（尼采意义上的），是假托被历史遗忘的“英雄们”，在同时代里为他们的精神招魂的“叙事诗的理论”（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意义上的）。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阿伦特、海德格尔和尼采那壮大的“思想史”，从政治理论上来说非常刺激人心。不过，这里浮现出的丸山真男的形象，与对他褒贬不一的人们所广泛共有的（尽管他们使用的表述不同）通俗的、作为“近代主义者”的“丸山真男”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不同在《忠诚与反叛》这篇论文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篇论文在方法上采取了一种“保守主义”。诚然，丸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讨厌日本”）一直苦心孤诣地在日本思想中寻找积极的内容，熟悉他对荻生徂徕和福泽谕吉的评价的人对这一点并不陌生。

不过，与其说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具有“近代”性的卓越思想家，不如说它以解释学的方式重新发现了被视为日本武士社会正统政治实践或传统（当然，“传统”经常是被创造的，因此在这里自然会出现关于什么才是正统传统的争论）的“谏诤”，并以此来批判日本的“近代化”与现状。

从思想内容上看，这可说是日本版的“共和主义”，其叙述方式甚至可以说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

第二点，潜伏在丸山思想中的“荒”魂，在这篇论文里全面走到台前。正如前述所言，这篇论文以“武士”精神来与官僚制精神对峙。

诚然，从他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军国支配者的精神结构》这两篇文章中对日本军国主义指导者的“平庸之恶”（正如日后阿伦特在纳粹的中间管理层中发现的那种）的猛烈攻击上，也可以看出丸山对官僚制精神的强烈反感；而丸山勾勒的近代市民中潜藏的那种战斗性，则与他在《日本的思想》等作品中对支撑着民主主义的“精神贵族主义”的强调也是相通的。

不过，在《忠诚与反叛》一文里，这些精神的登场方式比在任何作品里都要直接。

第三，从以上两点中不难发现，丸山的思想与欧洲20世纪（尤其是1920、1930年代）的思想及当代政治哲学具有很强的同时代性。

《忠诚与反叛》一文中所展现的学问方法和存在主义式人物形象，完全不同于通俗的“近代主义”，它显然内在了一种脱胎于1920、1930年代思想的对近代的思想质问。从这些特点来看，这篇论文亦可看作近年来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阐释和社会批判》一书中提倡的那种内在于文化的社会批判，这种尝试在日本极为罕见。

本书另一篇核心论文是《历史意识的“古层”》，这是丸山1970年代的代表作。

这里提出的日本思想史图景，即不变的实体（“势”）在历史中展开的同时，又灵活地改变着其形态（“相继变迁”）的日本思想史图景，在双重意义上是“超”历史主义的：一方面，这使无限的“历史相对主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否定作为独立的过去的历史，使“历史”的观念本身成为不可能。

这既是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独特俯瞰图，同时又带有对日本思想史全盘批判的语气，而它本身也是一种散发着阴郁魄力的历史存在论。与其说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文本，不如说探讨的是日本思想史的思考范式本身，这个独特的方法加重了它的历史哲学色彩。

在讨论《忠诚与反叛》这篇论文时曾提到1920、1930年代的思想对丸山的影响，就某种意义而言，“古层”论文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

例如从“势（いきほひ）”的存在论，尤其是该文的“结语”部分对尼采的提及中，明显可以看到生命哲学的影子。

（说句题外话，这一小节不禁让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历史的终结”，还有一时甚嚣尘上的“日本是最先进的后现代国论”，非常有趣。）

不过，就这篇论文的“影响关系”而言，丸山的素养仓库里储存的1920、1930年代的思想因素，似乎并非偶然出现在表面。无论是生命哲学还是“尼采式”虚无主义，无疑都在日本1930、1940年代的思想中承担了特定的政治角色。很难想象丸山会没有意识到这层背景。

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思想因素的“影响”是丸山在意识到同时代思想的情况下有意为之的结果。这样一来，“古层”论自然会与1920、1930年代的思想有某种相似性。不过，问题只是这样吗？其实这似乎还与后述的那种对《历史意识的“古层”》本身的评价有关。

《历史意识的“古层”》在丸山为数不多的论文中，大概是最具魅力和魔力的作品之一。诚然，这篇著作有着暴露日本思想史隐蔽秘密的魄力。但另一方面，它似乎也与一种宿命论式的绝望难解难分——尽管丸山本人曾强烈地否定这一点。

丸山本人在《原型、古层、执拗低音》这篇论文中所说，他出于该如何探讨日本思想史的方法论上的关心，展开了对“古层”的考察。

据他所言，不能仅以时间顺序追溯日本思想史内在的“纵向”变化，还需要同时考虑“文化接触”的契机，讨论对“横向”冲击的应对方法，否则就不能准确地勾勒出日本思想史图景。

丸山对“文化接触”的关心，在本书收录的《开国》等论文里也有所体现。那么在反复的“文化接触”中不断变化的日本思想，其不变的性质和“个性”是什么？丸山的“古层”论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不过，这个构想不禁让人联想起那种，将思想史分为日本“本土的”思想对“外来”思想（国学者式的！）的图式。

但是，丸山的意图当然并不在此。丸山不仅深刻地认识到日本文化本来的杂种性，还对一切有着复杂结构的文化本来的杂种性有着很深的认识。并且，按照丸山的说法，这个“古层”的方法是为了克服内发与外发这一二元论的手段。

也就是说，这一方法不是为了分辨日本思想史中“本土的”和“外来的”思想要素，它关注的是日本在接受“外来”思想的方法上表现出的独特的个性。换言之，不是在把不变的和变化的对立起来，它关注的是变化范式的不变性，而贯穿于日本史的从未改变的对外来思想的接受范式即是“古层”（或“原型”“执拗低音”）。这可说是一个把“日本式的东西”加以超次元化的尝试。

于是，通过“古层”的方法，丸山发现了日本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根本上是机会主义的，它使对外来思想做出无尽的机会主义式反应成为可能。

正如前文所述，“古层”这一方法原本是为了克服内发与外发这一二元论的手段。在此意义上，正如丸山本人所说的那样，它并非文化决定论。但是，正如经常为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难从这篇文章里感受到日本的思想和历史逃不开“宿命”。而恰恰是这一点使论文有了独特的感染力，甚至带上了一种“危险”性。

问题在于，“古层”的实在论色彩过于浓重。换言之，“古层”论令人生畏的危险气息，来源于“古层”的起源与生成的不透明。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在丸山的工作中也实属罕见。

这是因为丸山思想史或“政治学”的魅力恰恰在于，他将被视为“实在”的对象分解为具有相关性的诸要素，并阐明了这些要素生成与解体的逻辑。用现在的话来说，丸山的精髓在于“反本质主义”。

例如《忠诚与反叛》一文便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一点。也就是说，那里贯穿着这样一种视角：看似是民族的传统，实则是各种相冲突的思想或观念的互动（竞技的契机！）。

相比之下，“古层”论要“本质主义”得多。诚然，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式的东西的“个性”被予以超次元化了。但是，这不也意味着，另一方面，“外来”与“内发”的二元论也在超次元的维度上得到了保留吗？

若非如此，鉴于“古层”自身的杂种性，对它的分析本来也应该是可能且必要的（探究其生成与解体的逻辑）。

然而，“古层”论文中对“古层”本身的讨论，只是一种“描述”。“古层”被当成了一种“实在”的“东西”。而不存在生成或解体的东西，即是“本质”或“存在”。

不过，说到底，主张有不变的“古层”就一定意味着是先验的吗？如果不是，追问它的理由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恐怕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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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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