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秦淮八艳都是裹了小脚（六朝金粉艳说当年）

“六朝金粉，艳说当年；南都烟花，盛于明代。” 明代城市在手工业和商业繁盛之后，市井生活可谓千姿百态。芸芸众生，用他们看似平淡无奇的活动点染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画卷，而因特殊身分为社会另眼相看，同时也以其特殊的身分感受着社会并影响着社会的妓女，无疑是其中较具特色的一类。在她们那儿，汇集了社会上下两极，反映了众生百相，有高雅，也有鄙俗……

明代城市的市井生活，可谓千姿百态，特别是在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较大发展的中后期，更可说是五光十色，多采多姿。活跃于市井中的芸芸众生，士子艺人、贩夫走卒、三姑六婆、名妓闲僧等等，追求着利润，追逐着时尚，追寻着享受，用他们看似平淡无奇的活动点染出一幅幅令人目不暇给，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画卷。而作为市民阶层的成员之——身处社会最底层、为人们所侧目而实际上面向整个社会阶层的妓女，无疑是其中较具特色的一类。

同一般良家女子相比，妓女身分低贱，但她们却显得自由而开放，其中许多佼佼者更是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普通女子望尘莫及；她们为社会大众所鄙弃，所谓“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但无数的人，缙绅士子、富商大贾乃至贩夫走卒，无不蜂拥而上，对她们垂涎三尺。可以说，她们那儿，汇集了社会上下两极，反映了社会众生百相，有高雅，也有鄙俗。

历朝历代，青楼女子的身影不绝如缕。明代，尤其是在手工业和商业繁盛之后，烟花极盛，妓女无论在数量、社交活动或对社会的影响上均超过前代，正如后人所云：

“六朝金粉，艳说当年；南都烟花，盛于明代。”

从繁华的大都邑到喧闹的小市镇，各地妓院林立，时人所记：”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的，在在有之。”名落贱籍沦为娼妓的女子，犹如跳入火坑，被各色人所侮辱、损害、玩弄。她们之中，有 “所酷嗜惟饮馔衣饰，所谙解惟房闼淫酣”，自甘下贱毫无志节可取的女子；有被迫为娼便卖笑争欢，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女子；也有气质高雅、超尘脱俗或者忠贞坚定、生死不渝的风尘奇女子。

但不管怎样，她们的生涯依然是出卖色艺，任人欺侮。即便是文采风流倾倒一时的金陵名妓如卞赛、马湘兰、董小宛辈，也不得不屈从权贵，忍辱受欺，而其他妓女更是得忍受鸨母的盘剥和嫖客的侮辱。无尽的风尘中，她们如无主落花，依人飞絮，随风飘荡，在无奈的生活中苦苦地挣扎。〈咏骰子〉一诗，深刻地道出了妓女悲惨的境地，诗云：

“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白从遭点污， 抛掷到如今。”

读来令人心酸。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

广陵二十四桥风月，……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礡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 。茶馆酒肆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疤戾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 “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口，有侦伺者，向巷门呼曰： “某姐有客了！” 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烬，茶馆黑魆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淡淡的叙述中，倚门卖笑的痛苦一览无余。为摆脱这种悲惨境地，她们便多方物色，四处留意，以期早日脱籍从良，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于是，一幕幕悲喜交织的闹剧在妓女们的生活中轮流上演着。活跃于这种驳杂生活中的妓女，以其特殊的身分被社会所损害，同时也以其特殊的身分感受着社会并影响着社会，如同一面反光镜，反映着社会，同时亦反射社会。

下面便从妓女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着眼，看看其在明中后期的都市生活中所造成的影响。

明中期以后，奢靡之风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等级森严的封建礼仪禁制，在”压常喜新”、 “去朴从艳”的风潮中逐步瓦解， “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知复有明禁，群相蹈之”。逾礼越制成为普遍，社会风气也日渐开放。在这股日渐新异开放的社会风尚中，妓女可以说起着传播媒介乃至带头的作用。她们在服饰上的僭越、生活上的奢华、情爱上的放纵，以及有一些色艺俱全的名妓在精神追求上的特异对士人影响等等，这些都融合在明中后期波翻浪涌的变化人潮中，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习。

明中后期僭用服饰之风虽首起于缙绅士夫，但却大张于教坊妓女，其流风才被及普通市民。在僭用服饰之举中，妓女们的大胆张扬是有理可寻的，相较于男子，作为女子，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其约束往往不易奏效，这就使得妓女在服饰上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正如叶梦珠所言： “盖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者于此尤难。”相较于一般妇女，妓女们在容止妆扮上有更多的自由，可以随意打扮，不用顾忌原本加在女子身上的种种闺训妇德。而即便她们身分低贱，被礼教排斥在外，其服饰却以新潮煽动着世俗的凡心，她们在妆饰打扮上的新奇亮丽同样会引起旁人的艳羡乃至模仿，时人所记 “女装皆踵娼妓”即是证明。

明初规定，伶人、娼妓的冠服不得逾制，常服只许服用带有污辱含义的绿头巾，只能戴明角冠，穿皂背子，不许穿华丽的衣服，不许与庶民妻同，首饰上也禁用金珠等物。但随着政治的松动和风尚的变化，妓女们渐渐突破种种禁令，竞尚华丽，服饰上日益光鲜亮丽起来。此种现象时人记载颇多： “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又如， “娼优妆饰金珠满头，至于床门帏帐，浑身衣服，俱用金销，一套金销工价，可买一套衣服。”娼妓身被文绣满头珠翠招摇过市，无疑刺激着广大的市民阶层，再加上上层士贵的僭越无定，市民阶层便也纷纷效之，无论贫富，皆衣饰光鲜， “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率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蓫成流风，殆不可复”。以今观之，这正好是人类由爱美而在服饰上发挥创意，最后造成流行的现象。只不过在封建时代竟是由青楼带动起来。

装饰品之一的撒扇，又名折迭扇，大盖取其 “收则折迭，用则撒开”之意，起初并不流行， “南方女人，皆用团扇”， “惟妓女用撒扇”，在此风的浸淫下， “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而此后大部分妇女也就手持撒扇，不复惟妓使用的局面了。自朝鲜国传入的马尾裙，被服者惟纨 子弟和妓女而已，渐渐武臣也开始穿着，后来是 “无贵无贱，服者日盛”，最后则是 “朝官多服之者矣”。又如余怀《板桥杂记》记载：南曲旧院妓女 的衣裳装束 ， “四方 取以为式”，领导着天下服装的新潮流。

南曲妓女的服饰，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崇尚鲜华绮丽为工，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情趣。妓女们的衣衫全由嫖客措办，巧样新裁，出于假母。其余下之物，假母自己服用，故假母虽年事已高，也盛妆艳服，光彩动人。而妓女衣服 “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异”，故世人谓之 “时世装”也。身分低贱如她们，竟然领导着都市妇女服装的潮流，可见人们慕尚新异装饰外表的心情多么迫切。

在经济发达，脂粉气浓厚的都市生活中，人们挟妓宿娼，上下淫乐，风气奢靡。作为重要的娱乐场所，青楼中的消费可以说是一日千金，奢靡无度。身处其间的妓女，吃得是水陆珍品，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精巧器物，住的是绣阁朱楼；她们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

香满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而擫笛挣筝，梨园搬演，声彻九宵。”这一切，无不是在嫖客金钱的堆砌上进行的。达官显贵，富商大贾们， “每开筵席，则呼传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歌舞管弦，通宵达旦，奢靡无度。文人士夫们拥妓宴游，以妓侑酒更是寻常之事。小商小贩们也是铢积锱累，以求怀抱美女，香甜一梦。

自古为艳粉之地、靡丽之乡的的金陵，明中后期更是成为一片欢场， “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焉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垒丝管，以及恋童狎客，杂伎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壸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真可谓 “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是也。

秦淮河旁， “雕栏画槛，绮帘丝障，十里珠帘”， “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 ，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缦。夏日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着人”。

在此温柔乡中，有钱人拥妓纵乐，游宴狂欢，一掷千金。这里的繁荣和享乐也吸引着其他的市民， “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河中船首尾相逢，如烛龙火蜃，舟中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一派喧闹享乐之景。明朝中后期的人们就在这一片繁荣柔媚的温柔乡中，以放纵为尚， “以侈靡相高”，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在明代中后期突破礼制规范，追求真挚情爱的人文潮流中，妓女的存在及其影响不容忽视。她们在情欲上的大胆和开放刺激着新兴的市民阶层，使得他们突破种种道德礼制束缚，大胆地追求情爱的幸福，在五光十色的世俗情爱生活中恣情地放纵和享乐，在其他种种因素的促使下，以至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

烟花丛中，掩藏着数不清的痛苦和罪恶，屈辱和欺骗，但也不乏真情和真知。妓女群中，有肉欲横流追求淫荡的，有自甘下贱追钱逐利的，如《金瓶梅》中的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也有一见倾心生死不渝的，有忠贞坚定终成眷属的，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苏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等等。作为活生生的人，她们也有着人的欲望，人的情感，她们同样渴求着爱情的幸福，渴望着生活的幸福。由于她们自身遭遇的悲苦，所以一旦心中有了爱的情感，便显得格外炽热、执着。她们往往勇敢地追求着爱情，为未来的幸福努力，如杜十娘般，即使始乱终结局悲惨也在所不惜。

她们追求爱情的大胆和执着，使得世俗的人们对自然情欲得以重新认识和感受，对之有了发自内心的企羡和追求。于是，普通的市民阶层之中，有了“隔断生死终不泯，人间最切是深情”的认识，有了为求真爱 “布衣疏食，死而无怨”的吶喊，平凡的人生中追寻着真挚真切的情爱，追寻着相知相伴的厮守。

当然，妓女们的开放和淫荡也带来了人性的堕落，人们抛弃道德的束缚，追求着赤裸裸的肉欲，从而走向了纵欲的误区。明中后期出现的一大批 文学作品 如《金 瓶梅》、《绣榻野史》等，即是此种变态追求的真实反映。在躁动和变异的文化背景中，沉醉于世俗生活中的市民阶层，恣情地放纵，带着明显的畸型和病态。

如果说普通的妓女以其争妍斗艳的妆束，媚人心魂的风情，乃致奢华浪费的铺张影响着市井的社会生活，那么明末名妓则以其风华绝代的姿容，傲视世人的才情以及高雅脱俗的气质深深吸引着文人士大夫们。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说，娼妓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因此在诗画、音乐、舞蹈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才能，她们大多挟有一技，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明末的秦淮，更是汇集了才情色艺冠绝一时的名妓，马湘兰、顾媚、卞赛、董小宛、李香君等等。她们色艺双全，风神俱足千古，在巧笑嫣然中把江左风流渲染殆尽。

名士慕倾城，文人悦声伎，在明代是司空见惯之事。除去以妓侑酒狎赏玩乐之外，文人亲近名妓更多带有文化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沟通。秦淮名妓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善诗词、工书画、精音律，这也即是文士乐于与之交往的重要因素。如名妓孙灵光精于诗，着有《远山楼稿》， “诗字皆清劲婉约，真闺房之秀也”，董小宛 “阅诗 无所不解， 而又出慧解 以解之”，马如玉 “善小楷八分书及绘事，倾动一时士大夫”。马湘兰、卞赛、顾媚等皆善画兰能书。除诗词书画外，演戏剧、吹洞箫、唱时曲，更是名妓普遍善长的技艺。

名妓们不仅才艺称绝，在气质上更是超群脱俗。虽然身处繁华之乡，但她们却不尚华丽，不慕奢容，追求文雅清幽，清净自适。如名妓范， “一切衣饰歌管、艳靡粉华之物，皆屏弃之，唯合户焚香润茗，相对药炉经卷而已”，其风情绰约，颇有书卷之气。董小宛 “性爱闲静，……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屑也。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此等独清独秀之情，超尘脱俗之态，神韵天然之境，使得文人才子魂牵梦萦，不忍舍去。于是，明末的才子佳人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留下了一卷卷风流佳话。

明末名妓与文士情洒金陵，文会秦淮，他们情趣相投，甚至可以说在心灵上也有着交融。这种文士的风雅之事本无可非议，但不幸的是他们却处在晚明这个风雨飘摇政治动荡的时代，有许多的责任需要他们承担，但他们却选择了逃避现实，日渐陷于缠绵的儿女情长中，日渐沉湎于奢靡娱乐之风中，国家动荡、民族危亡对他们而言如同隔窗晓雾。于是，在风情万状的秦淮河畔，没有气吞山河之状，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一切都隐映在淫葩艳草之中，一切都变得缠绵妩媚了。金陵风情如此，士林习气如此，社会风尚同样如此。

不能否认，妓女的存在给社会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就如聂绀弩先生所言， “娼妓是恶之花。生长于恶的土壤上，吸收的阳光、水分、空气，无一而非恶。”与此同时，在种种 “恶”的身上，隐约反映着整个社会的风习与流变。明中后期城市生活中的妓女们，就这样被光怪陆离的市井社会裹挟着，以她们特殊的身份影响着人们，影响着明代市井社会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