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经文（春秋正旨一卷）

明，髙拱撰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进士，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春秋经经文?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春秋经经文

明，髙拱撰。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进士。

或问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二：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徳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逺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其义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圣人之志益以明，自后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圣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范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无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故贱不得以自专。虽有其徳，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此孔门明训也。乃自托南面之权，以行赏罚，是作威作福。躬蹈无君之罪，乱贼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贼乎？曰：周室陵夷，诸侯僭乱，孔子不得已而假权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谓诸侯之僭也者得，非谓若齐、郑等之僭公，吴、楚等之僭王者欤。曰：然。曰：孰与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诛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谓诸侯之乱也者得，非谓其变礼乐，专征伐欤？曰：然。曰：孰与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诛人，之变礼乐，专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书欤？抑鲁国之书欤？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是鲁史也。曰：谓鲁史也者，则国之公书也。谓公书也者，必其可以献之天子，传之四方，垂之后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议礼、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为鲁史，是可谓国之公书欤？是可以献之天子，传之四方，垂之后世欤？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则何为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西周盛时，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号令行于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会宴飨之乐，与夫受厘陈戒之辞，皆有以发先徳，尽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谓雅。及其变也，虽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犹自可见，亦尚有雅焉。至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犹有存，号令犹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复尊周天子，虚噐而已。朝会礼废，公卿大夫亦靡所献纳，黍离遂降为风，与列国无异，而雅亡矣。盖至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执国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于天下矣。孔子为是惧，以为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周徳虽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虽不共守，然有可考而知也。天子之号令虽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于是据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号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诸鲁隠公，隠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诗亡之时也。诗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继二雅，表王迹，续接成周之命脉耳。盖当是时，天下皆曰周，虽有王，犹无王也。而孔子则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号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盖谓周天子事，犹今人称我太祖旧制云尔。非谓孔氏之为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为其能尊周也。书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正谓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则是平王以前政教号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后，政教号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时王安在哉。曰：桓文岂诚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于此则有之乎？五霸，桓文为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乆矣，而桓文者乃犹能率约诸侯，惩荆、舒以尊周室，虽其假之，不犹愈于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尔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计其诚与假，则圣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见。又乌有倍时王之制，而自为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则春王正月，固周正欤？曰：何为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谓以夏时冠周月，而引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时为证，似亦有据也。然非欤？曰：孔子之答颜渊也，以议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礼乐，无不可者，盖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鲁国纪事之书也，纪事而用夏正，则其所纪者夏事欤？周事欤？用前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文，改当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史，圣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为之，以为国史，将为私言乎？将为公言乎？且左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则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经，书二月无氷，使用夏正，则二月惊蛰，舟楫既通矣，何以书无氷也。秋，大水，无麦苗。使用夏正则秋安得有麦也。十月，陨霜杀菽，使用夏正则十月安得有菽陨霜，犹谓迟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则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为灾也。诸若此者，昔人曽辩之，世儒亦多称述之者，其理自明，断非夏正无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独不观孔子之所欲见诸行事者乎？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子思曰：仲尼宪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自言则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曰梦见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见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兴东周之治，非欲于文武之政之外，别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时云者，而后为见诸行事也。曰：然则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鲁哀公十四年也，是时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为吾欲行周公之道。以兴东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则衰已甚矣，无复可为之时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据而行也，使后王能行文武之政，则亦于此取之而已矣，而无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毕。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独托之鲁史？苏氏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为天下不可以无赏罚，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以存周室。周之东迁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无赏罚，而鲁，周公之国也。居鲁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当欤？曰：此曲说也。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孔子盖伤之焉，而况以天子之权假之乎？盖春秋明天子之权，非以假天子之权也，以天子之权还诸天子，非以天子之权与鲁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当时列国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国史所纪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则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纪，固皆其自行制度，无复周之典礼矣，今列国之史虽不可见，而国语犹存其畧，如左氏传，叙晋楚之事为详，然语多张诩，其于乱法干纪，非惟不知为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谓，乗及梼机之说也。而其它槩可知已，惟鲁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征，故孔子因而修之，以着先王之旧，则所谓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夫何尝以假鲁也。曰：葬成，风王不称天。罚且加于天子矣，乃何为周天子事。曰：此传者之谬也，且如鲁桓，簒弑之贼也，其公则僭称也，孔子以宗国君臣之义，乃于簒弑之贼，尚不敢改，其僭称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鲁桓王，其本称也，何如僭公其事则葬成风也，何如簒弑而乃于此特加削罚，岂其君臣之义于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国之君者欤，然则何以不称天。曰圣人立言取诸大义，非若后世比对于一字之间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随便而言无异同也。犹之今人有称奉圣旨者焉，有称奉旨者焉，亦随便而言，无异同也。若以王不称天，为有所削罚，岂亦以旨不称圣者，为有所削罚欤。曰：葬成风无贬乎？曰：何为其无贬也。以天子之尊而会葬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纪法扫地甚矣。只据事直书，所贬自见，固不在乎王之天与不天也。且仲子事与成风，同于成风书。曰王使召伯来会葬于仲子。书曰天王使宰咺来归赗，在此则王不称天。而召伯称爵，岂其罪在王，不在伯欤，在彼则王称天，而宰咺称名，岂其罪在宰，不在王欤。且狩于河阳是何理也。而称天王使毛伯来锡命，使家父来求车，是何理也而皆称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欤？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系乎王之天与不天，而或书名或书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间也。二百四十余年，王朝列国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考而知，或亦只据鲁史旧文书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贬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则褒贬者谁？曰：文武之褒贬之也，何谓文武褒贬之也？曰：天下有圣贤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准之，以作春秋，其所书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赏者也是，即所谓褒也，其所书恶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罚者也是。即所谓贬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与法，则春秋所书褒贬自见正，不必求其义于一字之间也，后儒不能明文武之道与法，乃徒求其义于一字之间，不惟求其义于一字之间也，乃又不能虚心平气而以谓圣人所作之经，其义当不止如此而已也，而又过为深求之，于是求之愈深，而去圣人之意愈逺矣。譬之法律然，有明于法律者见书杀人，即曰其罪当死，不必更求。其书杀之谓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书杀之义谓何，而强为之解，则其去法律逺矣。曰笔则笔，削则削，亦天子欤？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与法，笔削之也，可指言欤？曰：鲁史之旧文无存，故笔削之新义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据事直书，即所谓笔也。如齐侯郑伯皆称公，其赴报之书皆公也。楚子吴子皆称王，其赴报之书皆王也，鲁史旧文，固皆若是书也。孔子于齐公则削而为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于郑公则削而为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于楚王吴王则皆削而为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谓削也，而其它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经书滕子来朝，亦所谓削欤？日：非也，此传者之谬也，彼其谓鲁桓簒弑，乃天下大恶，而滕侯首朝之，是党恶也。春秋恶党，恶故降而为子，则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与人以子，若谓恶其党恶，直恶之而已，乃遂降而为子，岂以党恶者，不可为侯，止可为子欤？夫大恶鲁桓也，于大恶者曽去其僭，称之公否乎，而顾于朝之者，去其本称之侯，于大恶者曽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顾于朝之者，降而为子，抑何舛也。且滕子来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来，其子孙世承侯爵乃縁其曽、髙以上之祖，曽有朝鲁桓之事，遂于二百年间皆称为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岂不可笑之甚欤。曰然则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虽弱然，亦岂曽无一事之行于微小之国者乎。传曰，杞，侯爵。鲁庄公二十七年，书杞伯来朝，其后又称子，盖为时王所黜，薛，侯爵。庄公三十一年，书薛伯卒。盖为时王所黜。滕，侯爵。隠公七年，书滕侯卒。其后称子。盖为时王所黜，固有记之者矣，此何不足据而必以为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为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时王所黜也，则滕侯之子，独非时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贬，断不得自行予夺，降人之侯，而又与之以子也。曰若是，则知我罪我，谓何？曰知我者谓我为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则僭乱之罪着诸侯，恶其害己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赏乎？在所罚乎？在所命乎？在所讨乎？如此乎而后，乱臣贼子惧也。曰若然则春秋之事，孔子固无与与曰修，则孔子修之事，则非孔子之事也。曰经，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而传则云圣人以天自处不嫌于自叙其绩不然欤。曰不然也，圣人之心荡荡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于自叙，亦不以天自处，有此事只直书此事，其事如何只直书如何，行所无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圣人也。且宣公时，书公如齐，后即书曰齐人归我济西田，是归济西田者，由公之如齐也，使公不如齐，固不归也。哀公时。书归邾子益于邾。后即书曰齐人归讙及阐，是归讙及阐者由归益于邾也。使不归益于邾，固不归也。兹书曰：及齐平公会齐侯于夹谷。后即书曰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是归郓讙龟阴田者由公之及齐平也，使不及齐平，固不归也，三者义一而已，若以归郓讙龟阴田，为孔子之绩，则归济西田者，谁之绩欤？归讙及阐者，又谁之绩欤？且归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区区归田称圣人之神化，又设为以天自处之说，而谓其不嫌自叙，则亦非所以语圣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后人则遂谓其以天子自处也，以天子自处之未足，又谓其以天自处也，惟其谓为以天自处，是故于天子亦可行赏罚焉，嘻亦甚矣。欲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乃为论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谓之何矣。曰获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于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拨乱世反之正，是万代之纲常也，而何与于麟？若曰感麟而作，则使麟终不出，春秋固不作欤？使麟出于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间，春秋固遂止此欤？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则安知麟之所出瑞为己欤。且后世亦每有麟焉，岂亦皆圣经之应欤？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终，故止于获麟，非欤？曰天道逺，人道迩，春秋修人事，不言瑞应。盖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参乎人事之间以惑人也。而况可以瑞应神其书乎。以瑞应神其书少，知道者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何思凤鸟、河图？曰孔子非思凤鸟河图也，凤鸟河图，伏羲舜文时物，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见，又不可以明言，故思凤鸟河图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虽凤不至，图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虽凤鸟至，河图出犹夫思也。譬如尧之世，无河图。禹之世，无凤鸟。若孔子得生其时，相与都俞一堂，共成雍熈之治，将亦思凤鸟河图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则终于获麟，谓何？曰是时，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阅岁而孔子殁。则鲁史之修，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书之而已，固非取义于麟也。圣人不语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无不仰之者，夫岂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己之事为若是诞乎？且麟一兽耳，与人理无与，亦何足为圣经轻重也，后人不知重圣人，而以圣人借重于麟，不知重圣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于麟至，亦惑矣。故谓经感于麟，是圣人经世之书，乃因一物而起，何视经之浅也，谓麟应于经，是术家者流，幻妄之说。何诬经之深也。皆无得乎圣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穷矣有诸？曰此又诬圣人之甚者也，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圣人乐天知命而不忧，何乃反袂拭面，称吾道穷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亦岂必俟获麟，始知而泣乎？杜预云亦无取焉，盖邪说当辟，讵止无取已也。曰然则麟不足为瑞欤？曰瑞应之事，有道者不言，谓其理之不可详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郑州生麟。予适过郑，亲见之，越岁予门人王从诺氏家生麟，邑人皆见之，然迄无所应，则麟虽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诚何与于圣人之经也。曰韩子云麟不待圣人而出，谓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说也，彼其必以麟为圣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待圣人而出者焉，求其说而不得则从而为之辞耳。殊不知圣人之世，亦有无麟者焉。非圣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谓圣人之瑞也，以麟不待圣人而出为不祥，犹夫以桓宣书有年为记异，理无可据者矣。曰：记异之说，亦非欤？曰：祥则书之为祥，异则书之为异，乃直笔也。今既书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则以为记异，圣人固不若是诡也。且胡氏之说曰二君得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灾之谴，今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说经者，多列于瑞庆之门，至程氏发明奥旨，然后以为记异，信斯言也，则所谓水旱凶灾者，君当之欤？民当之欤？年虽大杀，何艰于君，而民则流殍且相食矣。天诚有意，诛罚无道，乃降水旱凶灾之谴，而使无辜之百姓当之，亦非所以为天矣。而况其理，寔有非人所能测识者乎。春秋书祥异，不书事应。而后儒必以事应符合之。盖非惟无以得圣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启人君矫诬之心，彼其天马作颂，寳鼎作歌，登泰山禅梁，甫矫诬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应之说启之也。故知说经贵足以取信，苟徒滋惑，则亦无贵于说经也已矣。曰古之说经者则何如？曰：三传，左氏为优，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预乎。预颇识圣人尊周之意，言固近理，但于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说耳。曰：伊川先生云春秋只是一个权，何如？曰先生误以天子之事为孔子之自为天子也，故为之说曰权。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礼乐征伐归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迁就于其间也，何谓权。曰：胡氏之传大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于经旨则未得，彼其见金人之陵宋也，故激焉而为是传，其意可尚，但于天子之事，其论甚左，且自出己意，曲求于一字之间，又多自相矛盾，仍复曲为之说，则于经旨无当耳。曰：诸说之纷纷，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说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说明，则诸说可不辩而定矣。曰：子何所据，乃独违众论而力断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惧夫圣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则乱臣贼子得以借口，仍复接迹于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后圣人之志明，圣人之志明，而后春秋之法可行于万世。俾乱臣贼子无复可借口者，而永有惧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葢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纪也，其理本如是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