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裙子适合背托特包吗（身穿瑜伽裤肩挎托特包）

与凡勃伦提出“有闲阶级”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社会和经济似乎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物质商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人们的消费选项表面看起来没什么不同时，昔日的炫耀性消费当真被大众化所消解了吗？

以美国消费经济为研究方向的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微小的总和》一书中认为，在今天，物质已经不再是社会地位的明显标志，文化资本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与环境意识价值观催生了一种更为隐秘的区隔。当一部分人通过知识的价值跻身新阶层后，他们为使自身区别于传统的中产有闲阶层，往往选择通过一系列共同的文化实践和社会规范巩固内部的身份认同，代之而起的这批以新文化精英为主体的“志向阶级”正在重写消费模式。

相较于此前的炫耀性消费，志向阶级会通过更为微妙的行为和商品展现其社会地位，这些商品不一定都价值不菲，但却暗示了资本的流向和解释权的归属已然发生偏转。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从农产品市场买来的番茄，对于部分人而言却被赋予了额外的象征意味。它看似是非炫耀的，却早已加固了无形的壁垒。

甚至于当这些行为被标识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时，它就成了一种“道德选择”，我们更容易忽略人们做决定时的社会经济局限性。当看似相近的产品营造出无差别的假象时，贫富差距背后真正的问题已经被掩盖了。近两年健身潮流的变化，以及随之兴起的网红产品便是一个缩影。下文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微小的总和》一书中的第四章，篇幅有限，内容较原文有较大程度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微小的总和》，[美] 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 著，尹楠 译，理想国|海南出版社，2022年12月。

瑜伽健身走红：

21世纪炫耀性休闲的代表

20世纪50年代，居住在伦敦的前芭蕾舞演员洛特·伯克（Lotte Berk）正为账单发愁。在一位整骨医生的帮助下（正帮助她治疗跳芭蕾带来的伤痛），她发明了一种在锻炼方法和结果上都与普拉提和瑜伽类似的健身法，而且其最终锻炼效果甚至比后两者更佳。伯克健身法的重点在于核心稳定性训练和细致入微的塑身动作，训练难度超乎寻常，她还给一些健身动作取了诸如“妓女”“法国厕所”这样形象幽默的代称，这或许是因为在训练过程中要反复活动骨盆。

后来，这位被形容为“有惊无险地逃脱纳粹魔掌的生气勃勃的德国犹太人”创办了“曼彻斯特街工作室”，地点就在她的朋友维达·沙宣（Vidal Sassoon）位于伦敦西区的美发店的地下室。房间里铺着地毯，通风良好，只是光线有点昏暗。在魅力四射的“摇摆伦敦”时代，这两位好朋友的店各自吸引了一批忠实顾客。沙宣为女士们设计发型，伯克则为包括琼·柯林斯（Joan Collins）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在内的明星客户塑身。《纽约观察家报》（The New York Observer）曾发表评论称这种健身方法“与众不同，独领风骚，能有效收缩并提高臀部，让它不那么平坦。在踏板操、动感单车、普拉提、跆搏健身操和纽约体育俱乐部或瑜伽中心遍布大街小巷之前，伯克的健身法就已风靡一时”。

20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年轻女人莉迪娅·巴赫（Lydia Bach）出现在曼彻斯特街工作室，她为这种健身法的革命性效果和伯克的信徒数量之庞大感到欣喜若狂。她很快与伯克达成协议，带着这种健身法远渡重洋。1970年，巴赫在纽约上东区中心地带第67街开设了洛特·伯克健身工作室，随后又在汉普顿地区布里奇汉普顿社区黄油巷的一个旧土豆仓库开设了另一家工作室，这样客户们在夏季度假时仍然可以上课。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上层阶级、明星和纽约社交名流对此趋之若鹜——正是被汤姆·沃尔夫称为“社交X射线”的那些人（他本人也是巴赫的客户）。巴赫自己曾说过：“我的一堂课曾经汇集了肯尼迪一家三代。”

《纽约观察家报》曾表示，许多年来，这两家工作室一直是“纽约上层阶级秘而不宣的昂贵秘密”。只有富人才能在20世纪70年代花30美元上一次健身课（相当于2015年的183.87美元）。但是它的成功和追捧者的狂热程度引得其他人纷纷效仿。而且这些锻炼确实有效。因为它针对具体肌群进行分离锻炼，练习者的身体确实看起来不一样了——那种紧实效果是普通的跑步、网球或健身房运动所无法给予的。

电影《美食、祈祷与恋爱》（2010）剧照。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类似健身法先是在纽约出现，随后遍及全美主要大城市。伯尔·伦纳德（Burr Leonard）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卡尔·迪尔（Carl Diehl）一起见过伯克，她还在洛特·伯克健身工作室学习过。1992年，两人就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开办了第一个扶手杠健身工作室。1999年，他们又在康涅狄格州的达里恩、韦斯特·波特和新迦南开设了三个工作室。

在这些早期健身工作室的带动下，各种不同的源于芭蕾的健身工作室开遍了全美——“流行体格”（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扶手杠健身”（在康涅狄格州开了几家后，又在美国许多地方开设了分店），还有或许是最有名的“健身”（纽约、汉普顿地区——就在老洛特·伯克工作室原址和比弗利山庄）。每一家都强调不同的瑜伽、普拉提和芭蕾训练，使用各种各样的哑铃和芭蕾扶手杠。

不论走到哪里，这种源于芭蕾的健身课程都是21世纪炫耀性休闲的最佳代表。每家健身工作室的客户当然有所区别，同一阶层的人自然会选择相同的炫耀性休闲方式和穿衣风格，但效果却一样：参加这些健身课程代表这些人有稳定的财务基础和自由休闲时间。这种炫耀性休闲在很多层面上都发挥着作用。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无论以哪种全球标准衡量，每个健身课程的课时费都很贵（一次课的课时费从10美元到40美元不等），而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一个人每周必须上2—4次课。即使每次课的费用并没有变成183.87美元，但累计费用的增长也相当迅速。

露露乐檬健身裤：

新型炫耀性消费的象征

参加这种源于芭蕾的健身课程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由于炫耀性休闲体现了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奢侈属性，因此，1小时一次的健身课本身就代表了一个人有能力来上这种课，完善自己的形体。那些报名上周一上午11点课的人（或在某个工作日中途上课）正在向班里的其他所有人展示自己的炫耀性休闲。这种行为本身就暗示了一个人工作的灵活性或收入的丰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一些人而言，更是展示了根本不用工作的奢侈背景。正如“流行体格”的创始人德里克威廉姆斯（Deric Williams）所言：“肯塔基州的单亲妈妈就不能来上课……我们曾（在工作室）开展育儿服务，但后来放弃了，因为大多数来上课的人都有临时保姆和住家保姆。”

其次，参加这些健身课程的人通常都会穿特殊的衣服运动和工作。詹妮弗·威廉姆斯（Jennifer Williams）以前是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则是“流行体格”的联合创始人，她曾回忆自己在“扶手杠健身”当教练的情形。一开始她就着穿普通的运动服，但到了21世纪初，当她在旧金山教授芭蕾健身课时注意到：“班上的所有女人都穿着印有相同商标的裤子。我意识到‘我必须也有那种裤子’。”这种裤子就是露露乐檬健身裤，是这家公司的标志性产品，也是都市炫耀性消费的新物质化象征。

这种裤子非常讨人喜欢（黑色的喇叭裤风格，材质是较厚氨纶混合物，超级吸汗）。而且，一个人也只有努力健身，穿上露露乐檬健身裤才好看，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买一条这种裤子。（每条裤子售价100美元，一个人如果每周健身多次，可能就不只需要一条裤子。）因此，身着这种健身裤的人轻而易举地就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炫耀性消费。每家健身工作室还会生产专属系列服装，包括T恤、紧身弹力裤和芭蕾健身课“必备”的标准防滑袜（袜底通常有防滑设计，图案通常是工作室标志或名称，防止脚踩在扶手杆上或工作室的硬木地板上时打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一个人有钱又有闲，每周还去上几次有氧芭蕾健身课，效果确实立竿见影。《纽约观察家报》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参加这种特别健身课的女性的身材看起来的确与那些参加其他健身课的女性不一样。因此，那些在“流行体格”“健身”“扶手杠健身”或其他任何有氧芭蕾健身班上过课的女性，哪怕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喝杯咖啡，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或出门用餐，就能自然而然地展示其炫耀性休闲成果。如果有人担心这个世界没有看出自己辛苦付出的炫耀性消费的成果，别忘了还有“健康自拍”—拍下自己健身后的照片并立即上传到脸书、Instagram或自己的博客上。

这种潮流也能通过其他类型的炫耀性休闲体现，很多志向阶级成员通过衣服，随身携带的饮用水，运动后饮用的绿色的鲜榨果汁，或者是高级健身工作室的会员或常客身份等物质手段，就能展示其身份地位。

社会学家詹妮弗·马奎尔（Jennifer Maguire）在《健身消费》（Fit for Consumption）一书中以更广阔的视角探讨了利用空闲时间健身这一问题，将其视为创造生产力和实现个人发展的活动。马奎尔认为，能够分配适当的时间健身本身就是社会地位和奢侈的象征，健身工作室和健身房不停地改头换面，健身法也总是迅速升级换代。马奎尔发现：“运动的未来正在经历重塑。俱乐部将健身作为一种休闲生活方式进行推销……健身俱乐部会员资格和体态成为整体生活方式中相互关联的身份地位象征。”“昼夜平分点”和“核心融合”这类健身机构一开始只专注于健身，后来也引入奢侈设施，提供相应的奢侈服务，因此，频繁使用这些设施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健身消费》英文版书封。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一篇文章指出，虽然2007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让很多行业遭受重创，健身行业（健身房、俱乐部、健身课程等形式）仍然生机勃勃，并且实现了行业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精英阶层健身投入的增加造就了健身行业的健康成长。那些位于收入顶层20%的群体每周的健身时间是位于收入底层20%群体的6倍多。

正如该杂志所言：“有目的地出汗正成为一个精英现象……‘繁荣’曾经是超重的同义词，而现在健美（以及瘦）则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社会学家哈维莫罗奇（Harvey Molotch）也曾评论道：“休闲的目标曾经是白净无瑕、柔弱无力。而现在你需要一些财富来拥有肌肉。工人阶级以前是唯一拥有肱二头肌的人，只知道吃快餐可不会让你拥有肱二头肌。”

区隔：

消费什么是“个人选择”？

志向阶级的这种休闲生产力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志向阶级成员永远无法放松休息。即使是看电视——《广告狂人》（Mad Men）、《绝命毒师》（Breaking Bad）、《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或HBO频道的最新剧集—也是为了跟上时代文化思潮。如果一个人不利用空闲时间做些什么让自己看起来聪明、有文化，怎么能在宴会上显得见多识广呢（以及智力超群）？

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剧照。

卡尔·塔罗·格林菲尔德（Karl Taro Greenfield）曾在《纽约时报》上写道：“随时都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以免暴露文化上的不足，是我们现在持续面临的压力。我们并不是真的要直接使用这些看上去对我们很重要的海量信息，而是只需要知道其存在——并且对其有一定看法，能够参与与之相关的谈话即可。我们越来越倾向于伪装成知识渊博……当一个同事在鸡尾酒会或聚会喝酒时提到一部电影或一本书，我们明明没看过或读过，甚至连相关评论都没看过，却还是会意地点点头，这并不能称为说谎。因为话题发起者本人很有可能只是在重复其在社交媒体动态或新闻推送中看到的辛辣评论。”

当志向阶级高效利用有限的休闲时间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以这种方式消磨时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他们忙于证明和强调其利用时间的方式是如此独一无二，使其从根本上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就指出：“正如他们希望从投资和慈善事业中获得回报一样，富人现在希望从休闲时间获得回报。”因此，其中一部分时间也会用来评判那些不花时间做这些事的人：给孩子喝配方奶而不是母乳？简直是毒害儿童！花时间看低俗情景喜剧的文盲？真可耻！换句话说，部分现代炫耀性休闲可以看作是针对不参与这些活动的人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和道德优越感，同时也体现了进行这些炫耀性休闲活动者的一种假设思维，那就是不参与这些活动一直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些行为似乎如此自然，很多志向阶级成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这么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及其社交群体将其视为社会规范。母乳喂养和顺产是“直觉”或“本能”选择，大家都应该如此。即使它们令人疲惫不堪，感觉像在工作，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从这些行为给人的直观感受来看，它们对于中下阶级而言并不是显而易见或轻松的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提及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贝尔在1976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指出，社会利用资本主义及其职业道德所提供的经济优势，在我们的社会行为和文化风格中创造新的感受力和巨大自由。那些曾经转向体现新教徒工作价值体系所提倡的节衣缩食的生活方式的人（想想威廉·怀特的《组织人》），现在正在拥抱先锋派（它还存在吗？）和波希米亚主义这类文化行为新形式。我们的经济生产力给我们提供了享受文化自由或成为“文化杂食动物”的机会，后者是社会学家对新精英社会这一特殊精神支柱的形象比喻。我们仍然具有旺盛的生产力，这一特质定义了志向阶级，也决定了其如何获得相应的身份地位。但能体现生产力所创造的成功的外在身份地位象征却隐藏在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选择中。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 丹尼尔·贝尔 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贝尔在这方面的巨大贡献在于，指出了整个社会在文化上已有所改变，因此，不再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甚至波希米亚主义）已经成为更高经济地位的象征。或如大卫·布鲁克斯所言，布波族竭尽全力将消费选择变成神圣的道德决定（净水器、私教冥想课、哺乳顾问和石材打造的禅修风格浴室）。这些消费看上去像是出于本能所做出的选择，或是对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回归，但实际上却体现了我们在资本的帮助下获得选择这种生活的自由。“正念”冥想可以看作是对前数字时代的一种道德回归，透露出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但却需要花时间和金钱去学习和练习。铜制炊具比特氟龙（Teflon）炊具更环保（由于使用了自然元素制造，当然也更接近自然），但前者一套要花费1500美元，后者则只需50美元。我们或许可以再次借用历史学家弗兰克·特伦特曼的话：“道德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物质生活的肌理中。”

走向反面的新型炫耀性休闲：

当道德判断融入消费选择

我们做出这些能够显示身份地位的决定，究竟是反映了我们渴望向全世界炫耀的心情，还是折射出我们希望被他人接纳的人类基本诉求，实在难以分辨清楚。我们不会同情那些通过购买爱马仕铂金包来努力获得认同感的女性，而那些选择母乳喂养，家庭分娩，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为了健康更加勤奋锻炼的女性看起来似乎更真实、更深刻，或者说她们至少是在追求更美好的意义——可恰恰是相同的社会经济阶级属性和文化资本积累赋予了后者做出看似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能力。

因此，美国新型炫耀性休闲同时具备一个明显的反作用力——它制造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甚至超过了任何形式设计师手袋制造的同类效果。而在进行炫耀性休闲的时候，如果某人没有选择做某事，我们会将其看成是某种道德选择。我们忽略了人们做决定时的社会经济局限性（或者对志向阶级中的富有成员来说应该是社会经济赋予的自由选择权）。为什么那个人会超重或这个人的文化意识如此薄弱？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按小时结算工资，因此没有钱购买昂贵的新鲜水果，也没有“能创造生产力的休闲时间”去上晚间普拉提课或阅读《纽约客》。

在志向阶级家长看来，加糖饮料和多力多滋（Doritos）就是儿童世界的香烟。社会学家凯特琳·丹尼尔（Caitlin Daniel）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低收入家长并非没有意识到孩子吃蔬菜和“健康食品”的好处，只是他们无力负担孩子拒绝吃这些食物或将其扔到地上所造成的浪费。如果不考虑肥胖因素，在大多数孩子眼中，炸鸡块和薯条才是美食，所以，通常要尝试吃8-12次西蓝花、三文鱼或其他更有利于健康的食物，孩子才有可能适当地吃一些这类食物。因此，每当一个贫困妈妈用微薄的工资买回来的抱子甘蓝最后被扔在了地上，她不仅浪费了不能浪费的钱，还失去了给孩子买真正需要的东西的机会。

丹尼尔对此评论道：“贫困家长不仅要计算购买食物的花销，还必须考虑如果没人吃该怎么办。”丹尼尔还针对富有家庭进行了研究。当其中一个妈妈被问到如何看待因为孩子的拒绝而导致的食物和金钱的浪费时，她答道：“坦白说，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当这样一个志向阶级妈妈看到另一个妈妈给孩子买麦当劳开心乐园餐当午餐时会大吃一惊，并且坚信自己给孩子准备的烤鸡和彩虹色蔬菜便当才是安心之选。尽管这个志向阶级妈妈为孩子提供健康食物完全是出于善意，可是她忘记了另一个妈妈几乎从来就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机会。

电影《克莱默夫妇》（1979）剧照。

看看志向阶级育儿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精英私立幼儿园。一年的学费从10000美元到40000美元不等，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要想办法挤进候选名单。45岁的老爸们要在下午5点前下班去接孩子（只能在孩子睡觉后工作到凌晨）。一些爸爸们属于广义范围的“创意阶层”，因此灵活的工作时间允许他们与孩子一起吃午餐。全职妈妈中不乏毕业于常春藤盟校的研究生，她们则忙于趁孩子上学的时候采购有机蔬菜，规划出游行程和孩子上音乐课的时间。

这些家长都专注于社会学家拉鲁所说的协作培养，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思考如何让孩子的人生更美好。然而，她们中的很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通常会下意识地评判那些做出不同决定的人，完全忽视了每个决定最终取决于一位母亲是否享有经济和社会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几乎已经被其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社会地位完全剥夺。

并不是所有炫耀性休闲都与身份地位相关，也并不是所有采取母乳喂养的强势妈妈都看不起其他妈妈。很多志向阶级成员积极健身、精细育儿和努力获取文化知识的初衷其实都很美好。但围绕着21世纪炫耀性休闲神话的关键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他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知识参与其中。

本文内容节选自《微小的总和》一书。

原文作者/[美]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

摘编/申璐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