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五则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今日还不配读论语）

《教育杂志》在1935年第25卷第5期以《读经问题专号》的形式，汇编了七十余家学者、社会名人等关于“是否应该读经”问题的意见，被人们称作“1935年的读经大讨论”80多年过去了，这场讨论的意义并没有散去，反而愈来愈彰显其必要性了，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论语五则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五则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教育杂志》在1935年第25卷第5期以《读经问题专号》的形式，汇编了七十余家学者、社会名人等关于“是否应该读经”问题的意见，被人们称作“1935年的读经大讨论”。80多年过去了，这场讨论的意义并没有散去，反而愈来愈彰显其必要性了。

胡适：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伴随着民国政府的成立，在教育领域废止祀孔读经，这无疑是在文化层面上向社会民众宣告：这是一个新时代了，我们不但赶跑了皇帝，还赶跑了孔子。偶然中也许有其必然，几次尊孔复古的文化倡议，往往也伴随着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令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们警惕不已，认为必须将“读经”这僵尸牢牢地关进棺材里，民族的前途或许还有一丝期望。

本着矫枉必须过正的态度，这个时期诞生了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胡适先生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这犀利的战斗檄文式的发语，就是其中一例。胡先生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我们现在还“读不懂”经典，所以“读经”这工作留给专家做就好了，其他人大可不读。

我们并不能以当下的需要和标准，来草率断定前人的某观点是非之一定，这本来是荒谬的。胡适先生的意见，价值不在于帮我们来判断是否应该读经，而在于，的确揭示了“读经”的几种诉求：求古，求真，还是求信？

胡适先生当然是“求真”一路的，为了捍卫这“求真”的信念，他们认为宁可不读经典，也不妄读经典。但是推求他的动机，也许他根本上还是不提倡大众读经罢了。经学一科，在他看来不过是死去的“国故”，当务之急是使民众们认识到它的“死去”。

六经皆史料

胡先生的主要观点，其实是很短的一段话：

“

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这段话是傅孟真先生写的，胡先生认为：

“

孟真先生这段话，无一字不是事实。只可惜这番话是很少能懂的。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王国维先生老实的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诗》，《书》，《易》，《仪》，《礼》，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传》也都有从头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论语》《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须经过新经学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学校废止了读经的功课，使得经书的讲授脱离了村学究的胡说，渐渐归到专门学者的手里，这是使经学走上科学的路的最重要的条件。

王阳明曾说过“五经皆史”的话，清中叶的章学诚倡言“六经皆史”的理论，使世人越来越多地开始从“史”的角度来看待“经”的意义。虽然，两人所谓的“六经皆史”并不是同一个意思。经史关系，汉代以来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经学主导的时代，这个问题的意义并不凸显。

到了胡适这个时代，他们要提倡科学方法，褫夺经学的“权威”，将“经”贬低为“史料”，是他们当然的出发点。这是胡适兴趣浓厚地编写了《章学诚年谱》，并不遗余力的宣讲其“六经皆史”之理论的原因。尽管，胡适所说的“六经皆史”并不是章学诚的原意了。

经典既然沦为了史料，史料的价值惟在其“真实”性。追求这个“真实”，是胡适这一代学人重要的价值观。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格外赞赏王国维先生的“老实”态度：《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但是，这个逻辑，细想一下，其实很可玩味的。无论是任何“史料”，它的“真实”性都是由这史料的解读者的历史观来担保的。当追求这“真实”性成为了最高标准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这“真实”性要流于虚无。

比如《论语·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自古以来以不可解著称。想要赞扬孔子的人可以将其解读为“儒家的人道精神”，想要贬低孔子的人可以解读为“愚民思想”。就是在赞扬或贬低的同一阵营内，各自要赞扬或贬低的出发点也是互不相同的。

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这“真实”性是我们永远抵达不了的——除非孔子他老人家复生。

胡适先生解释了古经难读的原因：

“

何以古经这样难懂呢？王国维先生说：

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此以《尚书》为甚）。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有又。三也。

唐宋之成语，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由周人秦人书解之。至于《诗》《书》，则书更无古于是者。其成语之数数见者，得比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义。否则不能赞一辞。若但合其中之单语解之，未有不龃龉者。

其实，这些难题的客观存在，在逻辑上有其先天的不可跨越的部分。比如“讹阙”的存在，我们的工作再如何复原文本，也不可能排除所有“讹阙”的存在。这是“文本”之所以生成的必然过程，没有“讹阙”就不可能有文本的传承。

想想就知道，如果王国维先生“《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那么我们永远不能期待有一天可以读懂《尚书》了。尽管专家学者们再努力，顶多读懂到“十之六、七”，那何时何日才能有“我们已配读经”的结论呢？

村学究们的胡说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能纠结在能否读懂，能读懂多少的问题上。而在于我们追求怎样的一种“读懂”。这种摒弃任何信仰，完全史料视之的态度，过去一世纪以来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价值沦丧，破碎支离。

废弃经典的价值意义，将经典史料化，疑古派甚至再连史料价值都否定之。最后，自然而然的，学术活动被政治需要所利用，史料解读沦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工具，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文学”这种课程，就是最典型的缺乏价值重建的产物。

但我绝不是要反对胡先生。前文已经说过：我们并不能以当下的需要和标准，来草率断定前人的某观点是非之一定，这本来是荒谬的。胡适先生的意见，价值不在于帮我们来判断是否应该读经，而在于，的确揭示了“读经”的几种诉求：求古，求真，还是求信？

胡先生绝对不会想到，在一片价值废墟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他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史料解读的洗礼之后，并没有“使得经书的讲授脱离了村学究的胡说”，反而招致了更多的“村学究的胡说”。因为价值关怀的严重缺失，以至于给大家哪怕灌一点点鸡汤，都会产生美味妙不可言的错觉。某于姓教授的《论语心得》的爆红，引发了更多的等而下之的拙劣模仿，恨不得令人重提胡适先生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但是，胡适先生“六经皆史料”的倡言，显然是失败的。“求古”愚不可及，“求真”适得其反，“求信”成了“村学究”们的独擅胜场。蔡元培废经的恶果，当然不该由蔡先生那一代人去负责，但是该由谁来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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