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28条圣贤智慧（大学中的贤人）

贤，《说文解字》解释说：“贤，多财也。”段玉裁注：“贤本多财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引习其引伸之义，而费其本义矣。”按照段玉裁的说法，贤人便是指德行高、能力大的人。与贤人相关的语句在《大学》中仅出现过两次。其一，“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即说君子要尊重贤人；其二，“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一般的君子对贤人不能举荐，举荐了不能重用，这是对贤人的轻慢，看到恶人而不能罢免他，罢免了而不能疏远他，这是过错。朱熹对其解释说：“若此者，知所爱恶矣，而未能尽爱恶之道，盖君子而未仁者也。”这里是对“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的进一步解释，说明君子不及仁人“能尽爱恶之道”。并且君子要举荐贤人。即所谓“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可见，贤人比君子在修为上更胜一筹。那何为贤人呢？“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可见贤人有德而能推及他人，做到了“亲民”，能够实现“国治”。

贤人是重视高尚品德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坚守道德与精神。在孔子眼里，颜回是贤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作为德行第一的颜回虽然穷困，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依然坚守自己的志向，身体力行，实践仁德，“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因而被孔子称赞为贤人。贤人有德而能够济世，但是往往选择环境，面对有污自己德行的事物，往往避开，所以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孔子也认为伯夷、叔齐是贤人。“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是“求仁而得仁”，伯夷、叔齐矢志向仁，放弃荣华富贵乃至牺牲生命来追求仁，和颜回的精神一样，以仁为重，不仅志向求仁，而且身体实践，实现了仁，以品德为重，因而也是贤人。此外，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不在事先猜测别人欺诈自己，也不臆想别人不讲信用，哪怕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却能够及时发现，这就是贤人。“不逆诈”本质上是一种“仁”，正所谓“仁者爱人”，能够以一颗美好的心灵去对待他人（诚其意），但是同时又能察觉他人的不善之意念，这就是贤人的高超之处。“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能够做到“不逆诈，不亿不信”，而无法做到“抑亦先觉”。

贤人是德行高尚，具备“治国”的才能，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坚守仁德，并身体力行去实践仁德的人。按照《大学》“三纲”“八目”的设定，贤人做到了“明明德”、“亲民”，达到了能够“治国”的地步。相比于君子，贤人更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仁德，且加以实践，这是贤人强于君子之处。

仁人在《大学》所设定的修为境界中介于贤人、圣人和之间。在《大学》原文中，仁人仅出现了一处：“‘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看到别人有本领，就嫉妒厌恶别人，看到别人德才兼备，就打压别人。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保护天下的子孙和黎民，而且是很危险的。面对这类小人，只有仁人会流放他，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荒夷之地，不让这类人和自己同在中原居住。为什么仁人会这样做呢？朱熹解释说：“媢疾之人，妨贤而病国，则仁人必深恶而痛绝之。以其至公无私，故能得好恶之正如此也。”这也是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的缘故。仁人能够“至公无私”，保养国人，在“八纲目”中，已经达到了“治国”的程度。

那为什么仁人要比君子、贤人的修为境界更高呢？在《大学》中，似乎看不出来。在《论语》中却可以作出区分。孔子曾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杨伯峻先生认为这里的君子小人是就社会地位而言的，其实不然，这里君子、小人的含义是就道德层面而言的。修德、修身对于人而言，是一生都必须精进不休的事业，而这一生中，不可能不出现错误，正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并且在《论语》中，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称许人，“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哪怕被孔子称许为“贤”的颜回，也只能做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传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也算不上仁人。可见，仁人的标准要比君子、贤人高得多。

位于《大学》人格道德修为最高层的是圣人。何为圣人？《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之人便是圣人，即将仁落到实处，能做出一番功业。

圣人是《大学》所设定的理想人格目标，是能够实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人物，能够做到“平天下”。《大学》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圣人语句，而是提到了被后世尊为圣人的文王、尧、舜。“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章句集注》注曰：“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可见圣人能够“明明德”、“新民”。“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熹解释说，“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可见，圣人是能够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的。就“八目”而言，圣人能够全部做到，并能够取得“平天下”的伟大功业，这是圣人和仁人的区别所在。

“圣人，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其实，仁人、圣人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孔子曾说自己“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侮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认为说自己仁、圣都是不敢当的，并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圣人，孔子并不得见，他觉得能见到君子就是不错了。《礼记·礼运》中甚至将圣人与天地、鬼神相并列：“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可见圣人是儒家所设立的一种最理想的人格形态，是智慧、道德并能教化万民的近乎神人的人物，他是一个引导人们不断完善自我，达到“止于至善”这一终极目标的精神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