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他的北洋集团崛起(袁世凯和他的北洋集团崛起)
袁世凯
在清廷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出力最大,成绩突出,也得益最多,逐渐形成以之为核心的北洋集团。
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因戊戌告密和镇压山东义和团有功,得到慈禧太后信任。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遗折向清廷保奏:“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同日,袁世凯被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次年6月9日实授。此后,他先后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会议修订商约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务大臣、督办电报事务大臣等职,权力几乎伸展到了新政的各个方面。
袁世凯最高军事权威的确立
清廷在天津小站练兵,始于1894年,名定武军,有士兵4750人。袁世凯到任后,增至7300人,改称新建陆军。
1901年,清廷将张之洞、刘坤一陆续训练的自强军约3000人从江南调到山东,交袁世凯训练、指挥,袁所掌握的兵力进一步扩展。
1903年,袁世凯出任练兵处会办。这一职务虽上有总理大臣奕劻、下有铁良,但奕劻位尊事冗,铁良人微言轻,才具平平,实权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练兵处提调徐世昌是袁的密友,小站时期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军政司正使刘永庆是袁的姻亲,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袁的部将。这样,练兵处虽是清廷的中枢军事机构,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私人衙门。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迅速派人赴各地招募,练成北洋常备军左镇。又与铁良合作,挑选旗兵,练成京旗常备军一镇。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袁世凯奏请扩军,成立北洋常备军右镇及北洋第三镇。次年,又以武卫右军及江南自强军等为基础,成立第五、六镇。至此,袁世凯超额完成了原来编练四镇的任务,其成绩为各省之冠。
袁世凯练兵,编制、操法、武器,均采西法,但沿袭湘军、淮军“兵为将有”的传统,形成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派系。
袁世凯认为:“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凡兵丁入伍之初,必为之讲解“忠义”要旨,编为歌诀,经常考问。同时还制订了一系列森严的军法,用以控制士兵。其《简明军律》规定的“斩”罪多至18条,如: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如头目战死,本棚兵丁无一伤亡,则全棚均斩。经过袁世凯的训练,北洋六镇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锐、作战能力最强的现代化部队。
袁世凯不仅注意掌握士兵,而且重视控制军官。在长期练兵过程中,袁利用结拜、亲朋、同乡、同僚、同学、门人、故旧等种种关系,拉帮结派。北洋六镇所用将领,大都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亲信,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张淮芝、段芝贵、陆建章、姜桂题等。他们视袁为“衣食父母”,只知忠于袁世凯,惟袁之马首是瞻。
1906年11月,清廷设立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规定“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但是,清廷并不能改变北洋军忠于袁世凯私人的状况,袁世凯事实上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权威。
网罗经济人才,创办新式企业
袁世凯深知,除了军事实力,还必须有经济实力。他出任直隶总督后,迅即通过唐绍仪、梁士诒、杨士琦、周学熙等人掌控原由李鸿章、盛宣怀所经营的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铁路和航运。
1902年,袁世凯被派任督办关内外铁路,即将二成盈利拨归北洋。同年年底,袁世凯将招商局收归北洋名下,次年初,袁以电务督办大臣名义接管电报局,任命亲信杨士琦为帮办电政大臣,兼招商局总办。两局每年均须向北洋报销官款。
1903年,清廷成立商部,尚书载振,伍廷芳、陈璧都与袁关系密切。1906年,成立邮传部,唐绍仪、胡燏棻分任左右侍郎,梁士诒掌握“部中枢要”。此外,袁世凯还网罗了一批经济人才,如周学熙、孙多森、梁士诒、张镇芳、毛庆蕃等,他们受袁委派,或得到袁支持,陆续创办起一批新式企业。其中厂矿如:1903年,袁支持周学熙在天津创立北洋工艺局,成为北洋官办实业的总枢。
1907年,成立滦州煤矿公司。1908年,与德人汉纳根(Von Hanneken)合办井陉煤矿。上述煤矿,每年均须从营业额中抽取百分之五报销北洋。金融如:1904年,袁世凯受原管理户部事务大学士荣禄与户部尚书鹿传霖委托,以官商合办名义在天津代设户部银行,铸造货币,发行钞票,代理国库。
其后,袁世凯又陆续委派周学熙等创办银元局、铜元局,依靠特权,垄断原料,取得高额利润。北洋集团创立的其他著名企业还有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的创立,壮大了北洋集团及其成员的经济实力。
袁世凯本人,在漳德、汲县、辉县三地拥有土地四万亩,在开滦煤矿及启新洋灰公司拥有大量投资,财产逾二千万。当然,这些企业的创立也带动了天津地区工业的发展。在袁世凯倡导和影响下,天津绅商纷纷投资建立纺织、制油、制革、制盐、制棉、面粉等各类公司,使天津成为当时全国的工业发达城市之一。
重视教育,在各地办学
袁世凯也高度重视文人的作用。徐世昌原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后成为袁世凯的谋士。
唐绍仪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成为袁世凯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成为袁的重要助手。阮忠枢原是举人,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教习,成为袁世凯的总文案。
杨士骧原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协助治理直隶。杨的弟弟杨士琦,成为袁世凯的洋务总文案。其他淮系官吏、幕僚,如孙宝琦、赵秉钧、于式枚等,袁世凯也都一一收罗重用,形成武将之外的文人官僚集团。
袁世凯高度重视教育,认为“经国要图,莫此为巨”。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济南首办省立大学堂。1902年、1903年,先后在保定、天津创办直隶大学堂及北洋大学堂。
1903年,北洋派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达60人,仅次于湖北,约占全国所派官费生的五分之一。袁世凯和张之洞同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的奏请者之一。1906年,直隶有高等学堂5所,初等农、工、师范类学堂121所,中学堂27所,小学堂4344所,女子学堂41所,学生入学人数已达86652之众。
袁世凯尤为重视军事教育。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培训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军官。次年,创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招收各省陆军小学堂毕业生。
自1903年至1906年,袁世凯还先后开办保定陆军小学堂、姚村陆军小学堂、陆军经理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北洋讲武堂、保定军官学堂以及军医、马医、军械等学堂,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袁世凯在这一方面的绩效,在清末督抚中无人能与之比肩。
尝试政治体制改革赢得舆论
在政治上,袁世凯不仅是新政的首倡者之一,而且支持积极立宪运动,博得“开明之巨子”的声誉。
1905年,袁世凯首倡清廷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应诏参与阅看考察政治大臣的回京陈奏,促成清廷宣布预备立宪。
袁世凯随即成立宪政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同时创办自治局与自治研究所,推行地方自治。
1907年,立宪运动进入高潮,袁世凯上奏,要求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同年,天津士绅集会,选举30人为议员,组成天津议事会。袁世凯并命直隶各州县,以天津为榜样,于三年内完成地方自治。
1907年冬,杨度自日本回国为伯父治丧,袁世凯即与张之洞联名奏保他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来又推荐他为慈禧太后和满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使杨乐为其用。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载沣摄政,袁世凯立即向清廷提议,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袁世凯的这些做法,博得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的欢心,也得到部分在国外的立宪派分子的拥护。
内结交皇亲,外讨好洋人
奕劻是爵位世袭罔替的亲王。自1884年起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长达20年。1903年进入军机处,成为领班军机大臣。
袁世凯摸准他爱财的弱点,不断以巨款行贿。凡王府的年节、生辰、请客、婚嫁、子孙满月、周岁等一切费用,均由袁世凯预先布置。因此,袁世凯长期得到奕劻的充分支持和保护。通过行贿等手段,袁世凯还与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内务府大臣世续、太监总管李莲英等深相结纳。
在山东巡抚任上,袁世凯残酷镇压义和团,被联军统帅瓦德西称为“明达督抚”,博得列强普遍欣赏,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干的政治家”,将会“超越李鸿章所能达到的高度”。1905年,中国各地因反对美国排斥华工,发生抵制美货运动,袁世凯多次指示天津巡警“压抑风潮”。同年,他应美国公使要求,上奏清廷,请饬令各省严禁抵制美货。
袁世凯的这些举措,使美国使馆官员极为满意。
1907年9月,清廷为了削弱袁世凯对军队的控制,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但这却进一步增强了袁世凯与列强的关系。
任内,袁世凯继续贯彻对外妥协方针。同年,江浙人民反对清廷出卖苏杭甬路权,要求集款自办。但是,袁世凯却断然反对,表示“宁用十分压力,决不为众议所夺”,并于次年与英国银公司签订合同。
袁世凯的“友好”态度自然使英方十分满意。英国驻华使节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 都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当时北京的外交圈中就在议论:“人们相信袁世凯。此人的确很聪明。他能把有才能的人搜罗在他自己身边。这便是他的主要优点。”
清廷推行新政的时间不长,在这一过程中,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迅速崛起,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都聚集了大量权力,成为足以摇撼清廷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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