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定都洛阳是正确的吗（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咸丰三年二月初十（公元1853年3月19日），从武昌顺江而下的太平军一举攻克江宁府，夺取金陵城（南京城），并于二月二十日改金陵为天京，作为自己的革命大本营，正式建立了和清廷军事对峙的武装政权。

十一年后，即，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金陵，太平天国被连根拔起，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宣告失败。

湘军攻破南京

很多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认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具有盲目的排外性，特别是太平军每到一处，必定会毁孔庙、砸寺庙、烧道观等，从而引发了深受“三教合一”的新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的不满，才会和太平军不死不休。

当然，意识形态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汪郎以为，其失败的更重要原因就是定都南京，这是一条根本性的战略错误！

换句话说，太平天国试图以南京为中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继而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不太可能。

天王府

此时的南京，不仅没有四百年前元末大乱时期的战略优势，相反，还要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危机，一旦形势恶化，南京城犹如瓮中之鳖，城中被困的人要想突围，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事实上也是如此。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清廷就先后两次，分别于扬州建立江北大营，于孝陵卫、丹阳建立江南大营，对南京起到包围之势，为了打破这种战略包围，大量的太平军被牵制在南京城，以致于北伐军缺少支援，最后以失败告终。

那么同样是定都南京，并以南京为中心，扩大在江南地区的统治区域，蓄积力量后，最后挥军北上一统天下的思路，为什么太平天国就是错误的？

南京沧波门内的孝陵卫清军江南大营

其实这是由南京的地位决定的。

南京在明朝时政治地位超然，是陪都，到了清朝统治时期，虽然失去了陪都的身份，但她却是两江地区的政治核心，这里不仅是清王朝的两江总督（清朝八大地方总督之一，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所在地，也是江宁将军（清朝八旗兵驻防地方的十四名将军之一）的驻地。

故而，明朝时的陪都，清朝时的江南核心，南京对于清王朝镇而言，是威慑苏南、皖南地区的要地（明末清初的易鼎之际，一贯给人软弱形象的江南百姓，却是反清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

何况，两江地区是清王朝重要的赋税来源，无论是太湖流域（在延伸至浙北），还是鄱阳湖流域，都在南京的辐射范围内，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并以此为中心，来夺取江南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就等于在经济上扼住了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出于政治、经济两大因素的考虑，清王朝必定调重兵争夺，在这样的环境下，太平天国想在江南建立根据地，并取得稳定的发展机遇是不现实的，这从清朝组建江北、江南两大营就能看出来了。

清代南京在两江地区的位置

除此外，江南地区的地主、士绅阶层是太平天国无法真正降服的，虽然他们在武力的威胁下暂时屈服了，但反弹更为严重。

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本身对其信仰具有盲目的排外性，尤其是对儒家、释教、道教的打击最为严重，而江南地区，如，苏州府、徽州府、常州府、松江府、镇江府、池州府、宁国府、太平府等，都是清代的科举重府，换句话说，这里是深受儒家思想沉浸的重要地区，也是“三教合一”思想流行的主要地区，和“拜上帝教”是极为冲突的。

故而，这就意味着江南地区的地主、士绅们对太平天国统治的反抗，以及对太平天国政权稳定的破坏比其他地区更为凶猛，而太平天国想从江南地区获取赋税、供给，自然也是难上加难。

这也是太平军初定南京后，为什么急切北伐和西征，以扩充自己的根据地，而不是先东进苏南，南下皖南的根本原因。

齐一心志，联团各数百里。以仙女镇之众竟能杀贼千人，贼安敢四出？故贼仅以江宁为老巢，谬以北犯为进取，实以安徽、湖北、江西为大供给所。---《贼情汇纂》

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地主、士绅，并没有停止对太平天国的反抗

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上海已经开埠，成为西方侵略者对江南地区觊觎的桥头堡。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时，上海早已取代广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加上江南本身的富庶，也是清王朝的茶叶、丝绸、瓷器等重要输出地，故而，苏南、皖南一带已经成为西方侵略者在和清王朝的经济贸易过程中，掠夺廉价原料和倾销工业品的重要市场。

但太平军定都南京，必须扩大自己的赋税范围，保障政权的稳定和运行，这样一来，势必会和西方侵略者的经济利益发生严重冲突，从而引发侵略者们的武装干涉。

这一点，从英国公使文翰下令英舰长期驻留上海黄浦江港口就能看得出来，当时西方列强虽然保持中立，但也是建立在太平天国不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影响和威胁的基础上，所以，太平天国想要稳定江南根据地，如何平衡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利益关系十分重要。

上海租界示意图

既然南京不适合定都，那么，哪里适合呢？事实上，在打下南京城后，太平天国内部曾经有过一次是否定都南京的讨论，按照洪秀全的想法，是打算在河南选一座城池建都，但杨秀清坚持建都于南京。

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急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 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 ……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李秀成自述》

汪郎以为，咸丰三年的洪秀全还是具有战略意识的，他通过对当时局势的思考，认为太平军应该在分兵镇守江南的基础上，快速挺进河南，在河南建立和清朝分庭抗礼的根据地。

只可惜，这条高瞻远瞩的战略被杨秀清给否决了，最终还是选择了南京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明朝时期的南京城

当然，洪秀全提出在河南成就霸业，但没有具体指出选择哪一座城市，按照历史的习惯，大体上会选择在洛阳建都。

如果真的选择了在洛阳建都，洪秀全在大概率上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并最终将清朝皇族赶出紫禁城。这一点，太平天国灭亡后，清朝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在总结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百姓的影响时深信不疑。

亶令守金陵、阨盐漕，而躬都洛以争天下，胜负之数可量哉。---《江表忠略》

不过汪郎以为，即使太平天国真的进入河南，并选择洛阳建都，实际也不太合适，河南在当时是中国的粮仓之一，毕竟每年能向紫禁城输送粮食二十二万石。①

况且河南也是漕运的重要组成，清王朝不见得不会疯狂反扑，故而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汪郎以为，真正适合太平天国建都的城市，非襄阳莫属！

河南，中州之地

那为什么是襄阳？

1、襄阳的地理位置占据优势，极具战略价值。

襄阳地处湖北西北部，居汉水中游，背靠秦岭，神农架，北连南阳盆地，南接江汉平原，属于五省通衢之地，具有战略意义。

以襄阳为中心，太平军通过陆路可进入豫、陕、川、湘，并能独霸鄂省，无论是北伐、西征、东进、南下，相比于定都南京，其发挥的优势是巨大的。

例如东进，因为太平军占据襄阳，扼守长江上游，可对江南地区起到威慑作用，此时只要派出一支疑兵，即可促使清王朝在江南集结重兵严阵以待，从而减轻清廷对襄阳的军事压力，毕竟要想平定江南，从长江上游长驱直入是最为有利的军事进攻路线，隋灭陈、宋灭南唐，都是如此，而江南对清王朝的重要性不需要多复述。

如果要北伐，因为襄阳紧邻河南，太平军能快速进入中原地带，这一点比南京绕道安徽，再进入河南的行军路线要近得多，速度也快得多，可节省大量时间。

河南还是捻党的主要活动地区，本身的反清力量就强，以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是拥有大量百姓基础的，而且咸丰时期的河南还没有受到西方列强的资本直接入侵，其本地的地主、乡绅也正是太平天国打击的对象，所以这些都有利于太平天国能够迅速建立根据地，不仅能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又能获取中原粮仓。

清代同治年间的襄阳城图

以此为基础，如果再派出一支军队由河南继续向北，一路杀进山东、河北，又可以牵制北方的清军主力，迫使清廷在京师一带集结重兵防守，减轻襄阳的军事压力。

事实上，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如果不是林凤祥、李开芳的及时北伐，有力地牵制住北方的清军主力，也许都支撑不了11年。

连镇逆匪，若能及早殄除，不但该逆不敢窥伺河北，大兵且可乘势南下，皖楚之匪亦可次第埽除。若以败窜余匪，牵掣大兵，旷日持久，深恐别滋他变。---《咸丰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三》

即使要西征，因为已经打下了武昌，湖北一带的清军几乎被消灭殆尽，故而只要兵分两路，一路沿长江进入川蜀之地，一路进军汉中、秦川，就能牵制住两地的清军，为襄阳的汉江平原根据地的巩固赢得时间。

而南下更具优势。因此前在湖南留下的革命痕迹，无论是再次攻打长沙，还是打岳阳，相对太平军来说都是轻车熟路，何况还能将湘军限制在湖南境内而不能出省。

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还能和两广地区，云贵地区及湖南本土的起义军取得联系，互为犄角，互相扶持，使得这些起义军起到牵制南方清军分散各地作战，无法集结长沙的作用，这一点，比定都南京有优势的多。

以襄阳为中心的战略之地

2、襄阳的后勤供给和保障。

湖北属于荆楚文化范畴，自古就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荆楚百姓自楚国时期就养成了不服周的霸气，故而民风彪悍。

尤其襄阳地区，背靠大山，面临汉江，无论是山民还是渔民，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其可塑性是很强的，这对于急需吸纳新鲜血液的太平军而言十分重要，因为这都是敢战、能战的优质兵源。

否则，曾国藩在筹建湘军之时，为何只选那些几乎没有文化，但又忠厚老实的农家汉入伍，其实道理是相通的。

兵源可以就地征集，加上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进一步加强了太平天国和汉江平原地区的百姓之间的联系，又为巩固襄阳根据地增加保障，这就是优势。

至于粮食，襄阳属于汉江平原上的重镇，本身并不缺乏，因为汉江平原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的大米生产基地和集散地，是“湖广熟，天下足”的核心地带之一。

明清两代的著名商帮，徽商，米业已经成为仅次他们经营的四大主业（盐、典、木、茶）之外的第五大支柱产业，徽州山多地少，粮食产量有限，那如何能靠大米造就商业神话？其实就是长途贩运湖广地区的大米，到江浙、京师等缺粮地区售卖，由此可见该地区的粮食生产丰盈。

这种就地取粮的方式，远比定都南京后，还要通过北伐和西征来开拓粮食的供给地轻松的多。

襄阳城

3、襄阳地区只有清朝统治基础，没有西方列强干涉！

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因为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势必会触及西方侵略者的经济利益，这是西方侵略者们绝不允许的。

但襄阳地处内陆，咸丰时期，西方列强的触角还伸不到这里，太平天国完全可以利用外国侵略者短暂“中立”的时机，派出一支东进的疑兵将江南地区打造成牵制清军主力的次战场，从而加强对汉江平原的巩固，专心对付清廷！

这样一来，以太平军最初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专心经营的话，汪郎以为，他们要想瓦解清朝在汉江平原一带，甚至是河洛平原、洞庭湖平原的清朝统治根基，易如反掌。

事实上，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通过西征夺取安徽的淮河平原，瓦解清朝的统治基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功了，这还是在清军集结的情况下取得的。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湖北巡抚严树森画的湖北地图

汪郎说：

当然，既然是起义就一定会有失败的风险，如果定都襄阳也失败了呢？

汪郎以为，襄阳之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其地处湖北西北部，往西可进入神农架（通四川），往西北进入秦岭（通陕西），山高林密，拥有足够的地理天然防御体系，明朝时就是流民聚集反抗朝廷的重要地带。

故而，一旦战事不利，只要躲进深山养精蓄锐，也会有一丝东山再起的机遇，明末李自成为什么能多次被明廷打得丢盔弃甲，最后还能再次卷土重来？就是依靠大山得已休养生息！

当然，这是汪郎的胡言乱语，诸公且当戏言，一笑而过即可！

注：

①《清季酒运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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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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