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历史之五（轻松就能读懂的南明史）

公元1644年，在中国的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对清朝来说是顺治元年，对大顺政权来说又是永昌元年，可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又是崇祯皇帝的最后一年。

甲申三月十九日，由李自成在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攻克了北京，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拊胸顿足大呼：“内外文武诸臣误我！误我！”不久，便在紫禁城后的煤山自缢身亡。从此，大明王朝又开始以“南明”的身份，继续苛延残喘了十八年。

关于北京失守的消息，十天后，通过淮安巡抚大人路振飞收到的塘报，很快就传到了离淮安不远的南京。

南京，自燕王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便成了明朝的留都。虽说南京只是留都，但它却依然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和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这些任职官员一般多为虚衔，工作也比较清闲，但其地位却并不低于京城那些衙门官员。

而此时，在南京手中握有实权的是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赵之龙，此时，他们三位是留都南京最重要的管理大臣。那么，这三个职位具体管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南京参赞机务这个职位。

明朝时，由于朱元璋废了丞相制，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历年来，南京参赞机务都是由兵部尚书兼任，故，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在南京六部当中，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以，在这六部当中，又以兵部尚书的地位最高，主管南京地区一切军事训练和守备军费。

而关于“守备太监”，则更是明朝守备制度中一种特殊的存在。

明朝时有南京守备太监、天寿山守备太监、凤阳守备太监和承天府守备太监。这些镇守太监负责镇守各地皇族陵墓，并且有权使用守陵的军队，而南京守备太监还负责管理南京内官二十四衙门，其地位就更加重要。

另外，明朝除了宗室外戚和上面所说的宦官以及文武官员以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那就是勋臣。

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不仅设立了参赞机务一人，和守备太监一人，还增设了一名南京守备，其职务一般由公、侯、伯充任，用以兼管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务，以中府为治所，节制其他各府。而忻城伯赵之龙则是明朝时期最后一位南京守备勋臣。

所以，此时留都南京的最高长官是史可法、韩赞周和赵之龙。

早在1644年正月，由于大顺农民政权的攻击，福王朱由崧便逃往河南卫辉府，去投奔他的叔叔潞王朱常淓。可是不久，农民军又打到了卫辉，福王朱由崧又不得不随他的叔叔潞王朱常淓一起逃往淮安府，并在三月六日与南逃的周王朱恭枵、崇王朱慈爚在淮安相遇了。

对于四位藩王的到来，漕运总督大人路振飞率领部将亲自迎接，并将他们安顿在淮安西湖咀大盐商杜光绍的私家园林“绾秀园”里面。自此，他们结束了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日子，在绾秀园中开始了每日衣食无忧，享受美景的安逸生活，全然不知道崇祯皇帝已经自杀的消息。

当崇祯帝朱由检自尽于煤山的消息，从徒步从北京逃出来的大学士魏炤乘那里得到证实以后，南京当政的官员们便认为，作为明朝半壁江山的南京，当务之急应该重新拥立一位新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崇祯帝的三位儿子未能逃出北京，此时的南京又没有一位直系的皇位继承人，所以，南京及其附近的各位大臣、太监和各地拥兵自重的将帅，就拥立哪一位藩王为皇帝，而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那么，该由谁来继续皇位呢？

此时，以皇族血统来看，崇祯帝祖父神宗朱翊钧这一脉最为合适，毕竟他们跟崇祯帝是一脉相承。这时候有福王朱由崧，他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另外还有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但他们两位是崇祯皇帝的叔叔。

所以，从封建伦序上来看，朱由崧更适合“兄终弟级”的伦序继统。而且，此时，朱由崧又正在离南京最近的淮安，而惠王和桂王却远逃在广西。

虽然此时的潞王朱常淓也在淮安，但他的血脉已不是崇祯祖父这一脉，而是明神宗兄弟儿子的后代。

所以，朱由菘此时正占据了有利的继统时机。

淮安漕运总督路振飞曾致书提醒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可是，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却强烈反对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向史可法提议道：“福王朱由崧是神宗的孙子，按辈分、排行应当立为君，但是他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儿，贤良而且聪明，应当立他为君。”

东林党人想要拥立“贤良”的潞王朱常淓，可潞王朱常淓真的贤良吗？

其实，潞王并不贤良，他只不过是东林党人士找的借口而已。他们不选朱由崧为即位的理由，其实是因为他们曾经在神宗时，反对过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即位，他们担心小福王朱由崧一旦当上了皇帝，便会翻出旧账，对他们打击报复。

身为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其实心里十分清楚对于拥立“潞王”预计会产生什么后果，曾经私下对姜曰广说过：“此兵端也！”但作为“东林六君子”之一左光斗的得意弟子，他又不想去得罪东林党人士，所以作为南京的首席大臣，他经过反复考虑，便前往南京浦口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商议。其商量的结果，竟然舍近求远，拥立“桂王”为新帝。至于为什么不选惠王朱常润，则是因为惠王迷信佛教，不问世事。

这个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然后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史可法自认为是一个两边都不得罪的好方法。于是，便写信给南京的各大官员：“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

其实，对于东林党人来说，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他们都不会有意见的。所以，对于这个折中的方案也比较满意，于是，南京的礼部便开始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当马士英刚与史可法密商以后由浦口回到凤阳，突然有人向他报告，说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准备拥立福王朱由崧。

原来，这位卢九德曾经在老福王朱常洵身边服过役，两人关系匪浅。于是，这位老奸巨猾的老太监，直接跳过了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络三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一起协谋拥立朱由崧。

身逢乱世，谁不想抓住机遇成为有功之臣？更何况，拥立福王，本就更得人心。所以，野心勃勃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当即直接甩开了他们的顶头上司凤阳总督马士英，一举成为了拥立福王的有功之臣。

而马士英眼看着自己手下的大将已经全部投向福王，如果再继续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而去拥立桂王，那么，自己只会被他们驾空和淘汰。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的马士英也顾不上了什么信义，也抓住时机投向了福王朱由崧，以表忠心。

当马士英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时感到震惊。但是，乱世之中，手无兵权的他们岂能奈何？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

据谈迁的《枣林杂俎》中记载：

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胶东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胶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膠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龙江关。’”

就连东林党代表人物钱谦益对于拥立福王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了，那么，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已成定局，无法更改了。

可是，史可法却还蒙在鼓里，他继续写信给马士英，申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直接指责皇帝品德有亏的信件，也成为了日后马士英牵制他的重要把柄。他除了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默默跟随着福王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监国以外，也别无选择。但一切，完全都是他咎由自取。

当东林党官员提出“拥潞”时，有人阻止过：“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当时，大部分的南京官员都认为“以福藩为国本”。

“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

就连民间的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史可法却为了不得罪东林党人，不惜违反“顺应人心”的自然规律，而去考虑另立他人。

当他好不容易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跟马士英提出“拥桂”时，马士英也提醒过他：“亦佳，但须速耳。”

可是，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怎么去“速耳”？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朝廷政事，向来瞬息万变，更何况又逢乱世，也难怪马士英会出尔反尔。

所以，从定策这件事情上来看，史可法并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本该是真正拥有决策大权的首席大臣，却因为优柔寡断，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后来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只能依助于镇将，完全听从他们的摆布，这样更加速了南明王朝的土崩瓦解。

而史可法，也注定成不了乱世之中的一代枭雄。

参考资料：

《南明史》作者：顾诚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南明风云》作者：李元骏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南明史1644-1662》作者：司徒琳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过江七事》作者：陈贞慧 北京汇聚文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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