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人有怎样的性格（陕北人是从哪里来的）

​汉化是历史式的渐进过程。

老郭的少年时代是在陕西最北边的横山度过，那是个被称作“二性鞑子”的地方。“鞑子”是内地对蒙人的称呼，没有贬义，但也不褒。“二性鞑子”是和鞑子差不多，是半个鞑子的意思。

那时老郭没认为自己是“二性鞑子”，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啊。后来离开横山，吃惊地发现平日说的“脑害”“圐圙（kuō liē音若“阔列”）”“忽了”是蒙语时，才意识到可能有“鞑子”的味道。

成年后，来到祖国的礼仪之邦，发现何止陕西最北边的横山是“二性鞑子”，整个陕北都是“二性鞑子”，不过鞑子的浓度从北往南递减。

公元394年，高车门领导稽胡起义时，稽胡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主体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服装，“语类夷狄，有译乃通。”（《周书·稽胡传》）

“北方之人，鞨巾而裘。”（《列子·汤问》）

“鞨巾而裘”， 头扎白巾、身穿白板羊皮袄，一副典型的陕北人装束。

后来，上层贵族开始汉化，“其渠帅颇识文字”，但广大群众仍“语类夷狄，有译乃通。”。

到了隋朝，“其状似胡，而语类中夏。”“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边缘地区汉化加快，“丹州白窒，胡头汉舌”。

丹州是现在的宜川县，宜川处在中原关中官话与陕北话的过度带，语言、风俗、性格都半关中、半陕北。“白窒”就是白狄，也就是稽胡。“胡头汉舌”，说的是胡人打扮，汉人说话，有点像现在的西南少数民族。

延安南边富县、洛川、黄陵等5县说的是关中官话，这是从隋唐起关中话逐渐侵蚀渗透的结果？还是1860年代陕甘回乱的结果？不得而知，也许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左宗棠抬棺出征

隋唐时，陕北的汉人是从哪里来的？是稽胡汉化而来的，还是中原迁徙而来的？

我估计是迁徙而来的。这就像今天的内蒙、东北，蒙人、满人还有，但亦有更多的汉人，这些汉人都是从内地迁过去的。

到了唐，稽胡估计都说汉语了。“至中唐（武则天）以后，则史书未见。”估计大部分汉化，小部分融入到突厥、吐谷浑、党项中了。这时稽胡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史书专门指出是稽胡起事，说明还是保留了一些民族特性，中原王朝还认为你是个异族。

到了晚唐，稽胡仍没有完成全部汉化。“白翟故俗，与羌浑杂居。抚之则怀安，扰之则易动，自古然也。”明确说稽胡是白翟（狄），并把稽胡与羌和吐谷浑并称，混为一谈。

一群人，要成为一个民族，需要具备6大特征，但没有明确的鉴定标准。就像满族，50年代政府已不承认他是个民族，你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溜啊，户口本上就写了“汉”。后来又让“民族自决”，可以填写“满”。民国时期，中国只5个民族，汉、满、蒙、回、藏，红、黄、蓝、白、黑，“五族共和”，举“五色旗”。解放后细化，成了56个民族，56朵花。

龟兹（qiū‘cí）是塞种人，肯定是个独立的民族。汉时内附，被安置在米脂、榆林一带。龟兹人能歌善舞，给我们带来了音乐。老郭说过，由于某些原因，中原音乐细胞不发达，一直没有自己的乐谱。龟兹人的到来，给陕北带来了艺术的彩虹，你看信天游、陕北秧歌、唢呐、腰鼓、说书，太“足劲”了，很有特色。

这些年，陕北人在西安生活的不少了，西安街头，陕北人扭两下，感觉不一样，那怕10岁小孩随意扭达两下，说不上哪达儿有那么一股子韵味，有股子灵气，是骨子里带的，学不来。

“听见锣鼓响，饭碗撂不办。”一听见秧歌来了，“浑身就筛了”，忙得鞋也趿拉不办，就硷畔里飏（gàng，快跑）下去了。关中人你让他上台唱支歌，进圈扭两下，他肯定得推辞谦让一番。人家还在谦让中，陕北人早奔上去了，还谦让？没那意识。

这就是龟兹人带来的。

龟兹人还给陕北带来了“板脑”。

说来有点意思，陕北有让婴儿睡“板脑”的风俗，特别是男娃，让他枕黑豆布袋子，甚至枕木板，追求后脑勺扁平的效果。扁平了，像平板砖一样，就是“板脑”，是美的象征，会得到夸奖。串门子婆姨说，“睡好了，板菜菜价的个好小子。”不然，成了“前崩颅，后马勺”，大里媳妇子也问不过。这风俗是龟兹人带来的。

唐时，生活在西北青海湖附近的吐谷浑（谷yù，音若“玉”）受党项挤压，内附，被安置在陕北清涧河流域。今天，你看清涧河流域这3个县，说话z、c、s较多，可能与吐谷浑有关。吐谷浑还一有支安置在“秃尾河”流域，府州威震一方的折氏就是吐谷浑。“尾巴”，发音是“yǐ巴”，你发“wěi巴”，老师要打叉的。“秃尾（yǐ）”其实是“吐谷浑”的谐音。

有一部分吐谷浑过了山西，在今天石楼的地方安顿下来，汉朝在此设“吐军县”，其实是“吐谷浑县”。

后来，同样生活在青海、甘肃的党项受不了吐蕃的挤压，也开始内附，被安置在“定难五州”，即绥、银、夏、宥、静，大部分在陕北，小部分在内蒙。“定难五州”被誉为党项的“龙兴之地”。

吐蕃是强悍民族，唐朝牛×成那样了，长安都让吐蕃攻破3次，逼得唐王朝把妹妹送给“松赞干部”。吐蕃挤压党项，党项挤压吐谷浑，这有点像欧洲的“上帝之鞭”。

汉唐时众多新疆少数民族被安置在陕北，有的又跨过黄河到了山西，这也是稽胡“西域诸胡说”的主要原因。

这些西域诸胡毕竟人数较少，他们虽然融进了当地民族，给稽胡带了曹、白、穆等西域胡性，带来了一些西域胡语，但改变不了稽胡的根本民族属性。

“五胡乱华”，众多北方少数民族杀进内地，汉人成了“二脚羊”，华北杀得剩下100万汉人，中国北方人口从2500万降到500万，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稽胡人虽深居山间，估计人口也大为减少。

说一个极端的个例，高欢。高欢是北齐的开国皇帝，是地道的汉人。一次他大宴群臣，吃烧烤。这是好事啊，大伙高高兴兴地来了，围坐在餐桌旁，但桌上空无一物。

高欢款款地请夫人出场，夫人就是皇后啊，一阵珠琏玉佩响后，美艳绝伦的皇后来到大家面前，大臣们眼睛都直了，直流哈喇子。

高欢皇帝把纤妙、娇柔的皇后放在大餐桌上，掏出小刀，开始从容地庖丁解牛，一会儿工夫，美丽的皇后就剩一副骨架了。高欢皇帝好身手，给大臣们每人一份鲜肉，请大家自便。

这还没完，高皇帝把心爱的皇后的腿骨做成一把琴，用筋做弦，这就是一把标准的“骨弦琴”。每天黄昏，在夕阳的余晖里，高皇帝坐在山楂树下，弹着动人的“骨弦琴”，唱着哀伤的歌，思念远去的皇后。

这还是汉人吗？

这还是人吗？

你看看，“五胡乱华”、南北朝时，历史上最黑暗的地狱，人都成了野兽，没有半点人性。

写到这里，老郭想说说文艺。

2012年，中国有个不爱说话的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人不以为然，还给脸色看。可别小看这文艺，盛世文艺才发达，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且不说，魏晋天下大乱了，还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呢。只要有文艺，社会就有希望。

“五胡乱华”、南北朝时，中国有什么文学大家？有什么艺术成就？你搜肠刮肚，想半天也想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太黑暗了，社会没希望了。

西方是怎么走在世界前列的？

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有了“文艺复兴”，才有了大航海，紧接着英国光荣革命、《大宪章》、工业革命都来了，各国有了议会，开始限制王权，世界进入近代史。你看文艺的威力大不？

经过“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北中国“胡化”得很厉害。隋唐皇家，虽姓杨、姓李，身上流淌着3/4的鲜卑血液。比如李家，李渊本姓“大野”，李渊母亲独孤氏，鲜卑人；李世民母亲窦皇后，鲜卑人；李治母亲长孙皇后，鲜卑人。你再看李世民，温文尔雅的人，玄武门兵变之后，跪在地上吸父皇的乳，大哭不已。

这是什么造型？

唐朝，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我们熟悉的安禄山、史思明，一个是粟特人，一个是突厥人。五代的多数皇帝，比如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刘知远，都是沙陀人。

稽胡人默默无闻，偶尔造个反，在历史上没留下重要一笔，也没出惊天动地的人物。而人数只有十来万的匈奴人，一口气出了三个皇帝，一个是建立“匈奴夏”的赫连勃勃，一个是建立“匈奴汉”的刘渊，还有一个是建立“前赵”的刘曜。匈奴人就是那么能折腾，那么高调张扬，他们完全掩盖了黄土高原真正的主人的光彩，以至于人们以为稽胡就是匈奴。

有人说，近500年来，我们大中华给世界的科技贡献几乎为“0”。稽胡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看来也很少。

在中国，很少有地方历史上像陕北这样民族繁杂，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商周起，先后有鬼方、猃狁、荤粥、白狄、鲜虞、匈奴、林胡、楼烦、稽胡、卢水胡、鲜卑、氐、吐谷浑、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等30多个民族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陕北成为华族和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

“天下匈奴遍地刘。”刘姓的重要来源就是匈奴。匈奴在迁入内地后，贺赖改姓贺，独孤改姓刘，须卜改姓卜，丘林改姓丘或林。另外，呼延（有时简称呼或延）、赫连、乔、白、郝也是匈奴姓。

郝姓在陕北较多，从延安的黄陵、子长、延川到榆林的清涧、府谷，有大量郝姓分布。清涧县有郝家湾、郝家硷、郝家沟、郝家畔，府谷有郝家畔塌、郝家寨等村庄均以郝姓命名。《周书•稽胡传》载，公元559年，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帅其种人起事，阿保自封丞相，狼皮自封柱国。

陕北的拓跋（简称拓）、宇文、慕容、尉迟是鲜卑姓。鲜卑贵族改姓元，叱干改姓薛，费连改姓费，若干改姓苟，口引改姓侯，去斤改姓艾，贺拔改何。

从汉起至南北朝，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粟特人东移，并逐渐向陕北迁徙。隋唐时，中亚的康、安、曹、石、米、史、何等“昭武九姓”之国归附唐朝，先居河西走廊，后逐渐内迁。他们以国为姓，如康姓即康国人，米姓源于米国，安、曹、石、何、史亦然，这些姓都与西域诸胡有关。

陕北的员姓（今改为贠）、廉姓有的来自蒙古。

当历史进入隋唐时，陕北的土著稽胡已不单纯是狄的继承，已掺进了太多的外族血液。在这个大背景下，稽胡“匈奴说”“西域胡说”，一点也唐突。

你看看，陕北历史上就是个民族混杂之地，“胡搅胡，汉搅汉”，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过度地带。“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陕北人身材高大，长得好看，或与此有直接关系。

杜甫有个《羌村三首》，我们看：

父老四五人，

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

倾榼浊复清。

羌村在富县城北15公里处，现名大申号村。除了诗名有“羌”外，通篇看不到半点“羌”，杜甫没有对父老的语言、衣着进行描写，说明这时的羌已完全汉化了。诗中的陕北人就像今天的陕北人，是那么的实在、善良、朴实、厚道，非亲非故，但提着酒来看杜甫。

富县羌村“杜甫故居”

再晚些，唐诗人李益写《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其中有：

六州胡儿六蕃语，

十岁骑羊逐沙鼠。

……

无定河边数株柳，

共送行人一杯酒。

胡儿起作本蕃歌，

齐唱呜呜尽垂手。

心知旧国西州远，

西向胡天望乡久。

回身忽作异方声，

一声回尽征人首。

蕃音虏曲一难分，

似说边情向塞云。

夏州城是今靖边县的“统万城”。诗中描写的边塞风景，完全是一幅异域风情，诗中甚至有“信天游”的影子，对研究唐时的陕北很有价值。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时的夏州城生活的是“胡儿”，他们说的是“六蕃语”，唱的是“异方声”。还不是一个民族，除了龟兹、粟特、吐谷浑，还有其他西域民族。诗歌描写了“胡儿”对家乡的思念。

到了北宋，陕北来了位“文正公”，就是大名鼎鼎的范文正范仲淹，他写了《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

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诗是在延州写的，诗中描写了与中原均异的塞下风光，其中有“羌管悠悠”诗句，说明那时的延安或有羌人。

北宋末年，稽胡大体完成汉化，稽胡后裔当中出了不少能臣武将，比如呼家将。

明时，榆林是九边重镇。《明史》记载：“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饷又最乏”。当时的大同、宣府、辽东，经常被蒙古人打得落花流水。但蒙古人一到榆林，榆林守军便主动出击，把蒙古人打得落花流水，还经常攻入草原，对蒙古人进行“捣巢”和“赶马”行动。榆林虽然孤悬塞外，但“士马健斗”，固若金汤。

《明朝那些事儿》这样写榆林：“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

驼城榆林

“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

明末，陕北出了个李自成、张献忠，且不说这两人历史贡献如果，但勇猛好战是肯定的。明末陕北农民起义军除了李张，还有高迎祥、罗汝才、贺一龙等，是“十三家七十二营”。

以上材料可看出，明时稽胡作为一个主体民族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的后裔还在，保留了稽胡、匈奴人尚勇斗狠的特性。在陕北，刘、白、卜、乔、郝、呼延等稽胡姓、匈奴姓，在人口构成中占相当比例，约10%，明显多于外地。

身披羊皮袄的陕北人

清时陕北人的特性从王沛棻（fēn）的《七笔勾》中可看出一些端倪。我们单看《第七勾》：

塞外沙丘，

鞑靼回番族类稠，

形容如猪狗，

性心似马牛，

语出不离毬，

……

王沛棻是光绪年进士，浙江杭州人。他来到陕北，看到的是与江南反差极大景象。这一勾中有“鞑靼回番族类稠”，在这位南方人眼中，陕北人与异族无异。

稽胡，这个最后的狄人，作为一个民族，不存在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作为生命体，基因和血脉肯定留了下来啦。

他们在哪里呢？

最后的狄人

今天，你走在陕北的原野上，走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坬坬，走在毛乌素沙漠的圪梁梁上，见到一个头扎白羊肚子手巾，反穿白板羊皮袄，唱着信天游的人，他或许是个放羊的老汉，或许是赶脚的后生，或许是俊俏的婆姨女子，或许是蹦蹦达达的娃娃，他就是你要找的人，身上流淌着五千年前黄帝血液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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