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方法（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发明）

众所周知，纸和活字印刷术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在西方人还在用昂贵的羊皮书写、更多原始部落只能靠绳结记事时，我们就能用树皮、线头、破布、渔网制造出精美的纸张；当欧洲的教士和僧侣们还需要靠手抄来誊写《圣经》时，我们已经能批量刊刻四书五经了。它们和指南针、火药一起，共同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中华“四大发明”。

然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是：纸和活字印刷，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制度变革，其影响直到现在仍然深远。这当然不是指的是我们现在依然要用纸张来书写或者刊印信息，而是更为深刻且不易被察觉的细节。

历史学家们基本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夏商是奴隶制社会，周朝是从奴隶制向帝制转变，秦以后都是封建帝制社会；而秦到清又可以根据统治阶级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是贵族地主社会，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地主社会，隋唐至清朝则逐渐成为庶族地主社会。总的来说，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是在不断加强，而官僚集团特别是勋贵的权力是被逐步削弱的。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发展呢？

原因有很多，但我在这里只提一点：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的载体的进步，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商朝的文字是甲骨文，就是用刀在龟壳上刻字；周朝的文字是金文，即在青铜器上铸就的铭文；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出现了竹简，篆书也便应运而生；汉朝时造纸术逐渐发展，终于可以用毛笔蘸墨在纸上书写了。但直到此时，信息的传递还是只能靠一份份地誊抄。等到隋唐时出现了雕版印刷、宋时升级为活字印刷后，纸上的信息才有了被批量化复制的可能。

那么，一份信息是靠刻乌龟壳、烧大鼎还是手写甚至印刷，对古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有什么影响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复制一份信息消耗的资源会直接影响到信息的传播性，从而决定了到底什么人、有多少人能掌握信息。

商朝的甲骨文的书写和解读权是被严格控制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只有国君和巫师才有权力使用；而周人的金文就更比乌龟更加昂贵了——毕竟不是谁都能富裕到随手拿出几百斤青铜只为写几行字出来。这个时候，文字的功能基本上被严格限定在祭祀等国家重要场合，能掌握它们的人也就可想而知——贵族，并且是比较高级的贵族。

到了东周，竹简的发明为文字和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巨大助力（起码砍竹子比挖铜矿要简单多了），文字也终于能在重大官方场合之外一显身手。所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很大程度上都要感谢竹简的发明，毕竟你很难想象把五千字的《道德经》刻在鼎上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论语》、《韩非》这种大部头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即使是竹简也不是谁能用得起的，毕竟要把竹子砍掉然后劈开、削平、晒干、烤透都不是简单的工作；而一片竹简上能写下的字也有限，若按一片简上写20字计算，那么一本《道德经》就要写250根竹简，这个工作量，也无怪老子当年要如此言简意赅了。

因此，在竹简作为书写工具的年代，文字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不过范围稍微广了一些——从高级贵族扩展到了低级贵族，也就是士。战国时期的游士，号称“学富五车”，那就是因为车里装的都是竹简。此外，由于书写的便捷化，还为文字带来了一个新的功能——记录知识。

现存的各类经典，基本上最古老也就只能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再往前所出土的青铜器或龟甲上的文字即使被破译也是难以称之为“知识”的。而在春秋战国，记录言行的《论语》、记录历史的《春秋》、记录典章制度的《尚书》甚至记录诗歌的《诗经》都出现了，这正是因为竹简的使用大大简化了知识传播的门槛，通过文字记录知识终于成为可能。

而当纸被发明后，它迅速就对竹简产生了降维打击——竹简不仅难以制作，而且非常笨重，一本书可能就需要几十斤竹简；而原料便宜易得的纸既轻巧又易于携带，书写起来也更加随意，它取代竹简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这个“必然”的过程也持续了数百年。西汉时就已经出现了纸，东汉时又经过了蔡伦的改良，但直到汉末纸仍没有完全取代竹简。直到魏晋时期，纸张才基本彻底代替竹简，成为了书写的工具。

那么，这又和统治阶级以及制度的变迁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知识就是力量，或者说，知识就是权力。

这世上的技巧、文化、学识，其学习不仅要靠口传心授，也需要通过抽象的方式传授，这就是文字等信息载体的作用。在古代，当然不可能有录音录像，全靠抽象的语言和文字来进行信息传输（绘画又比写字复杂多了，不提）。那么，如果信息和知识越难以传播，掌握它的人是权贵的可能性就越大。毕竟，无论是龟甲还是金鼎，哪怕是竹简，都不是普通人轻易可以掌握的。

这也能部分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汉末年的耕读世家会在东汉逐渐成为经学家族（学阀），最后成为门阀。这其实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因为有钱，所以读得起书；因为读得起书，所以更容易做官有钱，从而更容易把自己的子弟送去读书，周而复始，最终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还有一个现象可能也与此有关，即这些经学家族大多主精一部经典，原因恐怕也是因为多了经济上负担不起吧）

而在那个时代，普通人想要做官实在是很艰难的：要做官，你总得认字吧？可是你有什么机会去学认字呢？就算认字，你总得懂一两本经书吧？可是你买得起书吗？如果你不通文墨，朝廷又凭什么用你做官呢？（当武官是另一码事，而且当武将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在此不提）因此，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通人难以出头，毕竟他们甚至连做官的硬件设施都没有。

而在纸张出现后，尽管读书学习的门槛还是不低（毕竟想要复制一本书只能靠手抄），但是毕竟还是比竹简时代要经济多了。因此，在南朝就多了一群被称之为“佞幸”的寒门子弟，他们门第不高甚至十分贫寒，但是通晓典章，经常做一些品级不高但是权力较重的官。当然，他们被时人和史官们鄙视，又是另一回事了。

当南朝的士族门阀们还沉迷于纸醉金迷的金陵浮华时，在北朝，此时正流行另外一种书写材料——石碑。通过在石头上刻写铭文，北朝的达官显贵们希望能借此名垂青史。然而，当年刻碑人的事迹如今还能为人熟知的不多，刻碑这件事却启发了很多能工巧匠——如果把笨重的石料换成木料呢？

雕版印刷到底何时被发明，目前已无可考。但是最迟到了中唐时期，也就是安史之乱以后，雕版印刷在中国就已经比较普遍了。相比于石碑，雕版印刷耗时更少，工序更简单，对运输、销售等来说也更加方便。因此，传播知识的难度相比于手抄时代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毕竟，相比于一字一句地抄录（还有可能抄错），只要保证原版没有问题，雕版印刷就可以很快地印刷出大量字迹一模一样的复制品。

因此，尽管隋朝时科举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中唐甚至宋朝，科举才成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在其中脱颖而出的也才大量出现了寒门子弟的身影。毕竟，尽管国家把人才选拔制度从赤裸裸地根据家族和门第选官改成根据考试结果选官，如果能读得起书的只有高门望族，那么是考试还是直接选人又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唐以后的宋、辽、金、元、明、清，“读书人”的群体进一步扩大，知识的获悉权和解释权终于从那些士族门阀手里逐渐扩充到了平民群体。一个农家子，也能通过苦读四书五经后参加考试，只要他的文章够好，那么就有机会做官，甚至入阁拜相也不是不可能。这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还要多说一句的是：尽管北宋就已经出现了泥活字印刷，后来又逐渐出现了木活字、铜活字等，但占主流的依然是雕版印刷。因为当时最热销的书基本就是儒家经典，属于数千年都不易一字（也不好更改）的东西。这些书刻好一版就能用好久，何必又重新排版呢？

从活字印刷发明到今天，又已经经历了千年。而这千年里，人类传播知识（或者信息）的速度和能力呈现了指数级的上升。我丝毫不怀疑，今天一天我们所产生的文字量可能相对于工业革命以前一个世纪的总和。电脑、打印机、网络，这三件事物的组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以至于连我这样不务正业的大夫都可以在这敲字，还有无数欣赏、支持我的观众会点进来看我的文章。

在这样飞速的发展中，曾经在文明演进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纸也渐渐不再那么重要了。报纸——这个几十年前都还是人们获取知识和新闻最重要渠道的媒体，现在几乎只剩下垫桌脚的功能；纸书这个获取知识甚至是改变阶级途径的工具，也已经步入了暮年。对我而言，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一张报纸、购置过一本纸书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了解新闻、阅读书籍，只不过其载体都换成了电子屏而已。

然而，这种提升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我不敢断言。从电脑上敲字再从打印机里吐纸固然极大地提高了办公效率，但是这是否会导致工作量进一步上升呢？而在信息逐渐爆炸的时代里，我们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的机会真的变大了吗？这些，都未可知，而我个人的倾向则都是“否”。

当然，时代发展的洪流谁也无法阻挡，我们站在此时此刻根本无法判断是好还是坏。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信息流动越通畅、知识传播越迅速，对于普通人来说就越有利；但是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说，我又不敢确定在给定的某一个时间段内是否真的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更好。就让时间来印证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