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感谢那个扩大你格局的人（一切成败于沟通）

作者：赵向阳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来源：正和岛

原标题：纵横文章纵横读｜从沟通的视角简析任正非2019《采访实录》

01、一个未被完整解读的媒体采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通过沟通完成的。

如果一次沟通不行，那么就成百上千次地沟通。如果这一种沟通方法不行，那就换另外一种沟通方法，例如，商业谈判、或者打官司。

因为2018年12月1日所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以及2019年5月16日美国封杀华为的“实体清单”事件，从2019年1月到2020年3月之间，华为公司公共关系部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向全球3000多名记者敞开了自己的大门。

一向低调、远离麦克风、聚光灯和摄像头的任正非先生史无前例地接受了超过45场的全球各国媒体采访。

采访累计下来的文本粗略估计超过50多万字。华为公司编辑印刷了厚厚的8卷本《采访实录》小范围流传，而且该《采访实录》的电子版以8种不同语言发布（包括中文、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任何人都可以从华为网站下载。

就接受采访的密集程度而言、就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而言（因为一个超级大国以举国之力打压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就接受采访人原来的“神秘低调”所产生的吸引力和短时间内密集曝光所产生的反差效应而言，这是人类商业史上独一无二的媒体事件，值得深入研究。

每一篇《访谈实录》公布之后，都会掀起一个舆论的小高潮。中文媒体几乎是压倒性的赞美，偶尔会就任正非先生访谈中所涉及到的某个表达不够严谨的科技史问题进行争论（例如、喷气式发动机，或者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等）。

事实上，这个系列访谈对海外媒体的影响，尤其是五眼联盟国家的媒体反响到底如何？我估计这才是华为最关心的焦点。

用任正非先生的话来说，经过一年多的媒体采访之后，海外媒体的天已经从“黑色”，变成“深灰”，甚至变成了“浅灰”（2019年9月26日，第二期与任正非咖啡对话；2020年3月25日，任正非《华尔街日报》采访）。

“从原来的超过90%都是负面报道，到现在的27%是正面报道，或者将来超过30%是正面报道”（2019年6月19日，任正非接受美国CNBC的采访）。但是，具体的海外媒体的传播效果仍然有待基于大数据的舆情分析。我相信华为已经聘请了专业的调查公司进行监控，有了翔实的数据，不过我自己从来没有读到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任正非已经被过度消费了，研究华为的书籍和文章已经汗牛充栋。

任正非的每一句话、每一次露面、甚至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穿的每一件衬衣的颜色都会被媒体拿出来在放大镜下，甚至是在哈哈镜下，反复地观察、诠释和传播。

遗憾的是，截止目前，所有媒体的解读都是抓住这些《采访实录》中的几个亮点过度放大，而不计其余，挂一漏万。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绝大多数文章更是采取了标题党的套路。

截止目前，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篇严肃的文章，其作者从头到尾通读过两三遍八卷本的《采访实录》，并且以一种活泼有趣，又不失严谨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解读。

进一步地，对这些采访中所表现出来的沟通障碍和问题进行剖析，并对华为的公共关系工作的改进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甚至推而广之，对在全球化道路上蹒跚前行的中国企业，当他们面临类似的舆论质疑时的跨文化沟通方式，提出普遍而有效的建议。

如果有，请以这篇始！

02、本文作者的身份和拟采用的分析视角

首先，我需要坦率地表明作者的身份以及打算采用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以此来证明，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不需要依赖任何内部信息，基于同样的文本，任何人都可以做出类似的解读。

第一，虽然应正和岛的邀请，本人最近撰写过两篇关于田涛老师新书的书评《任正非：一个“捣糨糊”的大师》和《华为为何将星云集，英雄辈出？》，而且获得了不少好评。

但是，本人不是研究华为的专家，从来没有发表过研究华为的专著或者论文。我觉得除了田涛先生、黄卫伟教授和吴春波教授等扎根华为二十多年以外的其他人都很难称得上“研究华为的专家”。

因为要成为一个专家，至少需要十年的、每天四到五个小时的深思熟虑的实践。

第二，虽然我与任正非先生有一面之缘（2018年8月28日，我曾带领全国商学院四十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与任总座谈），甚至曾经鬼迷心窍地拒绝过一次与任总小范围喝咖啡聊天的机会（仅仅是因为我当时答应了孩子要带她去人大附中参观），我对华为和任总的了解更多的是基于田涛先生的著作和任正非先生的一些文件、文章和这八卷本的《采访实录》。

也就是，我并不比其他普通读者具有多么独特的信息优势和内幕消息。

第三，面对超过50多万字的《采访实录》，如何分析，采用什么样的分析视角和框架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巨大的智力挑战。千人千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所以，难免七嘴八舌、众说纷纭。

首先，我个人认为，2019年的任正非《采访实录》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危机公关的范畴。

它不同于那些楼塌了人死了，或者产品质量风波发生时，企业领导人所惯用的危机公关手段，我们无法简单套用企业危机公关的理论进行解读。

经过最初的困惑之后，我决定采用一个最平淡无奇的视角和框架来解构任正非的《采访实录》，那就是沟通。我认为《采访实录》里贯穿着一种精神：那就是一切皆是沟通，一切为了沟通，一切成败于沟通。沟通视角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这八卷本的《采访实录》的核心内容一网打尽，串联起来。

我的分析框架中将包括作为读者我个人的第一印象、沟通目的和动机、沟通态度、媒体立场和沟通双方之间的关系、沟通主题和内容、沟通风格、沟通过程、沟通障碍、沟通效果，以及如何提升跨文化沟通效果的若干建议等。

而且根据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我试图将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诠释学的案例研究方法，而非实证主义的案例研究方法。虽然我也会用到编码等手段，但是，更多的是采用划线批注，在准确理解它的表面意思之后，更多的是揣摩字里行间的深层含义。

当然，我不会假设自己是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者，我相信我的解读中渗透着我的各种前见（preunderstanding），折射出我本人的偏好和兴趣。

因为《采访实录》丰富性和多面性，当我阅读这个巨大的文本时，我的脑袋里面飞舞着众多的思想的花蝴蝶。但是，为了表达的简约，为了能在短短的一篇文章里捕捉并呈现出最核心的要点，我提醒自己把对每一个沟通元素的分析限制在三四个要点上。

就如早年我在SONY和SAMSUNG做市场和销售时所学到的销售技巧那样，如果你的前三个sales points（销售要点）无法抓住要害，无法打动顾客的心，那么，说得再多都是无足挂齿的废话。

03、第一印象：“大气”与“和气”

不同于很多人，我对华为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它在ICT领域领先世界的巨大成功，更多的是因为这个企业充满了哲学味道，比较符合我这个自诩为哲学家的口味。特别是，任正非这个人实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值得深入研究。

在我看来，任正非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人；既直面残酷的现实，又怀抱赤子之心和理想情怀的人；是一个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在某些情境下不近人情，很难打交道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超越狭隘的小我，追求无我的人。

我痛恨使用“伟大”一词来描述他，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现实成功，同时又对这个世界满怀爱意，对这个国家饱含深情，致力于用通信技术造福全人类的人来说，我实在想不出除了“伟大”之外，还能用什么其他形容词来准确地概括他（相比之下，我就不会轻易把这个词用在其他中国企业家身上）。

正如冯仑在评价任正非时所说的那样，关于任正非的第一个印象是“大”。不仅仅个子大，最重要是想法大。

别的企业家谈话的主题基本上都与企业经营和商业利益有关，而与任正非聊天时的主题经常是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天马行空。但是，仔细想想，最后又万变不离其宗，落实到了企业经营上，聚焦在华为自身的发展上。

通读完《采访实录》之后，我的第一印象是：一杯咖啡，海阔天空。天下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咖啡而非茶，代表了华为的精神气质，所以，华为内部遍布咖啡厅。咖啡厅是为了促进员工之间交流，达到“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的目的。

相比“古今”，“天下”更是任正非关注的重点。

在我看来，任正非是中国企业家群体里最具有天下意识和天下大局观的人，而我所说的“天下观”就是著名哲学家赵汀阳教授所提出来的世界意义和合作精神（请参考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和《天下的当代性》）。

任正非的这种“大气”，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撑出来的；是独自面壁三十多年，用寂寞和孤独浇灌出来的（他在访谈中自称自己没有朋友，我们姑且不管这一点是真是假）；是通过博览群书填满的，点燃的；也是因为踏遍全球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商业旅行而眼界大开的；是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交往中熏陶出来的；也是在经营华为的三十三年中磨炼出来的，苦修出来的。

但是，我猜想，这种“大气”也要得益于2000年到2008年之间他本人所经历的严重的精神危机。

当时华为投入巨资在3GPP上，放弃类似小灵通等这种短期机会主义，但是，国内3G牌照迟迟没有发放，海外市场仍然处于艰辛开拓之中，华为长期得不到投资回报，现金流非常短缺。

任正非每天感到巨大的恐惧，天天想着如何为几万员工发工资，时刻担心企业会崩溃倒下，最后两次陷入重度抑郁症。幸运的是，他依靠药物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走出了重度抑郁症。

作为一个有过类似精神经历的人，我能感同身受地理解那种黑暗的记忆，我更了解那种走出漫漫长夜之后，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飞跃。那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种“大死之后又大活一次”的神清气爽。从此以后，举重若轻，一切都不在话下。

这就是那么多记者到了华为之后，以为应该看到一个充满恐惧、压力巨大、愁眉苦脸或者非常激愤、满腔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怒火的任正非，可事实上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谈笑风生、思维机敏、幽默诙谐、心态平和的任正非。

中央电视台的董倩非常好地抓住了这种信息，她用“和气”一词来描述任正非的心理状态，并且得到了任正非的肯定（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我对此深表赞同。

任正非的这种“大气”和“和气”，使得他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家之列。能与他媲美的，在我看来，中国几乎没有。放眼当今世界，只有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慈善家可以比肩。

虽然《采访实录》里，任正非至少20次以上提起他对乔布斯的崇拜，只提到过比尔·盖茨一两次。

但是，在我看来，乔布斯是一个性格怪异的，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的极客（这是我个人研究的结论，本人受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

虽然乔布斯对商业充满了敏锐的直觉，致力于创造完美的产品，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乔布斯是一个过于自我中心，甚至自私自利的人，而苹果公司则是一个不太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

相比之下，比尔·盖茨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平庸的产品抄袭者，一个缺乏乔布斯的Taste（品味）的人，但是，当比尔·盖茨在放下商业，投身公益事业时，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普世情怀，让人佩服，让他远远超过了乔布斯。

任正非亦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国的打压之下，仍然坚持赞美美国，赞美美国的制度设计和创新的土壤，赞美美国在高科技上占据了珠穆朗玛峰，呼吁两国一个从北坡向上爬，一个从南坡向上爬，最后在峰顶会师的时候相互拥抱，而“不用拼刺刀”，共同造福人类。

在我看来，这是企业家最高远的境界，是最宽广的胸怀。

任正非先生把自己家庭的遭遇、华为公司的利益放在一边，从大局着眼，超越一己私利和个人恩怨，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我看来，任正非的哲学就是坚决地奋斗，同时又坚决地妥协。

他把奋斗和妥协结合的非常好，他自认为自己是华为公司内部最大的“妥协派”、“投降派”、“调和者”、甚至是“傀儡”。在对待美国以举国之力打压华为时，他和华为选择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和才是目的，打只是手段而已。

这尤其表现在华为从2004年左右开始的“备胎计划”，也表现在2019年华为对美国政府所发起的几起诉讼和最近华为同时对美国政府16个部门提出大规模的法律诉讼。

华为始终选择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体系，聘请最强大的律师团，坚持以法律手段解决“孟晚舟案件”。在求得法律公正公开透明的判决之后，再考虑是否要放低声音，到咖啡厅里喝咖啡。以及到底是“你多喝两杯，还是我多喝两杯”的问题。

“对付”任正非的这种“大气”，我个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参透生死，参透宇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与其进行平等对话。

2018年8月28日，在主持商学院教授与任总座谈结束时，我曾经说了一段总结性的话：

“非常感谢任总。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偶像崇拜感的人，但是，您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来华为之前，我一直在想，如果有机会遇见您，应该送您一样什么特殊礼物呢？我想起来你说过的一句话，‘仰望星空，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所以，我给您准备了一套《BBC的宇宙无限》DVD，这我看过的最好的关于宇宙的影像资料。咖啡，您不需要我送；宇宙，是大家共享的。唯有仰望星空，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在我看来，提升一个人的境界有两个途径是最有效的，一个是看破生死，另外一个是仰望星空。如果这两个事情做好了，人生基本上就是云淡风轻。就如同田涛老师和我说过的一样，人应该像流星一样灿烂地活着”。

然后，我从会议桌的一头，走向任总，他也站起来，走向我。我把最能代表我心意的礼物送给任总，握手而别。

04、沟通目的、动机和态度

用任正非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本来已经打算退休了”，但是，因为发生了孟晚舟事件和实体清单事件，所以，公司危难时刻，“我必须挺身而出”。

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公共关系部觉得靠自己的力量“打不赢”，所以，就忽悠自己，利用自己“平时不怎么见媒体”的习惯，以及媒体对自己的好奇心和自己的影响力，安排了这么多的媒体采访。而自己纯粹是 “为公共关系部门打工”，庆幸的是，“自己的身体很好”。

任正非曾经多次表达了这段看似轻松玩笑的话。

事实上，只有一次，任正非在接受采访之时，认认真真地表达过媒体见面会的目的：第一，对外进行解释和沟通；第二，对内提振员工士气；第三，对供应商和消费者稳定信心。

也就是，任正非的媒体访谈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妙安排，如果换个别人，换个别的公司，根本达不到这种宣传效果。

任正非，这位华为公共关系部的“临时工”，绝对是一个“潜伏”了三十年的奇兵！当然，华为公共关系部这种调动全世界媒体资源的能力，也是一骑绝尘。

不同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正式、庄重，为了国家利益慷慨激昂、措辞严密、据理力争、事先要做很多的资料准备工作等的媒体采访，任正非与媒体的访谈是坐着的，每个人的面前有一杯咖啡。

这种平等对话的姿态，这种散发着浓郁的咖啡香的氛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参与者的心态。

虽然采访过程中常常是唇枪舌剑，一方连续追问、穷追猛打、一挖到底，而另外一方则谈笑风生，不急不怒，时常幽默一把。

任正非以自己的智慧、胸怀和幽默，加上华为总部那么漂亮的建筑“博物馆”，塑造出了一种轻松的、坦诚的、平等的气氛。

我猜想很多记者在结束采访时的情绪是感动的、情不自禁地为任正非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奋斗故事所感染、所折服。

任正非特别鼓励，甚至享受那些尖锐的提问，他觉得尖锐的问题更能激活自己的大脑。很多次，他在简短的开场白中鼓励媒体提出尖锐的问题，表示自己也会坦诚地进行回答。

在很多你来我往的对话中，读者经常为任正非的敏捷思维而赞叹，甚至拍案叫绝，或者哈哈一笑！这方面的例子太多，而且只有通读每一篇，在上下文的情境中才能切身感受到。

总之，那些试图通过大数据挖掘、文本分析和情感计算等方法来解读任正非《访谈实录》的人，根本无法捕捉到这方面的信息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05、不同国家媒体的立场差异

沟通是为了交换信息，达成理解和共识。而信任是沟通中最底层的基础元素。没有信任，一切沟通从何谈起？

目前华为所背负的“信任赤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华为自己造成的，而是长期以来，欧美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信任，这属于国家层面上的信任赤字问题。

华为背负了他自己不应该背负的重担，但是，这既是华为的负担，也是华为义务、责任和光荣，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走向海外之时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

通读《采访实录》，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媒体和任正非之间的关系，或者媒体与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国与国之间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模式，信任程度差异很大。

在超过45场媒体采访中，包括三场“与任正非咖啡对话”（这个对话也同步向全球进行了直播），一个书面采访（韩国《朝鲜日报》），还有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的三场视频连线，还有一场任正非参加“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既有舌战群儒“打群架”（10场左右的与同一地区或者国家的多家媒体的圆桌对话），也有“单打独斗”（30多场一对一的媒体专访）。

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参与的媒体总数至少超过150家左右，几乎囊括了全世界主要媒体，其中海外媒体的数量应该超过70%以上。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没有看到如下国家的媒体：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区域的国家，也没有俄罗斯和东欧。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我就在此不多言了。

从信任关系上来说，中国媒体对华为和任正非的信任度是最高的，远大于任何海外媒体，而且他们的关注点与其他国家媒体所提出的采访问题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扫描一下中国媒体对系列访谈的反响，只能是证明了“我爸是我爸”。中国媒体对华为更多地是表现出关心和爱护，期盼和热望。

而任正非则非常冷静地提醒华为全体员工不要过度消费中国消费者对华为的好感，更是通过媒体提醒大家不要有过分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

他支持更大幅度地对外开放，支持亚马逊、谷歌等美国公司有序地进入中国，支持中国人、甚至华为员工和自己家人购买苹果手机，而不是希望中国政府对苹果公司做出同等制裁或者限制。

相比其他海外媒体，日韩媒体表现得很温和。而且许多日本媒体人观察研究华为十多年时间，通读过任正非的很多文章（例如，《我的父亲母亲》等）和田涛老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等。

任正非对日本赞不绝口。他赞美日本的工匠精神，日本高精尖的工艺技术，尤其是材料科学的发达。他反复地讲2012年311大地震发生以后孟晚舟最美逆行的故事；讲他们全家几乎走遍了日本的每一个角落，他觉得每一个日本的城市或者乡村都是旅行的最佳选择，而每个村庄里都有好吃的拉面馆和居酒屋。

他希望华为与日本企业有更多深入的合作。

事实上华为每年从日本采购了将近百亿美金的关键零部件，而令日本公司惴惴不安的也是一旦美国对华为启动“实体清单”，日本公司对华为的出口是否会受到巨大影响等。

其次，对华为和任正非信任度比较高的是中东非洲阿拉伯世界。其中2019年10月20日，任正非与中东非洲阿拉伯世界媒体的圆桌对话，简直就是一场宣示任总广博学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华为对该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卓越贡献的舞台。

任正非先生对这个地域有着惊人广博的知识，而且是信手拈来，随意挥洒，估计惊呆了在座的记者们。

这既得益于他高频次地访问这个区域的国家，也得益于他二十多年结交的一个好朋友王汉江（对外经贸部西亚非洲司司长）对他的耳濡目染，不断地给他介绍阿拉伯世界的博大精深。

我们知道，在跨文化沟通中，当我们表现出对对方文化的尊重和了解的时候，最容易唤起对方的信任和好感。

接下来信任度比较高的是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媒体，包括西班牙、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家（2019年12月，任正非拉美、西班牙媒体）。

有意思的是，在45场左右的媒体采访中，中东非洲阿拉伯世界、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媒体采访，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我猜想，华为公关部的朋友事后才想起来，“嗯，还有谁也没有来华为喝过咖啡呢？对了，还有他们呀”。其中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和华为本质上没有利害冲突，一直是华为的忠实客户，不是此次媒体公关战役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就关系的信任程度而言，排名倒数第三的是欧洲媒体。他们对华为和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只比美国和加拿大稍强一些，这是因为他们有着更加多元化的立场，以及他们与“孟晚舟事件”和“实体清单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除了很多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以外，他们更多关心的是5G技术本身的安全问题、后门问题、个人隐私保护、数据主权问题、以及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例如，新疆问题、香港游行示威）等。

任正非在接待这些欧洲媒体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展现了他“大忽悠”的本领。任正非在采访中经常是“煽风点火”，鼓励大家“揭竿而起”，不要跟着美国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

而应该趁此机会，发展壮大自己，获得更多投资和就业机会。将5G与欧洲高素质的人才结合，与德国的工业4.0结合，在英国牛津附近建立庞大的光芯片工厂，与东欧的数学家结合，与北欧的素质教育相结合等。

中国是华为最大的市场，也是目前5G业务最容易开拓的市场，市场份额超过52%。但是，欧洲是让华为最有成就感的市场。

因为欧洲的通信标准很严格，对华为的审查也很严格，而华为都达到、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标准。又因为欧洲古老的建筑不允许建设沉重高耸的铁塔，所以，华为多年前在3G时代就推出了轻便高效的SingleRAN在欧洲获得压倒性的市场份额。

排在最后的，对华为信任度最低的当属美国和加拿大媒体。事实上，加拿大媒体和美国媒体的态度仍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是华为发起此次媒体公关活动的“上甘岭”。

美国和加拿大媒体是此次系列采访活动中参加人数最多的，接受专访次数最多的。甚至有的媒体几个月之后，又对任正非进行了采访（例如，加拿大《环球邮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媒体所获得的采访自由度也是最大的。例如，美联社就曾经对华为展厅里面的芯片和线路板等进行了详细地拍摄，这种特权是其他国家的媒体都不曾享有的。这说明了华为沟通的诚意、自信和实力。

这背后的动机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要华为采用了自己最擅长的“压强策略”，把重点资源投入到最硬的骨头上，在西方话语权一统天下的地方撕开一个口子。

虽然美国媒体对华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怀疑和不信任，而任正非对其回报以最大程度的善意，但是，因为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和生活经历的差异，我怀疑某些美国媒体是否真正地理解了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的内心世界。

尤其是那个CNBC的女记者Deirdre Bosa。整个一场采访，最后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对牛弹琴。

这可能是唯一的一场任正非先生表现出有点“皮”的采访。我就看到朋友圈里某位知名学者评价任正非先生甚至有点“油嘴滑舌”地在戏弄那个记者。究其原因，因为两个人实在是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因为加拿大事关孟晚舟的安全问题，同时也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在政治立场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美冲突中的受害者，所以，任正非先生采用分化策略，对于加拿大媒体的态度尤为友善，不断地赞美加拿大的地大物博、风景优美、政治态度和文化比美国温和包容，人才优秀（比如有三个“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等。

他鼓励加拿大在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的情况下，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北美的人工智能的高地。任正非表示华为打算继续对加拿大加大投资“几十亿美元”。这既是事实，也是一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分化了“敌人”的阵营，争取了加拿大的同情。

总之，只要是一个头脑清楚的明眼人，只要仔细阅读，稍加思索，就可以获得与我同样的分析结论，甚至超过我的这些浅见。

06、主要沟通主题和不同媒体的关注点

对话中的主题即使不是包罗万象，至少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如果采用关键词的方式进行标记，然后罗列出来，我估计至少超过500多个。

仅凭个人阅读时的主观印象，我认为，核心主题至少可以分为十大类：

1. 任正非是谁？

家庭出身、父母职业，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幼年的成长经历、曾经的婚史、与三个子女之间的关系、早期个人工作史（包括在军队、在辽宁的一个化纤厂进行技术攻关、在山东济南当一个二十多人的研究所所长、在某一个国企当副经理等）、个人习惯和爱好。甚至华为公司湖中的黑天鹅是不是他让人养的，是否黑天鹅代表一种危机意识等等。

也就是关于任正非的个人“身份的证明”。

2. 华为是谁？

华为早期创业历史（先是做香港某公司的代理，然后自己开发100门电话交换机）、华为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华为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华为是否真的奉行一种狼性文化）、华为的员工资本主义、华为的高层治理结构、华为的接班人问题等。

也就是华为“身份的证明”。

3. 更多的关于华为经营的问题

例如，华为与电信运营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华为与中国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华为为什么不上市，华为有没有可能引入外部资本、华为到底有没有鼓励员工偷窃其他公司商业秘密的奖励制度？华为是否侵犯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华为的设备是否存在“后门”？根据中国的《情报法》，华为是否会向中国政府提供情报？等等，主要是关于信息安全问题和合规经营。

4. 与孟晚舟事件有关的问题

例如，孟晚舟被抓的时候任正非在干什么，他的内心感受？孟晚舟案件的相关进展？孟晚舟到底有没有做伪证等。孟晚舟将来会不会当董事长，接班人？以前很多人不了解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女儿（更不了解任正非的二女儿和儿子的名字和情况），自从2018年12月1日之后，提到孟晚舟，必然提到华为和任正非。

5. 实体清单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华为，一家被打烂，但是仍然坚持返航的伊尔2飞机，如何“补洞”、“补短板”？华为终端产品会不会因为“实体清单”而受到巨大影响？尤其是如果不允许用谷歌地图，不能上YouTube，华为手机在海外的销售是否会断崖式下降？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华为的5G产品能否顺利供货？如何保持业务的连续性？华为的“备胎计划”，2012实验室、海思芯片、鸿蒙操作系统，华为自建生态能否成功？华为2019年的经营情况如何？未来三五年的经营预测？等等。

一言以蔽之，就是华为会不会死的问题。

6. 关于5G的问题

5G对社会和产业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5G和人工智能等带来的潜在的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华为是否应该对此承担社会责任？美国为什么在电信行业失去了原来的领先地位？华为正在发展6G吗？6G进展如何？如何看待“自主创新”？华为会不会变成一个巨无霸，无所不作？华为会不会变成一个封闭系统？等等。换言之，主要是电信产业的问题。

7. 中国的基础教育、基础研究问题

尤其是农村教育、如何培养创新文化和创新土壤？这些都是中国媒体最关心的问题，而海外媒体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我在第一次去华为参访，与任正非先生座谈的时候，任总念念不忘的也是这个话题。

他送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U盘，里面有华为自己拍摄的一个关于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的宣传短片。2020年7月底之后，任正非先生更是走访了上海、南京和北京的十家大学和科研院所，对这个问题更是大声疾呼。

这是华为和任正非最重视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充分表现出了一种家国情怀。

8. 宏观层面上的国家问题或者国际关系问题

例如，中美贸易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两个加拿大人被中国政府关押的问题等。

这是海外媒体非常关心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被提出来很多次，任正非几乎回答得口干舌燥。每次基本上都被任正非坚决地、以外交辞令般的“套话”回绝了，他认为自己从来不关心这些问题，他只关注与华为的经营。

在最后几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任正非甚至有了一点小小的反击。“你们比较一下美国在中东造成的混乱，再看看今天新疆和西藏的情况，比较一下，到底哪种方式更好呢？”这充分地体现了任正非的底线思维和边界思维。

任正非和华为历来都是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发展，远离政治议题。华为坚持企业的本分，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公民，合规经营，照章纳税。华为每年在全球各国要缴纳超过200亿美金的税。

虽然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华为所有的财报都是KPMG审计过的，对外公开，非常透明。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了与任正非先生座谈结束之时，请他给中国企业家一些建议，他斩钉截铁地只说了一点，“老老实实，合规经营”。

那是2018年8月28日，所以，当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深信华为是清白的。

9. 华为在欧盟、加拿大、英国等全球不同国家的发展现状，未来的投资机会，如何让当地政府、运营商和民众信任的问题。

华为坚定地支持欧盟所提出的GDPR，支持数字主权，支持将数据保留在本国。华为不会因为美国的打压就自我封闭，或者放弃全球化的发展。

华为将会继续加大在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行投资，致力于建立共荣的生态系统和产业链。只要美国政府许可，华为将继续向美国公司进行采购，而不是只用自己的芯片或者操作系统。华为从不谋权垄断和霸权，很久以来就把竞争对手当做友商。华为对自己产品的定价比较高，是为了给其他公司留下生存空间。

10. 关于未来社会的形态讨论

人工智能对工作和失业的影响（任正非总体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态度）、信息技术与生物科技的结合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中三次“与任正非咖啡对话”和“2020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因为邀请的对话嘉宾都是全世界顶尖的专家（例如、新加坡政治学家和外交家马凯硕、互联网先驱吉尔德和尼葛洛庞帝、德国智能工厂4.0精神之父Zuehlke，未来学家及笔式计算和平板电脑领域的先驱Kaplan、以色列历史学家《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等），所以，这四场对话的质量非常高，信息量极大，与其他采访的重叠度也是最小的，引人深思，开人心智。

07、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和它的传播效果

在超过45场的媒体采访中，充满了大量精彩的对话和时刻，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因为篇幅所限，我只能在这里简单地提到几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特别是要说明这些事情与媒体沟通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市面上出版了不少关于任正非和华为的书籍，但是，任正非自己决绝地拒绝授权别人写他的传记。

他是一个只向前看，不要历史的人，所以，他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华为公司更是不允许建立企业史馆，躺在功劳簿上晒太阳，华为有的只是最新产品的陈列厅。

所以，对于那些渴望了解任正非早期历史的人来说，从访谈中的只言片语中去拼凑任正非整个故事的轮廓，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其中有几个细节令我非常动容。例如，我惊讶地知道了任正非竟然在军队当过两年火头军，所以，他的厨艺不错。在某次海外出差的时候，他曾经买来一个大猪头给外派员工卤猪头肉吃。他的太太甚至曾经调侃他，“经常给保姆做饭吃”。

而当我知道2000年的时候，任正非和他太太仍然租住在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深圳夏天的酷暑下，房子西晒而且没有空调时，我真得为之落泪。

想想看，在1998年的时候，华为已经聘请了几百个IBM顾问，每小时咨询费680美元，超过华为员工的平均工资，而他的创始人竟然还住在这样的房子中，简直不如一个打工仔，那时候任正非已经56岁了。

总之，任正非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如果要想获得成功，你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艰苦努力。类似这样的奋斗故事，在采访中比比皆是，它充满了人情味，容易打动人，又是全世界通用的文化符号，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所以，传播效果应该是极佳的。

关于华为身份的证明是媒体采访的焦点。三十多年来，华为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证明自己是谁？

一开始因为它是一个私企，所以，需要在国企和外企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市场上证明自己。后来它走出国门，又需要证明自己虽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可以为客户创造价值、可靠的、遵纪守法的企业。

再然后，等它回到中国，它又要向中国证明，自己所创造的“员工资本主义”管理模式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而任正非不是万恶的资本家。

最后，当华为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它还必须向那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欧美国家证明，自己的尖端设备里没有“后门”，非常安全。要证明自己的技术不是偷来的，因为连美国自己都没有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任正非需要反复向欧美媒体证明自己曾经只是一个副团级的退伍军人，退伍之后就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华为没有一分钱的国资背景，华为只是和其他中国企业一样，最多接受过不超过千分之二的研发补贴而已。

他还需要一再说明，建国七十年来，中国曾经有5000万左右的退伍军人，他们都需要再就业，而任正非只是其中一个而已。类似的是，美国有非常多的军人退伍之后也担任企业的CEO，在商界发展得很好，但是，同样的问题没有人去问问他们和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之间有什么关系。

总之，看着欧美记者反复纠缠于这些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的偏见和误区，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自知。

面对一次一次地提问，尤其是反复出现的相同问题，任正非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那些欧美记者在采访之前，肯定做过大量的功课，阅读过前面别人的新闻采访，他们很显然知道任正非的标准答案，但是，他们仍然飞蛾扑火地，不撞南墙心不死地问着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我记得与任正非先生座谈的时候（2018年8月28日），为了表达我对华为的尊敬，我在开场的时候说，“华为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自身的成功，而且给中国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让无数中国企业觉得，即使是在类似ICT这么高科技的、高难度的行业里，中国企业也有登顶的机会”。

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任正非先生就直截了当地打断了我的发言，他说，“华为不是一个中国公司，华为是一个国际公司”。我当时微笑不语，没有进行回应。

但是，这个问题，从此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尤其是，经过孟晚舟事件和实体清单的打击之后，我非常想知道，任正非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发生了变化？

华为到底是谁？面对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我不知道任总是否需要强调那句话，“华为不是中国企业，而是国际公司”？如果是面对巴基斯坦、或者非洲的客户，华为有必要强调自己的国际公司的身份吗？是否强调中国公司的背景更有助于签署合同呢？至于面对美国政府或者商业客户，再怎么强调华为是一家国际公司，他们也会猜疑，心里想，“你们别装了，你们就是中国公司，而且我们还怀疑你们有军方背景，或者给中国政府监视我们提供后门”。

这就是华为的难处，也是许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走出国门之后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如何界定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未来要走向何方？

我认为，身份问题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只有持之以恒地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品牌形象和身份战略；只有坚持不懈地提供高质量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只有坚持不懈采用国际化的语言，保持透明度，与利益相关者不断进行沟通；只有等到中国的整体实力和国家品牌形象有了大的改观之后，只有靠时间的水滴石穿，我们才能理顺其中的关系，终成善果。

最后，我觉得在长达一年多的采访过程中，最令人感到震撼的莫过于任正非先生所提出向美国某家公司独家授权全套5G技术，以帮助美国赶上电信技术的发展的想法。

这个想法看似石破天惊，异想天开，实则是深谋远虑，身段柔软，向美国释放了巨大的善意。试想想，反正美国市场华为目前也进不去，无法销售产品，不如索性通过技术许可的方式获得一大笔钱，同时又间接地扩大了市场份额，挤走了爱立信和诺基亚，何乐而不为呢？

尤其是考虑到技术的连续性，那么将来美国在发展和部署6G、7G等时，因为技术的兼容性和路径依赖，华为就有了更大的机会进入美国市场。此外，按照任正非先生的解释，只有这样做，华为才能避免在将来的人工智能领域遭受美国的第二次“实体清单”打击。

仔细揣摩这个建议，你不得不佩服任正非先生和华为董事会眼光之远大，身段之灵活、思路之活跃。这种爆炸性的新闻，一经提出很快就在美国上了头条，引发很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衷心希望这条道路能走得通，希望有美国公司能和华为最终达成技术许可协议。

08、任正非的沟通风格

接受媒体采访，所展示的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的沟通风格。虽然不能代表任正非的所有沟通风格（比如，暴跳如雷骂人的模式），但是，任正非的沟通风格也可见一斑。

如果采用一些形容词来描述，您会选择什么来描述任正非的沟通风格呢？

“谦虚低调、会讲故事、直截了当、坦率直白，以诚示人、充满激情、喜欢回答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对涉及到政治问题，坚守自己的原则，守口如瓶；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知识渊博，见识高明、充满辩证思维和悖论整合；诙谐幽默，善用比喻……”等等，读者完全可以在这个形容词列表上继续填上自己的主观印象。

我特别想摘取一些只言片语展现一下“任氏幽默”。

以下这些句子不一定是任正非的原话，个别句子是我把不同采访中任正非先生在问答同样的问题时所使用的不同词汇拼接在了一起。

每一个词，都是有具体出处的，可以在某个采访中找到。我在每个句子后面标记处做了明确的分类，A代表原汁原味的话，而B代表是我所拼接起来的话。

例如：

中美两国是两个大球，华为是中美两国冲突中的“小芝麻”、“小米粒”、“小西红柿”、“小乒乓球”，根本不值得那么伟大的两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讨论，我不希望为了华为而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B）。

我是一个企业，还不是“家”。我希望别人不要把我当做什么企业家、思想家的，我就是一个“忘了家”。（B）

我太太问过我“你到底爱什么？”，我说“我爱文件”。为什么爱文件？我说，文件里面充满了哲学、充满了逻辑、充满了东西，文件写出来、发出去以后，三、五年大家都没有看到文件有什么影响，三十年后一看，这个公司队伍走得那么整齐，这就是哲学、逻辑和管理带来的东西。（A）

我跟外面谈，外面一问“你怎么这么伟大？”，我说“我不是松鼠，怎么会尾巴大呢？”他说“你说自己不伟大，你是假谦虚吧？”。因此我没法面对媒体，说自己好，不信；说自己不好，他们说你是假谦虚。（Ａ）

由于我太受关注，就没有人身自由，走到机场被人拍照，走到咖啡厅被人拍照，拍了照被发到网上，还不知道被他们怎么编解说词。所以，我就像只“乌龟”一样，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这个阴暗的角落就是我家里，生活没有那么自由幸福。…没有办法，我现在是网红，网红对我是有害的。（A）

中国政府说我们好，我们不一定卖得动产品；但是美国政府说我们不好，反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好。……美国对我们的宣传是正面的，他们到处说华为不好，这么伟大的人物关心这样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问题，那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厉害。（A）

我们的标准是，在距离我们目标二十亿光年的地方，投一颗“芝麻”；距离目标两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目标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目标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这个口子，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产品就领先世界了。（A）

华为不会完的，只是“蛋”从大变小了，原来是“鸭蛋”，可能会变成“鸡蛋”，但是，不会变成“鸽子蛋”。我觉得我们的规模会有收缩，但不会有太大问题。（A）

我们是电信设备提供商，我们提供的5G设备就是一个裸机而已，相当于汽车，至于汽车上面装什么货，那是由电信运营商决定的。用户数据是掌握在电信运营商手里的，不在我们手里，大家不应该担心数据安全问题。（B）

华为原来就像“羊”一样慢慢吃草，变得很胖，美国是“狼”在追，“狼”一追“羊”就跑，减肥了就有战斗力；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太成功了，员工懈怠了，不愿意到艰苦岗位，不愿意到艰苦地区去。（Ａ）

……

仔细观察一下任正非使用比喻的方式，您会发现他简直是张口就来，随心所欲。他尤其是擅长用动物来比喻（狼、羊）、用食物来比喻（鸡蛋、鸭蛋、鸽子蛋、芝麻、米粒）、用水果来比喻（苹果、桃子）、用日常的运输工具来比喻（宽轨铁路、窄轨铁路、标准轨铁路）。

我们知道，比喻是一种化陌生为熟悉的诠释技巧，可以充分调动听者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积累。这尤其是对于向记者这样的非技术人员解释专业问题的时候非常有帮助。类似地，采用比喻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总之，任正非或许英文很烂，但是，他是一个跨文化沟通的高手。他善用比喻，善用笑脸和其他表情，善用肢体语言，善用周围的环境信息（咖啡、建筑等）来沟通，这就超越了简单的语言沟通。

09、沟通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个杰出的企业家肯定是一个与媒体沟通的高手。任正非虽然以前很少与媒体打交道，缺乏跟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但是，他强大的自信、丰富的阅历，几十年对内管理沟通、对外市场营销、行走世界的历练，让他一出手，就能挥洒自如，表现出很高的跨文化沟通的水平。

但是，仔细观察整个沟通过程，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几点沟通中的小问题。

例如，他有点过于习惯自己的语言词汇，可能没有意识到某些词汇能否准确地翻译成其他语言，并会给对方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还乡团”和“回马枪”等。

另外，翻阅8卷本的《采访实录》，读者会发现有许多英文单词缩写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是，一次都没有解释过，例如，GDPR，《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这一点是技术专家在与普通人进行沟通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他们会不自觉的假设听者应该明白，而事实上听者不明白。总之，专业术语需要被解释才能降低沟通障碍。

第三、虽然中国人很重视家庭，尤其是个人对大家庭的责任，但是，在西方人的视角里，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所以，从欧美人的视角来看，当女儿孟晚舟被捕之后，做父亲的任正非仍然不畏风险，继续飞往阿根廷主持变革会议，现在仍然正常主持华为的工作，他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反复追问任正非在听到孟晚舟被捕之后的情感反应。

可是任正非没有分享更多的故事，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事实上，任正非在这里完全可以假戏真做，大打感情牌，这会更容易影响海外媒体。

第四、欧美记者对中国持有很多制度偏见、文化偏见。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觉得难以理解。这就是因为国家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带来的看待同一个问题时的视角不同。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个世界。

只不过，越是国际化的人才，越是拥有多元文化认同，拥有一种复杂心智和悖论整合思维。我们应该在对对方的认知模式有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找到更加有效沟通的突破口，用对方能听得懂的语言进行沟通，尤其是要做到换位思考（Put your feet into other people’s shoes）。

10、给华为的几条建议，仅供参考

基于以上分析，我贸然提出几点参考意见，请华为的朋友们考虑一下：

第一、将这个8卷本的《采访实录》压缩成一本20万字左右的书，正式出版，以8种不同语言向全球发行。

其中精选出10个左右的完整访谈作为上编，展现当时访谈的风采和情境。因为每一个采访，尤其是专访，记者都事先做了很多功课，试图按照不同的逻辑线索和视角来组织自己的访谈，关注点明显不同。有的采访关注任正非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的关注华为公司，有的关注国家层面的问题，有的关注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等。

其次，把剩余的其他访谈内容打散，根据主题和关键词重新进行整合（可以参考我上面的十大分类），作为精选集的下编，作为上编的有益补充，以避免过多的内容重复。

其中每一个关键主题里面的内容又是严格按照访谈时间来排列的，表明出处，读者可以看到任总思想和某些表达方式如何一点点地在转变。

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要太在乎，因为有时候是外部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任正非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更准确、更敏锐的回应，总之，我们要表现出对话的丰富性。

作为一个研究者，当我一遍一遍地读这些《采访实录》的时候，这些大量重复出现的内容对于我自己根本不构成麻烦或者多余，甚至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在不断地重复中，你有时候会突然意识到这里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些记者们会像强迫症患者一样一遍一遍地问相同的问题，然后期望获得不同的答案呢？啊哈！我经常在这种不断的重复中恍然大悟。

但是，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所以，一本20万字左右的《与任正非咖啡对话》精选集更加适合他们。

正式出版这本精选集，不是为了神话任正非先生个人，而是纯粹是为了华为宣传的需要。此外，这８卷本的《采访实录》因为不是非正式发行的，所以，只能靠个人关系，从华为内部搞到。对于一般想了解华为的读者来说，非常不方便。

第二，聘请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电影制作团队，将所有的访谈视频进行整合，再增加一些关于任正非和华为的其他素材，剪辑出一个10集左右的系列节目，每集不要超过1个小时，在全世界所有的视频网站上进行播放。

虽然这些采访中不乏拍摄纪录片的，例如，BBC就拍摄了纪录片，但是，华为应该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因为华为的视角肯定不同于BBC的视角。我们知道，谁掌握历史的解释权，谁就能影响世界。

特别是，文本版的《采访实录》中没有视觉信息，没有表情信息，没有肢体语言信息，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大约70%以上的重要信息。这是跨文化沟通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很多时候，重要的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你是如何说的。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自己当然很熟悉这些文本的内容。例如，我发现2019年6月中旬以前的访谈稿里，编辑同志把“法治”和“法制”错误地使用，但是，6月中旬以后的采访稿里就完全正确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换了人，还是同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从而改正过来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可以进入任正非的精神世界，感受到他在接受采访时，听者和说者之间非常微妙的人际互动关系，以及任正非本人的情绪变化。

甚至，我自认为自己能感知到任正非对坐在他对面的人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是否真的享受了这个对话过程。

我相信，如果有了视频影像，更能把这个《访谈实录》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可以想象，这个声势浩大的、绵延了一年多时间的媒体见面会耗资巨大，无数人在幕后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华为和任总不应该轻易地让它淹没在碎片化的信息泡沫的海洋里。那样做，实在是暴殄天物，太可惜了。

第三，建立长期固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个人认为，华为近年来遭遇的美国打压是多重原因造成的，但是，也与华为长期以来与媒体接触比较少、相对比较“封闭”有关系。

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华为的主业是面向运营商的，也就是全世界两三百个大客户，根本不需要跟媒体打交道。

我印象中，在2014年之前，任正非先生几乎是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的，即使有，估计也就是两三次左右。第一次媒体秀应该是在某年的巴塞罗那的电信展上，而且一开始是针对外媒的，然后才逐渐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

自从2014年之后，华为大力进入终端领域，手机业务异军突起，尤其是经过最近这两年的风波之后，华为才开始拥抱媒体，大力宣传自己。所以，我建议华为加强与媒体之间的沟通，建立长期固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例如，每周一次，定期约请轮值董事长和各个业务部门的高层与媒体见面，坐下来一起喝咖啡对话。所有正规的媒体都可以在网上预约座位，华为也可以提前发布每次咖啡对话的主题和主要嘉宾名单。

试想想，既然华为可以请KPMG审计自己的财务报表，那么，为什么要远离媒体呢？应该通过媒体展现出一个更加透明的企业形象，这会减少国际化过程中的阻力。

第四，强化所有外派人员的跨文化培训，减少冲突和误解。

文化就像一种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影响无所不在。

虽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是，掌握了一门外语也并不意味着就对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他者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有了很准确地感知，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文化智商（Culture Intelligence）的提高，也并不意味着能建立一种多元文化认同（Multicultural Identity）。而文化智商和多元文化认同对于进行跨文化沟通非常重要，影响巨大。

我知道华为大学提供一万多门课程，里面肯定有关于跨文化沟通和管理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质量我就不了解了。

因为跨文化课程需要更多体验式的教学、敏感性训练、技巧性训练、情境模拟、甚至戏剧表达训练，这不是单纯地通过阅读，或者听课就可以充分掌握的。

特别是考虑到很多华为外派员工都是理工科毕业的，对人际关系和跨文化的因素等软性因素了解的比较少。所以，在专业技术培训的基础上，强化跨文化沟通能力，可以达到如虎添翼的效果。

11、最后的告白和祝福

本文的写作，纯粹是出于个人研究目的和个人兴趣，希望深入挖掘这个媒体盛宴背后的价值，希望《采访实录》能发挥更大价值。更希望我的分析对那些在全球化征途上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中国企业有所启发。

赞美华为和任正非不是我的目的，华为和任正非也不需要我的赞美。我只是对所有独特的事情和人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本文作者也是一个活在六个西格玛之外的奇葩。

本文的写作和研究潜移默化地使用了诠释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我个人独特的知识背景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面对相同的文本，如果换另外一个人，或许他（她）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诠释，这就是诠释学的开放性。希望我对《采访实录》的解读能启发其他人的研究，从而在诠释学的循环中，加深对这个文本的理解，发挥其中的巨大价值。

祝愿任正非先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祝愿华为英雄儿女们，一路高歌猛进。

祝愿中国涌现许多像华为一样的企业。只有这样，中华才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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