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曲子词的发展状况（宋代歌姬和文人的风流韵事）

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一个高峰之一，产量巨大质量极佳。那么，在那个时代是什么促进了宋词的发展的？又是如何传播的呢？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要探究这样的问题本是极难的，不过根据一些史料和留存的一些故事，诗词，笔记，加上人们的推测也不难窥探其中一二。经专家们研究，在那个时代的传播领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是一群让人“不耻”的歌妓，她们有极高的文艺素养和文化修养，对宋词的传播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宋词是一种音乐文学，主要功能便是侑殇劝酒。是中国文学史的高峰之一。宋词的用途极为广泛，可以用来庆典、送行、结交、祝寿等，极深的融入了社会生活和朴质的情感，是宋代文化生活极不可缺少的部分。宋代词文学的发展不外乎下面几个原因：一，宋代经济富足，市民大大增加，为其享乐提供了经济条件，宴饮增加，燕乐越加流行起来。二，宋太祖为了巩固政权，以声色之娱减少大臣们的权利欲望，并鼓励他们：“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利，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宋史.石守信传》。三，歌妓对宋词的传唱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加速了传播速度。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不同，大体分为官妓，家妓，市井妓三大类。[1]官妓包括朝廷教坊妓，军中歌妓和地方州郡歌妓，她们由各级专职官吏管理，其服务场合是王公贵族酒宴，官员迎送酒宴，各级政府酒宴。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蓄养家妓，用来歌舞娱乐，炫富摆阔，娱宾遣兴。有许多繁华城镇中的歌楼妓馆、瓦市茶坊、青楼妓院，拥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市井妓（又称私妓）。

那么这些数量众多分布范围极广才艺双全的歌妓是如何影响宋词的发展呢？

歌妓的职能本就是以歌舞演唱的形式劝茶延客，侑觞劝酒，歌舞娱宾，礼仪交际的应酬，正是歌妓这种演唱场合，演唱方式影响了词的传播。说及歌妓对宋词的影响，若是依曹先生所的分三类歌妓分别阐述其影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能将其概括的，若将她们合起来说也是不够准确的。因此，我们既要说歌妓对词普遍影响的共通之处，有须得找出各自较为特殊或突出的特点来。

宋词的传播无外两种方式，一是口头传唱，二是书面传播。在宋代，纸张比较昂贵，书本也非常珍贵，就算有书，目不识丁者也为数不少。所以，书面传播成本比较高昂，速度较为缓慢，受众还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这种传播方式的速度极慢，效率极低。阮元《文言说》载：“古人以简册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所以，以歌妓为主的口头传唱是一种极佳的传播方式。歌妓凭着声似百灵的巧喉，辅以轻柔曼妙的舞姿，伴以抚琴弄弦的妩媚，既能悦人耳又能悦人目。因此，歌妓对宋词的传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歌妓歌舞伴演唱的这种视听结合的艺术表演方式更具吸引力和趣味性，对大多数听众来说就是一种视听享受。因此，在各种酒宴场合少不了歌妓的莺歌燕舞。宋词当中也有很多描写歌舞表演的场面，如晏几道的《鹧鸪天》：“舞低杨柳楼低月，歌尽桃花扇影风。”谢过《江神子》：“舞罢歌余，花困不胜春。”赵长卿《水调歌头》：“歌一曲，舞一曲，捧金樽。”袁去华《思佳客》：“纤腰曼舞萦回雪，皓齿清歌遏住云。”[2]宋代的人们喜欢用歌舞的方式演绎词句，用管弦之乐传播词句。舞蹈与演唱的结合加深了人们对词的理解，增加了词的趣味性。通过演唱的方式传播更易记忆和传诵，就算目不识丁的老者也能演唱传播。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柴夫累了可以坐下来高唱一曲，浣者洗衣累了伸个懒腰低吟一阵，甚至连老妇晒太阳乏了也都可以轻哼几曲。这种口口相传的成本低速度快，不用纸张印刷的成本，也不用书本传输所需要的的时间，更不需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是一种高速高效的传播方式，极大的扩展了传播范围。

歌妓的传唱不但会影响词的范围，而且还会影响本身的知名度。据胡仔《苕溪渔隐词话》载：“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然后亦岂无佳词，如晁次膺《绿鸭头》一词，殊清婉。但樽俎间歌词，以其篇长惮唱，故湮没无闻焉。”[3]在东坡《水调歌头》之后，《绿鸭头》这首中秋词也写得非常好。但是歌妓嫌它太长了，不喜欢演唱，导致了《绿鸭头》湮没无闻。对此我们可以看出歌妓对词传播的重要性，也可以窥得歌妓演唱对词本身的知名度的影响力。

歌妓由于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艺术训练，她们自身也有极高的文艺修养，比一般文人更精通音律，所以她们也经常创作一些词，这些词也成为了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妓严蕊，盼盼，李师师，小红等都是才华横溢的词人。严蕊是宋代著名的官妓，善琴和歌舞，色艺冠绝一时，浙江天台太守唐与正令严蕊侍酒，作红白桃花诗。严蕊片刻即作《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北宋黄庭坚在一个酒宴上写了一首《浣溪沙》赠给歌妓盼盼，并令盼盼唱词侑觞，盼盼即席就作了一首《惜花容》。词曰：“少年看花双鬓绿，走马章台管弦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终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颜如玉，为我一歌金缕曲。归时压得帽檐敧，头上春风红蔌蔌。”由此可见，那些歌妓不仅为宋词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还为宋词的创作也做出了贡献。

宋代朝廷，官府举行的各种宴会或是迎送来往官员的酒宴，甚至是某些庆典和祭祀都需要官妓来舞蹈歌唱。在种种繁忙的宴会下，她们的生活大多就和歌舞琴弦酒水打交道了，想得片刻休息时间都是极难得的，她们的自由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其妓籍是在官府严格控制下的，没有官府的允许是不准脱籍从良的。宋代有这样一则故事：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杭州太守职位空缺，苏轼暂时代理。一位叫九尾狐的歌妓因年老请求脱籍从良，苏轼批道：“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便任”。有一位色艺堪称杭州城第一的歌妓听说了这件事也向苏轼提出脱籍从良的请求，这次苏轼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4]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许她脱籍从良。由此可知，歌妓的自由牢牢掌控在官府的手里。虽然她们没有自由受人奴役，但她们都有相当高的艺术修养，正如张先所说，“哀筝一弄《湘江曲》，声声写尽湘波绿。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

官妓的演唱场合里大多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她们对词的传唱有极为特殊的影响力——即现今所说的“名人效应”。能听她们演唱者非富即贵，还有一些落魄文人。他们自视清高，有极强的表现欲，往往喜欢即席作词供歌妓演唱。这种创作方式刺激了词人的创作欲望，也使词人多一种创作思维。据《绿窗新话》载：秦少游寓居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作《虞美人》相赠，词曰：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洄，借问一只如玉为谁开？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合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

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秦观《虞美人》也在民间快速流传开来，这可以说是通过社会极有地位的人物的宣传，也就相当于找名人打了个广告，其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朝官府有官妓，家庭也有家妓。宋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士大夫阶层多为饱读诗书才华卓越之人，他们生活富裕，蓄养家妓，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闲时便花前月下，扁舟江上，吟诗作画，赋曲填词，饮酒品茶。而多数家妓是从小受到严格的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而且姿色娇美。她们诗词歌赋，食谱茶经无所不晓；琴棋书画，度曲吹萧无所不精。于是，士大夫和家妓具有共同的艺术修养和文学情感，他们日夜置酒相欢，共同写诗作词，弹琴下棋，相互交流。为宋词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周密的词中就有许多描写家妓的，比如他在《忆旧游 次韵贫房有怀东园》写到：“记花阴映烛，柳影飞梭，庭户东风。彩笔争春艳，任香迷舞袖，醉拥歌丛。画帘静掩芳昼，云翦玉璁珑。奈恨绝冰弦，尘消翠谱，别凤离鸿。莺笼。怨春远，但翠冷闲阶，坠粉飘红。事逐华年换，叹水流花谢，燕去楼空。绣鸳暗老薇径，残梦绕雕栊。怅宝瑟无声，愁痕沁碧，江上孤峰。”他非常怀恋昔日与家妓一起“彩笔争春艳，任香迷舞袖，醉拥歌丛。画帘静掩芳昼，云翦玉璁珑。”共同写诗作赋，舞蹈演唱的美好日子。

文人士大夫闲来无事，便喜欢舞文弄墨写诗作画。所作之词必先遣家妓演唱，邀请朋友来鉴赏。经过这样演唱检验的词有两大的好处，一是可以检验词是否有音律美感，二是可以借鉴他人意见加以删改，这样就极大提高了宋词的创作水准和宋词的音律美感，造就了一批写词高手。

《词钞》曰：幼安每开宴，必命侍妓歌所做词。特好歌《贺新郎》，自诵其警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我狂耳。”顾问坐客何如，既作《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特置酒召客，使妓送歌，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5] 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中道：“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萍、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家妓与词人合作，通过演唱检验，使得所作词音律更为完美和谐。

青楼酒馆，瓦市茶坊的市井歌妓是宋朝最为庞大的歌妓群体。“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都城汴京，御街宣德楼向西去都是妓馆，当时被称为‘院街’；御街朱雀门以东，大抵也都是妓馆；御街东朱雀门以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更是林立。其他如东鸡儿巷、西鸡儿巷等处，也是妓馆密集之所。”[6]可见私妓市场繁荣程度。

那么这个市井妓群体又是如何对宋词发生作用的呢？

这些市井妓境遇悲惨，生活艰辛，有很多歌妓是贫困得无以为生，不得不卖身妓院的，有的歌妓是被拐骗卖身的，被迫应强笑酬客人。生活中来来去去的客人没有一个能供她们依托，她们在现实中挣扎了很久，看到的和经受的苦难太多，所以需要感情上的一种慰藉。这个歌妓群体接触的人群是极为复杂多样的，有士大夫，有文人，有商人，有工人，有市井无赖，甚至还有农民。在这当中，失意文人和她们的情感趣味和艺术修养又是极为相契的。中国文人大多以出仕为读书的目的，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如愿以偿的。因此，一些在仕途失意的文人便会放纵声色，借酒消愁。往往青楼女子由于自身的遭遇也极同情那些失意文人，文人和歌妓在苦难中擦出爱的火花。他们都是诗人般的情怀，都是苦难中的漂泊者，相互依靠相互慰籍。于是一些文人和歌妓发生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产生了难分难舍的恋情。宋人恋情诗中有很多直抒文人缠绵之情，或代言歌妓缱绻之意。然此种种，莫不与歌妓有关，歌妓在失意文人的世界出现又为宋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写歌妓之词主要以四类为主，一是歌妓的曼舞轻歌，二是歌妓的凄苦人生，三是歌妓的情感纠葛，四是文人恋妓。若要在宋词中寻找文人与歌妓的佳话，最具代表性的的便是柳七了。歌妓最为钟爱柳七词，为得柳七新词，不惜以千金购之。据罗烨《醉翁谈录》载：“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柳永长期混迹于烟花柳林之地，接触文艺卓绝的歌妓，擅长写音律和谐适于传唱的市井之作。他与歌妓产生了许许多多纠缠不清的爱情故事，留下许多，咏妓，恋妓，怀妓的优秀词作。

柳永落第后写道：“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幛。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年少时寻花问柳，放荡不羁浪迹天涯，在此期间与歌妓交往甚深，可以说那些歌妓是柳永的红颜知己，他们共同演绎了落魄的才子和忧伤的佳人的爱情故事。正是那些娇媚妖艳却又孤独寂寞的歌妓给了他灵感，正是那些身份卑贱却又多才多艺的歌妓给了他慰藉。他深切的同情并理解她们，以平等的态度去追寻爱情的。他写道：“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他在妓群之中的感情跌宕起伏，时而大喜时而大悲，极大加深了他的情感体验，感受了人情冷暖，见识了花柳场的残酷无情，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才能创作出那么多优秀的缠绵的爱情作品。

除了柳永之外，还有仕途失意的秦少游、晏几道等人，他们也和歌妓产生了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秦少游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晏几道吟，“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照，曾照彩云归”。那些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给文人以无限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素材，那些微妙的感情通过他们的笔端流淌出来，汇成词文学的长河。

不管是官妓，家妓还是市井妓，她们都拥有姣好的身材，曼妙的歌舞，婉转的歌喉，极高的文艺修养。这一群孤苦的时代音乐精灵，创造了宋词的传奇。歌妓一身高超的歌舞演唱技艺为词的发展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浪荡才子与孤苦歌妓的情感感故事为宋朝词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创作动力和创作题材，极大拓展了词的发展空间和深度。

参考文献：

[1] 宋代歌妓略论.曹明升

[2]宋词传播方式研究.谭新红

[4]宋词说宋史.诸葛忆兵

[5]古今词话.沈雄著

[6]宋词说宋史.诸葛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