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杏花的七绝（宋人笔下杏花的）

论及以花木言志的文化风格，这是我国古代文学便一直存在的特点。我国晋代士大夫阶级因为仕途不顺而兴起的“谪贬文学”，让花木言志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甚爱菊的五柳先生之毕生佳作便是最好的典范。

到了唐代，又有“牡丹”成为国家文人潮流的抒情景物，而唐代的诗风也同样再次远超南北朝时期，除了单纯的表达谪贬之困顿，此时的花木言志也到了一个多样情绪表达的阶段。

再到宋代，“花诗”、“花词”几乎覆盖整个时代的著作，士人阶层地位的提高，让他们的眼界和心态发生了更多的变化，除了人生的不顺，人生的欢愉、自我思考，都在诗词中大量出现，而宋代的“杏花”，便是这种文化特色的最好承载体，多人多角度的“杏花”喻物言志，成就了宋代的“杏花文学”。

北宋文坛是宋代“杏花诗词”产量最高的时期，现代教科书上著名的“全文背诵并默写”天团（北宋著名的文学家）的作品里，几乎都对杏花有所涉猎，或婉约或豪放，精彩至极。早在唐代，杏花诗也有显现，但却小众，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词风的兴起，古文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成为了“杏花”在文学景象中崛起的根源。

庆历人士韩琦写杏花：“真宜相阁栽培物，更是仙人种植花。高行出群犹仰慕，香名超格合洪夸”。他的杏花诗中，可见的是一种开始“注意”杏花的新奇之意，所谓仙人种花，便是比喻杏花之美的罕见和高雅，但实际上，杏花并不罕见，只是观者有无心发现罢了。

而当时北宋朝廷风气，文人士大夫私交甚好，诗作时常互相传阅和学习。一人起源，则无数人也注意到了杏花的美。如有“宋诗之祖”的梅尧臣，他的眼中，他的笔下之杏花是：“马上逢丹杏，芳条拂眼过”，但在看到了杏花之美后，又不禁感叹起人生：“客心路易感，路远奈愁何”。虽同样是写杏花，梅尧臣比韩琦单纯地“赞赏”更嵌入了自己心情，现实之风浓郁。那么有了“夸花”之人，又有“言志”之人，浪漫的北宋文坛自然不能少了“花色下饮酒颂诗”之人，此人便是宋代著名的“生活家”，豪放的文曲星苏轼。

苏轼的笔，挥则可豪放，落下也能收敛，展露出婉约的风采，但这种“婉约”或许更是一种“洒脱文人”的优雅：“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赛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苏轼的字里行间，既体现了看到“余春”之杏花散落时的浪漫，但随之而来的，是带着他“不羁”品性的动作，与友人在花间饮酒，这种雅致，更不输李白的好客风情，也不同于李白“对影成三人”的那份寂寞孤独。但在北宋时也有人尝到了李白的那份寂寞，例如王安石，在患病的时候，起身看到杏花纷飞，想来的大致是大半生仕途不顺的凄清：“独卧南窗榻，倏然五六旬。已闻邻杏好，故挽一枝春”。五六旬的人生，昨日的豪情壮语已是明日黄花，看到杏花开得正好，想要留下一枝欣赏，其实王介甫所言的，是他的青春罢了。

1、宋代理学对文人思想的内敛化改造

重文国策在宋代的进行，让儒学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宋代儒学已经衍生出了足够诞生“理学”的思想环境，虽然北宋时以“北宋五子”为理学典范，但是并不代表其他文人没有这种思想的根源和意识。理学的萌芽，本质是对文人思想的改造。摒弃了北宋文人像晋代一味地“抱怨”的消极心态，也压抑了如盛唐时李杜之狂傲，宋代的杏花诗词成为了一种极为中庸且便于言情言志的景物，苏轼可酒下赏之，王安石可以病里叹之，百般物态，皆是他们“理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2、宋代文人士大夫“诗词”交际的方式形成

北宋时，朝廷士大夫阶级以及文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来往密切，在宋仁宗时期，庆历士风的形成，直接孕育了宋代含金量最高的几位文学大家。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虽然他们在政见上偶有不同，但是私交却甚好，经常私下约聊文学风范，因此杏花诗词成第一种“文学”交际的方式。在庆历朝后，王安石、苏轼等人接续这种良好的风范，因此推动了杏花诗词的高度繁荣。

3、古文运动进行时，杏花成为新的“文学寄托物”

众所周知，唐宋八大家，以唐末两家，北宋六家组合而成，而唐宋八大家的确立标准是“文章”之大才，是古文运动最活跃也最优秀的几人。古文运动是对过去骈文刻板的形式进行修改，北宋杏花文学，所展现的正是这样多样化题材的“抒情”属性，杏花成为了宋六家的“寄托物”。如周敦颐的爱莲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就是盛唐的“文学象征”，是骈文典故的最常使用的景物，而在宋代，杏花亦是如此，成为北宋文人们的“默契喜好”。

此花园非彼花园，而是指宋代文人自己的“雅园”。宋朝汴京城虽然“房价高”，但是并不妨碍士大夫阶级在其他城市地区买地“筑园”，宋代的花园文化也是极为繁荣的。

如著名的“芳林园”，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私家园林，自此起，士大夫阶层便掀起了“建园”的热潮，加上宋代早期的官员退休，都喜欢到东都洛阳定居，在洛阳修上私家园林，种上数百棵杏花树，惬意无比，成为潮流。北宋李格非还有一本名为《洛阳名园记》的园林游记，正是描写宋代丰富的“花园文化”。

花园文化所产生重要联系的，就是宋代的“明星之花”：杏花。

在苏州园林中，著名的“沧浪亭”就是北宋诗人苏舜钦所筑，他与宋诗之祖梅尧臣合称为“苏梅”，可见其诗才地位之高，不得不说，宋代文人大多数起了重要的典范，以“修筑私人花园”作为一种文艺的表达手段，赏着自己的园林，栽下杏树，等到春来，便写下动人的杏花场景。

所以，花园文化的本质与杏花文学的意义是一致的，是宋代士大夫重新审视“言志”之花木下的一种改变。比起唐代诗人走到哪看到哪写到哪，宋代文人更喜欢自己培养美景，培养“花色”，培养自己的文化果实。

1、从“春之花”变成“薄幸之花”

在北宋六大家的眼中，“杏花”是“春天”的最好象征，韩琦在春天惊呼杏花之美，苏轼喜欢在纷飞杏花雨的春下饮酒，王安石在春天感叹自己已经秋黄的人生，这些都是把杏花当成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子”意境在描写。但可惜，这种风范未过百年，随着理学的发展逐渐扭曲，北宋二程所推动的理学思想，在对“春花”的思想上体现得十分刻薄，到了南宋，杏花从“春天的象征”变成了“不忠不德”的象征，是为“薄幸之花”。

薄幸乃为“男子”对感情不忠的意思，但在杏花特色上，薄幸明显更隐晦地针对女性。理学认为杏花“美丽多变”，随风飘摇显得妖媚，因此便病态地认为其与人的“不忠不贞”是一致的，南宋著名的“名家三十客”姚宽就曾说道：“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夭客、杏为艳客”，此处的艳，贬义十分明显。而南宋中期叶绍翁著名的那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更是把杏花直接推到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不贞”的象征地位上，一直延续至今。

2、随着迁都成为“江南”的代称

南宋临安、苏杭、泉州等地区得到巨大发展，根本原因是南宋朝廷的被迫偏安，只能移居到南方，同样的，北方美丽的“杏花”也来到了南方，而且因为江南之水色，而变得更加美丽了。久而久之，大变了模样的杏花更成为了南宋文人们眼中的“春铃”，也成为了江南的代称。

如陆游就曾写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里意指杏花在南宋时的“畅销”，而随着大家兴起在南方种杏花的风潮，南方在每年春天正式变为了“杏花之城”。 又如南宋“永康学派”的创始人陈亮写道：“十分春色，依约见了，水村竹坞。怎向江南，更说杏花烟雨”。陈亮是南宋晚期的文人，他文字中的杏花与春的紧密结合，正式代表着“杏花”这一之前在南方不多见的花物，逐渐成为了江南的称呼。

杏花文学在宋代崛起，其崛起与北宋仁宗时期的士风宽松有着极大的关联，比起后来南宋以“理学”为借口进行党争的混乱，北宋君子更有着坦荡去爱惜、描述杏花的心态。到了南宋时期，杏花文学也并没有衰落，随着“贬义”的深化，杏花拟人化，在争议声中出镜率也是极高，变化的是杏花绽放色彩的环境，从北至南，不变的是花色的依旧艳丽，是赏花、评花、写花的文学艺术本心。

参考文献：《宋史》《全宋诗》《论宋代杏花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