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为什么没有商鞅变法出名(变法始祖李悝)
战国初期,诸侯乱战,百家争鸣,“法”使李悝,变法革新,助魏称雄!
说起李悝(kuī),其于乱局中助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第一强国,在担任相国(当时还称为相邦,后因刘邦称帝后为避名讳改为相国)期间大力推行变法运动,史称“李悝变法”;由此拉开了整个战国时期的变法序幕,可谓前无古人,后多从者(商鞅,韩非追循其路),称其为“变法始祖”名符其实。
在李悝之前还有法学先驱管仲老人家,可谓成绩也突出,但为什么却要说李悝才是“变法始祖”呢?变法是不成功则成仁的大事,是刮骨疗伤的革新,是深入骨髓的阵痛!管仲所做更像大改革,而李悝所做触及更深,阵痛更久,更符合刮骨疗伤的变法而治。
法家虽然是诸子百家中最晚形成的流派,但李悝作为法家的骨灰级玩家,玩“法”甚多,编撰《法经》,践行法治,历行改革,成就显著;竟引无数人跟风,商鞅手持《法经》入秦国,韩非深受启蒙得集法家之大成,后世法治不管如何改革,秦律、汉律还是唐律都始终难逃《法经》的影子,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沿袭。
这么优秀的法家人物,为什么却活成了传说呢?
这一切要从《法经》的失传说起,作为李悝在法学界最显著的成就,《法经》影响数个朝代,是依法治国的必备法宝;但遗憾的是失传了!让人不再能亲眼所见其系统的文字精华,关于他的功绩佐证我们需要从别人的记载和口中得知,所以他就成了传说中的人物!
01一介布衣李悝在贵族权势当道的战国,是如何让变法得以成功的?
如果把战国初期魏国的异军突起,称霸七雄,看作是一支豪华足球队踢出冠军的过程,那么李悝无异于是球队的中场发动机,推动着一切向前奔跑。
李悝一个草根球员,能踢进豪门并不容易,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春秋末年的霸主晋国,被韩、赵、魏三家贵族所瓜分,社会处于动乱局面,乱世需要英雄,李悝应运而生。
地利:魏国作为贵族参与了瓜分,当然不希望自己也会有此下场出现,而李悝的变法就是以打压贵族特权为主要目标,废除世袭制度,实行官僚体制,魏文侯作为最大的受益者当然举双手赞成。
人和:这么大的事业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行,虽然有魏文候的大力支持,但也需要其他能人的协助,翟璜、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魏成等人的参与解决了团队协作的人和问题。
有了天然的变法条件,又有便捷的地利,加上众人拾柴火焰高,李悝的一切变法举措得以在实践中推行,随着变法成果得以巩固,他还抽时间汇集各国的法律,汇编出了《法经》这一部系统全面的成文法典,用法律形式来固定和肯定变法,保护变法的延续推进。
他的变法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法律制度上有所动作,在经济上,他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通俗来说就是重农政策,不仅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粮食产量;还制定政策,让魏国在丰收的年份以基本价购买农民多余的粮食,在荒灾的年份,以之前的基本价进行卖出,这样粮食的价格就得以稳定,因而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得以稳定,大大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实现国富民强;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操作手段与期货的套期保值有异曲同工之妙,是非常先进的举措。
因为魏文侯的敢为天下先,大力启用李悝变法改革,所以魏国才能快速的富国强兵,抑制住赵国,还有余力不断的东征西讨,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了大片疆土,让魏国成为真正的中原霸主;魏国称霸中原近一百年就是延续变法的百年时间,假如魏国一直推行李悝的变法举措,或许后面就没秦国和商鞅什么事了!魏国的衰落也因废除变法而开始,历史证明李悝的变法是相当成功的。
02李悝并未亲授弟子,又是如何“教”出商鞅,影响韩非的呢?
李悝作为优秀的法家代表人物,欲学者当然众多,但他并未亲授弟子,所以其他人只能偷学;好在他的书《法经》是公开的,他的变法成绩是周知的,所以偷学也不是太难,但学出境界却很难,也就商鞅,韩非二人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魏国大胆启用李悝实施变法,很快国力就达到了鼎盛,其他列国震撼不已。身处西部边陲的秦国与魏国纷争不断,自然不希望被人吞并,所以在秦孝公时对外发布《招贤令》,商鞅听闻后便手持《法经》亲入秦国,由此开始了波澜起伏的一生,为秦国最终一统中原奠定了基础。所以说,李老师“教”出了商鞅。
商鞅基本原封不动的把一切都搬到了秦国,他虽然没有正式师从李悝,但他是卫国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变法成绩最显著的展示地,可以直接和间接的吸收李老师的一切套路,可以随时结合变法的成绩总结经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比如商鞅像李悝一样“重农抑商”,他打造的强战斗力的“秦锐士”也是模防李悝“魏武卒”的模式,秦律更是沿袭《法经》而成。
而韩非同学,因本身有口吃并不善表达,便把更多的时间花来读书,著书立作,当他读到《法经》后,便结合韩国所在的形势反复思考法家治国体系,汇总各家之长,提升整合,最终成了法家之集大成者!这一切都是站在先前法家人物的肩膀上完成的,所以说李悝的法治思想是基础,又是启蒙,对韩非产生了深远影响。
03从现今角度来看,李悝因《法经》的失传确实像活在传说中的人物,但其功绩和影响却是千秋万代的
《法经》虽然已经失传,但它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记载和各种沿用版本的溯源,基本还能还原其大概内容;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是后代历代法典模仿的蓝本,在法制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部,主要目的是惩办盗贼,盗和贼是古时特别是奴隶制转型时期,危害社会秩序最为猖獗的犯罪,不仅侵犯私有财产,还危及民众安全,所以将其放在惩办的前两位严打是最符合社会实际的。它对魏国的国家治理起极其深远的作用,不仅规范和限制了旧贵族和当权者的言行,还持续性为提高魏国的综合国力发挥能量,在制度上保证其他各领域改革的有序进行。
《法经》由商鞅带往秦国后,秦律便从《法经》脱胎而出,而汉律又承袭秦律,所以说李悝在法治上的贡献是千秋万代的。
李悝当时的改革在经济上积极帮助农民减轻负担,鼓励老百姓精耕细作,鼓励自由开垦土地,要知道土地是古时统治的根本,这等于肯定土地私有化的价值。
在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正式破除了世袭制度,推行官僚制度,让布衣平民有机会踏入权利市场,为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主义社会转型铺平了道路。
李悝的变法不仅增加了魏国的综合国力,而且同时开启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各国纷纷学习变法强国之路,最终形成了古代持续最久、成效最明显的变法运动,让法家流派在百家争鸣中成绩斐然,掀起了依法治国的热潮;在后世的法治进程中,也时常借鉴和学习他的变法经验,他的法理思想传承千古,影响深远。
结语
李悝的一生无异于是成功的,直接推动了魏国的强盛,间接影响了秦国的辉煌,思想主张和法治手段更是流传千古,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或许是生存的过于久远,或许是《法经》失传的影响,总之他没有成为最典型的法家代表人物,甚至少有人知,但其“变法始祖”的身份在法学界却是普遍认可的。
李悝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因为他在战国初期的一系列操作,让战国时代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的得以深入广泛革新,对奴隶制社会成功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需要铭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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