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云南（姗姗来迟的云南鲜花季）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5期，原文标题《姗姗来迟的云南鲜花季》，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疫情席卷之下，全球鲜花行业遭受重击。中国花农的日子也不好过，第一季度几乎零收入，很多花农不得不把采下来的花扔在田里，任其腐烂。当5月花季终于到来，又有母亲节和“5·20”的双节助推，花农们试图借机挽回损失时，才意识到鲜花业的逻辑已经生变，而求变之路并不容易。

记者/张从志

摄影/张雷

5月正值云南花季，大棚里的满天星相继开放

复苏风向标

5月14日，距离网络情人节“5·20”还有6天，位于昆明市呈贡区斗南社区的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的狂欢提前到来。

斗南村是打开云南鲜花大门的钥匙。这里是改革开放后云南省第一个规模化种植鲜花的村庄。过去十来年里，斗南村改为斗南社区，村子的土地已被征收，村民不再种花，但这里仍然保留着两个重要市场，一个是传统对手交易市场——斗南花卉市场（简称“斗南花市”），另一个是学习了荷兰花卉拍卖模式的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简称“花拍中心”或“拍市”）。所以斗南至今一直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整个云南80%的鲜切花都要从这里卖向全国。

早上9点，我们来到花拍中心时，占地6万平方米的仓库内外已是热火朝天。从五六点钟开始，满载鲜花的车辆从四面八方朝斗南赶来，除了昆明市内各区县，还能看到周边的玉溪、石林、楚雄、大理等地的车牌。厢式货车、面包车、拆了座位的SUV、改装过的三轮车、踏板车……各种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场。鲜花从这些车上被抱下，插进有编号的花桶里，整个仓库估计有八九万个花桶。桶里插着花，被搬上运花的台车，一辆套着一辆，像贪吃蛇一样穿梭在巨大的仓库里，车轮摩擦地面，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花拍中心一整天都沉浸在这种声音中。

对于今年的鲜花行业来说，这个5月显得格外重要。1月底疫情在全国蔓延后，花没人买了，即使有人买也运不出去。往年的2月，因为情人节的存在，是花卉从业者们最忙碌的季节，以种植面积最大的玫瑰切花为例，每年2月的交易额占到了全年的13%～15%。而今年2月6日到10日之间，花拍中心停止了交易。据花拍中心估计，今年一季度，云南省鲜花产业直接经济损失可能有近百亿元。花农憋足的那股劲，都留到了此时，现在云南正是花开的季节，又有母亲节和“5·20”的双节加持，大家都摩拳擦掌。

5月11日，来自蒙自市的花农驱车300公里到斗南花卉市场附近的露天集市，下午5点，车上的花还没卖完

这一天，整个花拍中心除了总经理和少数人员仍坚守本职外，其他人都下到了仓库。那里已经忙坏了——鲜花是娇贵的，采收、运输的环节都是靠人工。会员中心总监邓玉娟也亲自上阵，帮忙收车收桶。她估计，14日当天的供货量会超过750万枝——这是平常的两倍。已经在花拍中心工作近20年的邓玉娟担心仓库会爆仓，虽然2017年进行了扩建，但在不断增长的交易量面前还是不够施展。

尽管担心，邓玉娟言语间透露出的更多是兴奋。花来得越多，说明种植户对花拍中心的认可越多。种植户是花拍中心的命脉，没有他们送来的花，拍卖也就无从谈起。她负责的会员中心就是服务这些花农的，中心拥有3万多个会员，长年给花拍中心送花的有将近1万户。邓玉娟说，只有帮花农把花卖出去，并且卖个不错的价钱，花农才会愿意把花交给花拍中心，而不是中间商。

花拍中心的交易大厅就在仓库里面，2002年创立之初的三口交易大钟，现在升级到六口，总共有600个交易席位，席位上坐着的是购买商。

下午2点，交易拉开帷幕，大钟上的数字滚动起来。买手王庆柱坐在最后一排偏右的位置，旁边座位的人还没来，他热情地邀我坐下。他指着正中央的那些座位对我说，那里坐的是市场里最大的购买商，一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成交额。王庆柱去年的交易额有100多万元，也拥有一张固定席位。59岁的他看交易大钟的屏幕已略微费力，他抱怨自己的座位太远了，但说话的时候，眼睛仍然死盯着交易大钟。

工人正在分拣玫瑰花，按照枝条和花苞的状态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等级

两旁的阁楼上，六名拍卖师也紧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花卉拍卖是从荷兰引进的，采用逐底竞价的模式，拍卖师开出价后，价格会逐渐下降，第一个出价的人就是竞得者，其出价也是市场成交价。完成一笔交易的时间通常在一两秒内，有的只要零点几秒，一眨眼的工夫。开拍后两个小时，王庆柱已经成功抢拍六笔，账户上划出1057元，每笔的金额都不高，最低的只有44元，是一桶（拍卖以桶计数，通常100枝为一桶）C级“坦尼克”玫瑰，最高的一笔是551元，900枝C级“戴安娜”，单价最高的是B级浅蓝绣球花，一棵8.08元。

“来了，来了”，王庆柱咬紧嘴唇，全神贯注，伸出右手食指，轻轻停在按键上，“啪嗒”一声，拍下一桶多头玫瑰。王庆柱是安徽人，一张黝黑的宽脸庞，两颊长满了胡碴儿，他到花拍中心做买手已有13年。他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外甥在安徽开花店，自己主要就是给他们买花，同时也接些别人的单子。孩子们的花店开在三、四线城市，贵的花在那边很难卖出去，所以王庆柱拍的花主要是C级以下。

花在拍市交易后，仓库里的工作人员马上就会行动起来，将已被拍下的花调出，购买商凭交易单提货。这些货有的立即被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花店，有的则会在斗南停留一阵。

在同一条路上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斗南花市。与花拍中心不同，这里的交易模式是完全传统的“对手交易”——买卖双方面对面，讨价还价，就像菜市场一样，只不过出售的是花。据花拍中心总经理高荣梅介绍，目前在整个斗南，传统花市的交易量占到45%，拍卖交易占20%，电商占30%，直销等其他渠道瓜分剩下的份额。这些年，传统花市的份额逐渐下降，而拍市交易因为数据公开透明，是各方公认的市场风向标。

花拍中心在玫瑰、满天星等大品类上占据了主要份额，斗南花市的优势在于小品类齐全。从拍市拍出的部分鲜切花，还会再次进入斗南花市进行交易。在购买商提货的仓库内，我遇到不少用平板车拖着篮筐来装花的人，篮筐里垫了软布，鲜花从花桶里被抽出放进篮筐里。邓玉娟告诉我，他们基本都是市场上的小摊贩，通常是夫妻档，有的是一大家子，住在斗南附近的村子里，以外地人居多。一个老板告诉我，这样一个篮筐可以装50～80扎花，拿到斗南花市上去卖，一扎花有两三元的利润，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个五六百元。一旁的老板娘手里还拿着小镊子，仔细地夹出受损的花瓣，把相同品种的花排放到一起。

斗南花市白天卖的是绿植盆栽，晚上才卖鲜花。和花拍中心不同，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在斗南花市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有的剑拔弩张，有的谈笑风生，有的寡淡无味。买花的人通常是发货商，他们有的也从拍市购买，有的人差货的时候再来花市。买卖双方谈妥了，买家就从手里的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潦草几笔，写下姓名、电话和数量、价格，然后赶往下一个摊位。

昆明的斗南花市是传统的对手交易市场，成捆的鲜花在这里被商贩买走

最投机的农业

鲜花从花田里被采下的那一刻，就进入了死亡的倒计时，随着生命物质的流失，花农可获得的经济回报也在流失。鲜花行业过去的一条真理是，出售越早，回报越多。但随着保鲜技术的发展，鲜切花的生命得以不断延长，这时候，选择什么时机出售成为了更重要的问题。

花的价格涨跌波动大，有时候一天好几个价。在行情下跌时，同等级的花，先拍出去的花可能比后拍的一枝贵好几块钱。花拍中心的人告诉我，经常有花农半夜过来，有时候仓库还没开始收花，花农就先想办法溜进去，给花桶灌水，占住位置。来得晚了，花当天没拍出去，花农就不高兴，但很可能等第二天他的花再拿出来拍，价格又涨了，花农多赚钱，又笑开了眼。

5月14日一大早，种植户李林就赶到了花拍中心。那几天他从“李老板”变成了“司机小李”，因为合作社里的花太多，三辆车都送不过来，他只好自己当起了司机。42岁的李林是花拍中心的种植大户，种了18年玫瑰，从几亩地起家，如今在昆明市晋宁区二街镇朱家营村建立了一个占地115亩的种植基地。在花拍中心的供货商里，这个体量排得上前列。邓玉娟说，花拍中心3万多会员有60%是10亩以下的小种植户，超过50亩的就能数得上来了。

第一次去李林的种植基地采访是在5月12日，那时候，花价上扬的趋势开始出现了。李林的徒弟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劝他：“师傅，今天就别包了，再摆两天，等涨涨。”但他那天上午刚刚往花拍中心送了8万枝花。下午4点多李林才回到家，一落座，先从椅后的墙角里搬出自己的水烟筒，抽了几口，他抽得慢，边抽边接话。他说自己现在其实特别讨厌过节，“一过节我就要自己去当司机当小工，其实过节的价格跟平时也差不多，就算好个两三天，时间也长不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为了让花卖出好价，也会提前清桩，就是把一个花桩上的所有正在生长的根苗清除，让所有桩头的花朵开花期调整到节日前夕。这就得赌，赌过节的时候花价一定高，至于赌不赌得对，只好听天由命。2004年的情人节，李林就赌错了，因为市场上的花供应过剩，5毛一把都卖不出去，全砸在手里了。

5月14日前后几天，是花价起伏最大的几天。邓玉娟和下面片区的会员经理们一个个都像股票经纪人一样，走到哪儿都盯着拍市的行情，给客户发送消息。她带我们去村里拜访李林时，一路聊天的话题也离不开花价。采访中她接完一个电话，很兴奋，说是一个大客户打来的，因为听了邓玉娟的建议，本来前一天送的玫瑰留到了第二天，一枝差不多多卖了一块钱，6万枝多赚了6万元。

但什么时候向种植户提供信息，提供什么信息，是一件需要拿捏的事情。邓玉娟说，他们只有到临近的时候才会建议种植户上花，比如已经判断明天一定大涨了，今天晚上才会说明天行情比较好。“现在冷库的存放条件比过去好很多，压个两三天货一点儿问题没有。你如果提前几天说，大家都压着货，到时一起过来，对我们的仓库就形成很大的压力。”邓玉娟解释说，“我们是希望市场不要大起大落。哪怕你觉得明天涨定了，冲个1000万的量试试，价格马上就掉了，四五天都回不了暖。”

正因为价格波动大，鲜花行业从生产到贸易端，都有很强的投机性。所以花拍中心与花农、购买商三者之间，总是在斗智斗勇。

在花拍中心浸淫了十几年后，王庆柱对这里面的门道看得一清二楚。他告诉我，交易中心的老手们，每天到交易大厅的途中，往下扫几眼就大概知道今天仓库的货量了，对供求关系能有个大概判断，所以知道什么时候出手比较划算。但拍市有时为了迷惑购买商，会故意耍些小花招，比如把运花的冷藏车停在附近的路上，不让购买商看到，有时还会在交易大钟上制造缺货假象，原本会显示多个候选的开拍批次，有时突然只显示一个。王庆柱很明白，花拍中心肯定更加重视花农，因为一旦花价掉得太低，不仅关系到花拍中心收取的佣金数量，也关系到花农对花拍中心的信任。“如果花农送来的花老是拍不出价钱，他们就不会把花送到花拍中心了。货源减少后，也难以吸引到购买商，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邓玉娟说。

不过，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花农与购买商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王庆柱告诉我，有些花农不仅是供货商，也在拍市开户成了购买商会员。他们害怕自己的花价格被压得太低，常常亲自上场交易，或者与他们熟悉的购买商合作，当花价低于心理价位时就出手。有一部分中间购买商常常绕过拍市，直接从花农手里收购鲜花，有的甚至就在拍市门口等着，因为花拍中心两头各收5%的佣金，他们就在这上面打价差，把花农手里的花就地截走。花拍中心对这些购买商的行为很头疼，但后来发现，自己又离不开这个群体。正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上的活动和炒作，一些新品种的价格才能被抬起来，从而使花农愿意去种新品种，花拍中心拥有的品种也更加丰富。

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的交易大厅

升级的烦恼

上世纪90年代，李林的父母就在自家的地里开始种植玫瑰。2002年，成家后的李林去隔壁村租了5亩地，也种起了玫瑰。从这一年开始至今，李林的种植大棚已经换了8个地方，大多因为修路、盖房子。

2014年，他搬到了现在的晋宁区二街镇朱家营村，面积从最初40亩扩大到现在的110多亩。李林雇了十几个工人，到采花季节的时候还要临时去找人。采花通常在清晨，早上六七点，工人穿着工装，带着软皮手套进入花丛当中，一垄通常有两个并排的花桩，一个花桩长四五颗花苞。花从棚里被采下后，马上送到几十米外的采后处理车间，在那里的冷库里冷藏起来，然后拿到外面的恒温处理车间进行分拣、评级、包装。李林的采后处理中心看起来是几间简易房，他告诉我，冷库有50平方米，恒温处理车间有80平方米，当初是匹配40亩的种植面积而修建的，现在种植面积扩大到原来的近三倍，采后处理能力成为他最头疼的问题。

采后处理对花的品质有直接的影响，处理不当，鲜花的瓶插期会缩短，花瓣加速枯萎。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消费者从网上买的鲜花，到手里就已经枯萎了的原因。李林前两年去肯尼亚看过荷兰人在那里开的花卉种植园，他发现，荷兰人种的玫瑰，在大棚里的品质其实和他自己种出来的差不太多，但他们有非常大的冷库和恒温处理车间，动辄几千平方米，可以同时处理很多花。今年有关部门提高了农业设施用地的比例，李林也听说了，而且省里最近在搞“一县一业”试点，他的种植基地被列入了试点范围。去镇上开会的时候，他特地反映过采后处理中心面积不够的问题，镇上的官员问他要多大，李林说得500平方米，对方表示现在天上的卫星都能拍到，他们不敢批。去年，区里刚刚扒掉一批大棚房，棚里连过平板车的水泥路都不能修，建采后处理车间需要变更土地的使用用途，这更加困难。

“赌”，越来越不可靠了，花农如果想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升级求变。2009年，李林牵头成立了林茂花卉专业合作社，联合了近百户花农，种植基地规模约3000亩，他们共用一个品牌。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保证在拍市上每天都有一个品牌花卉在拍，购买商可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去年又耗资几百万新建了一个使用无土栽培和自动化技术，占地26亩的大棚。他之前曾经从云南一家花卉公司引进过几个新品种，那家公司的老板是荷兰人，到李林那里去了三次。因为使用无土栽培的花农不多，他们特地把配方给了李林，指导他怎么使用。李林按照指导方案做了，种出来的东西却始终不一样。他后来不得不自己调整，“那段时间一天换一个配方，我也被搞疯掉”。

对于小种植户来说，升级就更不容易。邓玉娟告诉我，花卉种植很难全部流水线生产，所以种植面积存在天然的边界，对于个体花农而言，50亩是一个分水岭，规模如果再扩大，很多花农的资金、种植技术和管理能力都达不到要求。种植面积扩大后，必须上自动化设施，投入成本要翻好几倍，而且人为错误带来的风险也扩大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很可能毁掉一个大棚的花。前些年，有不少煤老板开不了矿，跑来种花，一建就是几百上千亩的大棚，结果都是惨淡收场。

疫情更加放大了传统花卉种植的风险。邓玉娟告诉我，当地小种植户很多都缺乏持续经营的意识，当灾害事件降临后，他们就成为最易受到冲击的群体。去年年底，云南多个鲜花产区相继遭遇了冰雪、霜冻等恶劣天气，很多设施较差的大棚被压垮，花卉被冻坏，后来又遇上疫情，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很多花农资金链断裂。

疫情放缓后，花拍中心与银行联合给花农放贷。“一个月贷了差不多一个亿，大家都害怕。因为很多都是那种设施特别差的花农，我们怕他们没有偿还能力。在这个行业，不是拿了钱你就能翻身，它很可能会让你死得更难看——本来只差5万，贷款20万，明年就差25万。”邓玉娟对这些种植户的未来感到忧虑，“因为他们设施差，抗风险能力很低，产品其实在市场上竞争力是越来越弱的。除非你运气好，品种选得对路，那一季质量也很好，但是这个几率很小。”

鲜切花的采收和采后处理需要大量人工，种植面积扩大后对种植户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谁来定义好花？

李林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再“赌”了，不完全是因为赌存在风险，更是因为他改变了想法——卖花的时机会导致价格的差异，花的品质更会导致价格的差异。花拍中心把花分成A到F共六个等级，最好的花与最差的花之间价格差距有时能达到两三元，甚至更多。他这两年发现，自己只要保证种出来的花级别不要太低，可以把产能分散到各个季度，不特意去赌某个时间点，这样一年平均下来获得的收入并不比往年少，而且提高了抗风险能力，也减轻了对土壤的过度损耗和用工成本。

5月14日当天，李林新推出的玫瑰品种“火灵鸟”在拍市里涨到了八九块一枝，价格是普通玫瑰的近10倍。“火灵鸟”是李林自己的品种，只有他一家在种，现在一共才5000多棵种苗，这一季的产能在2万枝左右。李林估计到年底价格就会回落，因为其他花农来找他购买种苗了，5月到8月的订单出了几万棵苗。但他知道，鲜花这个市场并非完全物以稀为贵，“如果天天有的话，你也买得到，我也买得到，那肯定他就会去买。如果你今天去了买不到，明天买不到，那很可能就不买了，找其他的品种来代替”。

一朵花为何能比其他花受到更多的追捧，人们为什么愿意花10倍的价格去购买它？好花究竟是谁来定义，育种商、花农、批发商还是消费者？

这个5月，拍市上的另一个当红明星是“洛神”。它是今年新上市的玫瑰品种，价格一路飙升到10块一枝，已经和进口花平起平坐了。“其实我们也不能理解。我知道的是，‘洛神’是花园玫瑰，现在市场上进口的花园玫瑰普遍都不开花，但‘洛神’可以。然后就是很多玫瑰的颜色越开越淡，但‘洛神’颜色越开越深。最后就是它的花形特别一点儿，仅此而已。这就是我能描述的全部了。”云南玉溪迪瑞特公司的总经理杜秀娟说，去年他们推这个品种的时候，只推了两家种植户，市场如今的反应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一个品种能不能得到市场的欢迎，完全看市场的喜好，你很难去预判哪一种花会火。我们每年推出10个品种，能有一个跑出来就算不错了。”

花拍中心的物流仓库

杜秀娟介绍，他们每年从荷兰引进200多个新品试验，再根据云南本地的地理气候，从里面选出生长特性和市场特性最合适的几个品种进行培育，整个品种研发周期需要两三年。迪瑞特通常一年只有三四个新品种最终面世，其中很多新品种快速销声匿迹，有的只是昙花一现。

像“卡罗拉”这样在中国市场长盛不衰的品种，现在看来就是个怪胎。它浑身长刺，花形普通，瓶插期也没有优势。十几年前被作为超级玫瑰引进时，“卡罗拉”在国外已被淘汰多年，但进入中国后，至今在市场上仍然很活跃。花拍中心前总经理张力认为，一种花的流行与一个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玫瑰在中国，红色绝对是主流，但在西方一些国家，浅色系比如粉色和白色更受欢迎，他们的红玫瑰虽然也很多，但不像中国这样占比能超过40%”。令人费解的是，因为刺多难处理，又显得老式陈旧，很多花店已经厌烦了“卡罗拉”，但在花市里，它的身影依然随处可见。

李林老家在晋宁区昆阳街道兴旺村，挨着滇池南岸，是晋宁最早种植玫瑰的村子之一，在那里似乎能找到“卡罗拉”的答案。包括李林的父亲在内，那里的老花农20多年里一直种植“卡罗拉”，就像种稻谷一样形成了强大的种植惯性。即使他们试图改变也很困难。他们使用的大棚很多还是竹子结构，棚体低矮，通风条件不好，生长适应性较强的“卡罗拉”几乎是他们可以种的为数不多的品种之一。所以不仅是文化观念，花农的种植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能买到什么样的花。

但相比早期，如今的花卉市场变得挑剔多了，这也充分体现在价格上。“好的花能卖一百，差的只能卖一块。你抱着一捆去，抵得上我拉着一拖拉机来的。”邓玉娟说，市场越成熟，价差就越发明显。老花农的处境尤其危险，他们只会种老三样——“卡罗拉”“影星”和“黑魔术”，很难再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当土壤的肥力被消耗，花的产量和品质都会大幅度下降，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李林告诉我，2012年后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礼品用花和公务用花的数量开始下降了，在他们花农这里引起的反应是，大棚里种的花，颜色开始丰富起来。李林说，过去公务接待用花都喜欢大红大紫，而且需求量大，等公务用花的量降下来后，家庭和个人消费逐渐上升，这给新品种进入市场提供了空间。

花农在大棚边简陋的木板房里处理采下的满天星

那两年还有一起被张力称为“黑天鹅”的事件，也促进了新品种在中国市场的推广。2013年12月20日，全云南降下大雪，雪后第二天是个大晴天，积雪融化造成霜冻，昆明周边40%的花卉产区受灾。而受灾的那批花正是情人节的花，市场买不着花了，花价迅速上涨，最高的时候一扎“卡罗拉”卖到了200多元。很多批发商不得不去肯尼亚、厄瓜多尔等国进口玫瑰。本地花卉的价格实际上已经和进口花不相上下，花店当然更愿意买进口花。国外的玫瑰很多是中国市场从没有过的新品种，被引进来后，大家自然就比出了两者品质的高下。

2014年，花拍中心顺势推出品种战略。在这之前，花拍中心已经实行了一种新的花卉品种专利费收取方式。张力告诉我，国外育种商都是在卖种苗时收取专利费，但这种模式到了中国就不适用了，第一批种苗卖给花农后，第二年其他花农就开始大面积扦插扩繁。花拍中心就将专利费收取移到了交易时，由花拍中心牵头，与花农和育种商签订三方协议，规定从花卉交易额里抽取相应比例的专利费。虽然这一模式还存在漏洞，但花农接受新品种的意愿强了很多，国外很多品种借势进入。

随着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鲜花的色谱也越来越宽，品种更迭速度加快。邓玉娟说，仅仅玫瑰一个品类，花拍中心每年就有四五十个新品种上市，历史上存在有400多个品种，现在还活跃的品种只有100多个。李林用云南话细数了过去这些年自己种过的几十个品种：雪山、冷美人、玛利亚、大桃红、芬得拉、紫皇后、假日公、水蜜桃……这其中只有前五个至今依然活跃，其他都被市场抛弃了。谁也不知道今年走红的品种，明年命运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