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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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熊华源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吃饭问题，强调“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国家也曾经遇到一段粮食困难的严峻岁月，出现国家粮食供给空前紧张的局势。造成这种局势的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开始后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浮夸风、高指标和高征购；二是从1959年起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较多。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担当起了领导扭转国家粮食供给紧张局势的重任，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一、指挥全国粮食调运工作

进入1960年后，我国粮食面临着十分紧张的局面：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辽宁省10个城市的存粮也只够销八九天；山东、山西、河南和安徽等重灾区的情况更加严重，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与此同时，可供粮食周转的库存十分紧张，周转调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危险。要克服粮食危机，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调运工作。

周恩来亲自指挥，统筹全局，使用国家手中的机动粮，并进行地区间的粮食调拨，以解决一些地区的燃眉之急。他要求粮食部门及时将各类粮食报表送去，自己一张一张地审阅，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保存着的32张粮食计划报表上，密密麻麻地留下周恩来笔迹计有994处，其中用红蓝铅笔标记639处，调整和修改计划数字207处。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上，他用红蓝铅笔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段时间，他每周多次约粮食部门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谈话。一次，周恩来同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和粮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陈国栋以及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周恩来让他们当晚将计划表做好，让计划司司长送来。当粮食部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周恩来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

另一次，周恩来同杨少桥和另一位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研究分省的粮食计划调拨安排，当排出表格后将数字相加时，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怎么也平衡不了，一时查不出原因。周恩来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计算后，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增加了5000万斤，加了没有？”问题正出在这里，是把这个数字漏记了。周恩来在表上加上这个数字后，再打算盘，果然收支就平衡了。

陈国栋1981年12月在上海接受力平、朱同顺和笔者的采访时也回忆道：“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在全国粮食供应最困难时，总理处理事情仍非常沉着冷静，着急也不溢于言表。他了解情况，问得很细、很深入。他问我们全国哪些地方最困难？有多少生产队人均口粮八两？对河南、安徽、甘肃、四川等困难省，总理还要我们统计好的、比较好的、中等的和差的生产队各占多少。俗话讲：‘糠菜半年粮。’总理连糠菜都要过问。因此，我们搞生产队生活安排时，把糠菜都考虑进去了。”

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做到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为此，周恩来特地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记载各省（区、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调拨的收支等情况。一看这张表格，就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各地粮食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的具体情况。因为这张表格相当长，人们戏称它为“哈达表”。周恩来通过这张“哈达表”，随时掌握全国粮食调运动向，检查粮食政策执行情况，部署粮食工作。他对“哈达表”上的统计数字看得很细，牢记在心。他到各地视察时，对当地的粮食情况有时比当地领导同志了解得还清楚些。

由于当时各地包括一些产粮地区的粮食供应都很紧，外调粮食不仅要摸准摸清实际情况，而且需要有的放矢地做深入细致、入情入理的思想说服工作。为此，周恩来常常主动找一些省（区、市）党委的领导人谈话，希望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调拨粮食。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在这2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讲话和谈话就多达115次，有几十次就是同省（区、市）党委的领导人谈话，其中，一次是同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等；一次是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易辰。

同杨尚奎、刘俊秀等的谈话发生在1961年9月。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刚参加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南昌考察。18日晚，周恩来一行同杨尚奎、刘俊秀等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在其下榻的江西宾馆共进便餐，同议国事。周恩来建议江西省增加外调粮食3亿斤。这是关系到江西人民的生计大事，主管江西农业的刘俊秀不敢轻易同意。他表示，国务院给江西的外调粮食任务是12亿斤，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

但在事前，周恩来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情况已经有清楚了解。他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经过周恩来的解释和说服，刘俊秀答应了。此后，中共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增加3亿斤外调粮，作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这次谈话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坚持全国一盘棋，注重把握全局的战略眼光。

同杨易辰的谈话发生在1962年6月。当时，周恩来到辽宁沈阳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干部会议，部署粮食问题。他提出：中央已经向黑龙江省下达调拨28亿斤粮食的重大任务，但全国的粮食危机仍很严重，黑龙江还要增调2亿斤支援外地。杨易辰听了感到压力很大，他认为，黑龙江作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已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次国家新的调粮任务实在难以完成。如果省内粮食出了问题，将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于是，杨易辰直接表示对再调拨2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

周恩来听后，对杨易辰说：“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听了周恩来这番为党为国为人民的掏心窝的话，杨易辰解开了思想疙瘩，坚决完成了调粮任务。后来，他回忆道：“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在国家粮食调拨的工作中，周恩来还十分注意体谅地方的困难，对确有难处的省份，他尽力给予最大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后，素有“天府之国”美称、一直是粮食外调最大省份的四川省，从1953年到1960年的8年时间里，总共外调粮食283亿斤，平均每年外调35亿多斤，其中1958年、1959年平均每年外调高达42亿斤。从1958年开始，四川省由于抽调数百万劳动力大炼钢铁，耽误了庄稼的收割，又碰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过多地调出粮食，到1961年初，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当四川省也发生粮荒的消息传出后，周恩来立即发出指令：四川省停止外调粮食。随后，周恩来特地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赶往四川省南充市火花公社蹲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寻找解决困难、渡过难关的有效办法。1962年初，四川省粮荒更加严重。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在同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等计算研究后，他作出了立即向四川省调拨2.5亿斤粮食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四川省粮食供应极度紧张的状况。

要想做好粮食调拨工作，保证有粮可调是前提和关键。除了集中国内力量保证粮食来源外，中央还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决定进口粮食，以进一步扩大粮食来源。陈云是这样说明进口粮食原因的：“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在外汇和粮食来源上都存在困难。1960年12月底，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他对随行的外贸部部长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再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楚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资金问题？”雷任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报告：“货源是有的，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着要找出路，我们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我们。”

至于运输船只问题：第一，尽量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到外国商船，外汇中国银行可以周转透支解决。雷任民回忆：“我向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神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里似乎才踏实了。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解决粮食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等等。周总理为了解决进口粮食问题真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从1961年到1963年，我国每年进口粮食100亿斤左右。这对于克服粮食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调动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解决粮食问题，仅仅靠粮食调拨是不能长久的，必须调整政策，调动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正如陈云所说：“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当时，党的农村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人民公社出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时出现“一平二调”的错误，在分配问题上出现集体积累过多、社员增收过少等问题，在干部作风上出现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命令主义等问题，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1960年秋，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一个关系经济工作全局的重要文件，是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举措。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时指出：“应当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两句话平行地提出来，还要讲透，才能鼓励大家各尽所能。要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人口出来太多，农忙时应当把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今冬明春应大抓生活，大搞生产。”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这十二条政策立即在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对保护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农民对农村政策的反映，1961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周恩来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到河北邯郸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在邯郸伯延公社调研期间，周恩来不辞辛劳，走村串户，奔波忙碌，就广大农民最关心的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问题找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谈话、开座谈会，认真听取社员对党的农村政策的反映。

周恩来在走访中很快就发现一个普遍问题：社员家里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更是没有什么存粮。1961年5月3日和5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干部座谈会。5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社员代表座谈会。在发言中，不少社员违心地说公共食堂办得好，这跟周恩来走访调研了解的情况不一致，因此，周恩来恳切地提出希望大家讲真话。

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告诉他：“刚才说的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吃不饱。”张二廷还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再过两年，连你也吃不上饭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们在地里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两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你还能不挨饿？”

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的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此后，周恩来又在伯延公社就包产问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问社员群众每亩包产的粮食指标能否落实，社员们纷纷表示指标定高了。周恩来组织社员自己讨论每亩包产的指标。当社员们达成一致后，一个社员跟周恩来表示，希望能把包产产量定死。他说：“你们现在不定死，谁晓得到秋天会不会又要多征。要是那个时候，把我们的口粮又挤掉了，自留地的收成也顶口粮，结果还是我们落空。”当着地委、县委和公社负责人的面，周恩来说：“我可以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再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

1961年5月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伯延公社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的座谈会。会上，他告诉大家：伯延公社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共63户人家，有58户要退出食堂，有5户还留在食堂。我们要积极办好食堂，也要积极散好，不要一哄而散。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他发现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都不尽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

为了保证偏离农村实际情况的党的农村政策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调动广大农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周恩来一直工作到5月7日凌晨3时，将自己在邯郸调查所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主要内容如下：一是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是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三是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是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周恩来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天，他在周恩来的电话记录上写下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随即，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负责人在调查研究后所提出的意见，对当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解决农业生产严重问题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并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这份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供给制的规定，并提出公共食堂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决定，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这个文件的诞生，是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结出的第一个丰硕成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了周恩来的重要贡献。

周恩来根据在邯郸调查时所获得的真实情况，还在这次大会上大力提倡，并在会后积极推行了粮食包产的办法。之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在全国贯彻实施，在广大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提高了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形势在3年内全面好转。

三、综合施策，精简城市人口

在领导克服粮食困难的过程中，周恩来不仅从粮食本身入手，还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力求找到综合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办法。1960年11月，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农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给工业和城市，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给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少原料，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大购买力”。

缺粮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粮食连年大幅减产，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粮食的销售量因城镇人口的剧增而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城镇商品粮供应，国家不断向农村下达征购指标。据统计，在“大跃进”中，全国职工人数急剧增加，到1960年已达到5000万人，比1957年的2450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相应地农村劳动力则减少了2300万人，原来生产粮食的人变成了吃商品粮的人，大大超越了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业生产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因此，要调整经济，克服粮食问题，必须精简城镇人口，包括城镇职工和居民。

1961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粮食供应存在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了压缩城镇人口的意见。他说：由于灾荒的严重，库存也挖得差不多了。因此，要“坚决压缩城市人口”，这样有利于迅速解决粮食问题。“在不妨碍生产、而且有利于生产的情况下，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这项工作应该立即着手准备，而且要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去做。我们希望从今年麦收开始到明年，争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压缩一千万以上的人口回乡，这对于减少城市的粮食压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起很好的作用。”

1961年5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1960至1961年度的形势作了初步估计和总结，对1961至1962年度，尤其是1961年第3季度的粮食情况作了说明，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他说：“虽然今年农业形势已有好转，但是粮食形势还在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1961至1962年度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

周恩来抓住粮食问题的五个关节点，即产、购、销、调、存展开论述，说明从当时的情况看，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因为农村机械化少，水利比例小，化肥少，电力少，“四化”程度不高，农业主要建立在人力、畜力、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所以，每年要供应城市500亿斤粮食是困难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1961年6月初，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并主持起草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以下简称《九条办法》）。6月6日上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10时，周恩来在会上就《九条办法》的形成、内容和实施问题作了说明，并征求与会代表的意见。他的发言全面周到、深入细致，具有切切实实的可操作性，包括工业如何支援农业、商业如何支援农业等方面的细节。比如，他强调，工业支援农业，不能简单地把钢材一分，拖拉机多少，排灌多少，运输工具多少，就解决了，因为有的东西在底下不完全适用；商业支援农业，包含内贸和外贸，也要好好抓一抓。6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份文件。

《九条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城镇减人必须各级党委亲自领导，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迅速造成声势；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人口，严禁虚报冒领；1961至1962年度城镇口粮标准不能提高；1961年7月到1962年6月粮食产、购、销、调、存的数字，待1961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再作决定；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1961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中央各部门在会后应即提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事业、学校、机关单位的精减计划；在城市征兵，重点放在大中城市适龄的中等学校学生、青年工人和机关团体的青年职工（包括干部子弟）；中央和地方应在整风整社和贯彻中央文件的同时，拟定工业和商业支援农业的计划。这样，《九条办法》成为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困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九条办法》制定后，周恩来认为：更为艰巨的任务，在于把精简城镇人口的方针政策落实好。为此，他紧紧抓住不放，在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并反复强调精简城镇人口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1961年8月，周恩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在讲到减少城镇人口问题时，他强调指出：“对城市精减问题要抓紧，中央各部要下大决心帮助各省、市把厂矿的人员压下去，城市长期这样多人是不行的。”

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1961至1962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草稿）》，其中强调：全党同志必须动员起来，根据城乡兼顾的方针，及时征购，同时安排，踏踏实实地做好粮食分配工作，保证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和粮食调拨计划，加速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城乡粮食销量，切实安排城乡人民生活。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精简城镇人口的方针政策最终取得了良好效果，1961年到1963年，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多万人，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2800多万人，全国减少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粮食销量共138.4亿斤。这就为稳定全国特别是重灾区和大中城市的粮食供应，调整工农业以及城乡之间严重不协调的状况，以至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调整整个国民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全党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1年止住了下滑趋势，粮食产量开始略有回升，1962年粮食产量回升到32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250亿斤，全国粮食供给紧张和困难局面得到扭转，渡过了这次粮食难关。周恩来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作出的重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高超的领导和工作方法，以及为党和人民事业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风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文载于《党的文献》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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