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到底有多艰难 有一种可以打赢的仗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支英雄的部队。其前身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战士们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爬冰卧雪的情况下，与数倍、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战斗了14年。

在长期、艰苦、壮烈的东北抗战中，有一些战斗明明可以打赢，东北抗联却选择了放弃。

有一次，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率队来到辽宁兴京县红庙子附近一村屯活动，因汉奸告密，敌人急调周围数百骑兵包围过来。此时，地方工作人员建议打过去，一些战士也赞同，“能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但是，杨靖宇不同意。

“不是我们怕他们，也不是我们人少……不打，是因为打完了当地老百姓要遭殃。你想日本鬼子能不拿老百姓出气吗……我们可不能连累老百姓呀！”杨靖宇说完，战士们就理解了，当地群众无不感动。

战斗要不要打，杨靖宇总结出了一个“四不打”原则：不能把日军打疼的战斗不打，地形地势不占优势的战斗不打，没有战利品的战斗不打，还有一条很重要，对当地群众有伤害的战斗不打。

“兵民是胜利之本。”东北抗联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大力配合，他们才能在日军的残酷围剿之下坚持战斗，最终迎来抗战胜利。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之一部。新华社发

不做没油的灯芯

1935年正月末的一个下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来到辽宁省桓仁县样儿沟一带开辟游击区。这个只有20来户的小村子被土匪和日伪军吓怕了，见队伍来就躲起来。

没想到，第一军的指战员们既不抓鸡、逮猪，也不住老百姓的屋，借了泥盆和斧子都立刻还回来。大家这才知道，这是带来胜利希望的人民革命军！

部队和老百姓像一家人的消息很快传遍十里八村，新的抗日游击区迅速形成。杨靖宇这样形容部队与百姓：灯芯与灯油。

那是1932年，杨靖宇找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时，正是队伍处境最艰难之时，士气低落。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一盏油灯说：“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人民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要是没有根据地，那就像没有了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

部队就像点亮希望的灯芯，万千群众就像提供支援的灯油。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主要领导者周保中在《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明确指出，东北党与东北人民八年来血肉相依，其目的在于求民族之生存，在于谋民众真正福利。

另一位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抗日英雄赵尚志在珠河反日游击队内反复强调，我们是人民的队伍，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打日本就是为了老百姓。

正是基于“植根于民为人民”的铁律，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在外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辟了各游击区，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广泛建立农民自卫军、青年义勇军，建设谷仓、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机构，组织群众的经济生活，开展教育和文化补习工作。根据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生产、备战、支前，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对日作战。

1935年末，在抗日烽火的淬炼下，党领导东北抗日军民战胜了重重困难，形成了7块较大的抗日游击区，各游击区都有一块或几块游击根据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及当地的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等共同对日作战，纵横黑吉辽东部地区60余县，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杨靖宇。

师长自罚一班岗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大地上，东北人民见惯了土匪和鬼子，对“拿枪的”都避之不及。然而，“饿不与民争食，冻不与民争衣，战不与民留难”，这样严守群众纪律的部队，老百姓见了先是惊讶，然后是感动。

据吉林省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通化革命历史故事集》记载，1934年夏季，杨靖宇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驻防和活动在柳河县惠家沟一带。一天，杨靖宇吃完午饭在河边补袜子，还没补完就去处理军情，回来后发现，房东大嫂樊德珍悄悄把袜子给补好了。

杨靖宇微笑着说：“大嫂，您是好心，我可犯错误了，违反了军纪。我们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也不能求老乡干活。”就这样，杨靖宇不顾周围人的劝阻，认真罚自己站一班岗。

走到哪里，东北抗联就执行群众纪律到哪里。赵尚志带领部队行军，如果到半夜要住宿，尽管下着雨或雪，也得等在外面，派人去轻轻地敲门，等老乡开门同意后，大家才能进屋。

一位抗联老战士回忆说，向老乡买猪肉都按当时最高价付钱。在老百姓家，桌子上无论摆上啥好吃的东西，老百姓怎么让战士吃，谁也不能动。

对这样的东北抗联，敌人不仅有所耳闻，也深深忌惮。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有关抗联的资料中记载：“昭和十一年 (注：1936年)五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立刻当面开除这个抢劫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里吃饭时，一定要付给饭钱，拿走物品时也一定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一定在日后送还。”“对贫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下。派农民差役时也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参加重走抗联路线的记者在东北抗联纪念馆内参观。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穿梭于山林的“亲人们”

东北抗联为父老乡亲的生存和解放而战，东北人民自然也就把抗联战士的衣食冷暖放在了心上。许多根据地的群众为了支援抗联部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里把粮食、衣服、食盐、火柴等送到密营中来，或者埋在雪地里，等战士们来挖取。

七七事变爆发后，敌人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60多岁的李福生带着一家人，来到吉林省临江县错草沟落户。听说抗联部队在附近活动，李福生把自己的独生子交给抗联部队，跟着杨司令打日寇。他悄悄组织大家给抗联送粮、送信。

一次，他给抗联送粮时不幸被敌人抓了去。日寇逼他讲出抗联的密营，老大爷大义凛然硬是不说，敌人无可奈何，最后把他和老伴绑在树上，放出狼狗把两位老人活活咬死。两天后，抗联痛歼错草沟的敌寇，为李大爷报了仇。

当地有民谣唱道：天上星，亮如银，杨司令，爱人民。转战深山打东洋，他给百姓解了恨。

群众不仅竭尽所能提供物资，提供情报，还会暗中参加抗日活动，舍身保护抗联战士。有一位老人吕梁氏经常支援和帮助抗联，她家就是游击队的交通站、落脚点。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见吕梁氏整天穿梭于深山密林，为她起名叫梁树林。从此，梁树林的名字就在乡间百姓中叫开了。她带着赵一曼深入村屯搞抗日宣传，有一次遇上了日伪军，赵一曼担心自己的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梁树林不顾危险，立刻说这是她刚认的干女儿，是个哑巴，从此赵一曼就认吕老妈妈为干妈。

赵一曼。

1934年冬天至1935年春天，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梁树林的两个儿子在抗日斗争中先后牺牲。面对丧子之痛，她表现得很镇定。赵尚志带领第三路军主要将领专程来慰问，他紧握吕老妈妈的手，跪在膝前发誓：“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您就是我的亲妈！我们来养您，为您送终。”此后，抗联战士都喊她“妈妈”。

抗联一路军研究专家刘贤长期生活在靖宇县，曾在20世纪80年代走访多位抗联老战士及抗联活动区域的百姓，记录下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抗联故事，如《搬酱缸》《黄米饭的故事》等。

其中，一则《抗联李子园》的故事在长白山区口口相传。有一年盛夏，杨靖宇带领队伍从抚松往金川去，在丁家小山遇到几棵李子树。杨靖宇见大伙多天没正经吃东西，想买些李子给大家充饥。没想到老乡却说，这是野李子，放心吃。杨靖宇半信半疑，追问之下才得知，日伪军搞“集家并屯”，硬是把果树的主人撵走了。

战士们边吃李子边骂鬼子，杨靖宇说，“时时刻刻别忘了，咱们抗联为的就是老百姓。”他提议，将李子核种进地里，等老百姓再上山的时候就能吃到抗联种的李子。

第二年，李子苗破土而出，不少老百姓将小苗移栽到自家庭院，用这个特别的方式纪念那些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抗联战士。

来源：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