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同一座城市（我们在同一世界）

除了取了一个名字：2019型冠状病毒病，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说清楚整件事是怎么开始的，但短短三个月，整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

我在两个月前的本专栏就说，这场人类对抗病毒的战争，和政府体制只有可忽略的关连性，当时连德国明镜和英国经济学人档次的杂志，都对“第一个”被病毒找上的中国大陆，表达极其强势的体制优越感，我们这里每天聒噪的名嘴就更不用说了。两个月后十四亿人口的大陆已基本控制疫情，反倒是欧洲、美国先后一发不可收拾。

本文作者：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 苏永钦

事实证明，民主国家领导人一样会为了某些政治考虑而低估疫情。从“事后”观点看，接着暴发的欧洲国家，更不要说近两个月后的美国，已没有任何事后可言，病毒会带来什么灾难，至少必须采取什么对应，都已明摆在那，这些民主先进国家几无作为，根本是睁着眼走进海里灭顶，如果连这样也要别人负责，又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体制？

根本问题还是人类对病毒的集体无知，从病毒大暴发开始，对于传染路径、感染症状、有效确认、阻隔和治疗、预防方法，转阴者会不会复阳，阻绝后会不会再来，都不断有新发现，因此若真从事后观点看因果关系，到现在我们也还是不能确定说，谁在什么时刻如果做了什么，真的就可以彻底阻断整个灾难，像堵住海堤小洞的荷兰男孩一样。这才是病毒真正可怕的地方，也让我们不能不佩服比尔盖兹五年前就警告和呼吁：人类对于病毒完全没有准备好。本月五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对他的专访中，被问到我们在过去五年做了多少时，他苦笑答还不到他说的百分之五，但就连他自己，对于一种病毒可以如此根本地翻转人类整体生活，造成医疗、经济乃至心理上如此巨大伤害，一样感到意外和震惊。优越的体制不能保证我们更快掌握知识，甚至一个小小的口罩文化障碍，都足以大幅减低抗疫效果，我们是如此欠缺准备。

但只要想到这种病毒可能像回力球一样在地球上回荡，任何角落的胜利都只是暂时的喘息时刻，就应该会同意，人类只有本于“我们在同一世界”立场携手合作，抛开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对抗，把原来阻断沟通合作的规则暂时放下，才有打败病毒的可能。

就此我认为民进党当局提出“台湾能帮忙”，并做出具体外援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正因为我们是要真帮忙、真参加，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坚持不但无法达到目的，反会增加别人对我们真诚度的质疑，是不是该把目标改订为更可被接受的实质帮忙、实质参与？这一点，民进党当局如果不能想清楚，时间一拉长，大家都会看穿，合作抗疫只是政治工具，再高明的广告，也不会帮我们赢得同情。

直白地说，全世界都用2019型冠状病毒病来相互沟通后，民进党当局继续用“武汉肺炎”，大学让海外学生返校上课，却把所有陆生堵在境外，不是歧视是什么？我也想不通和世卫组织总干事纠缠有何意义，去年底发到世卫组织的那封电邮，从法律角度来看，实体上不可能当成总干事违法的证据，连程序上要追究未启动调查程序的责任都很困难。现在从送价值几千万元的口罩又衍生出台行政机构宁花十一亿改变华航名称，以免被占便宜的新决策，更是匪夷所思。至于媒体每天自我催眠，网民近于狂欢的出征，我不知道战线是不是也从世卫组织总干事，拉到同样对台湾问题“顾左右而言他”的德国政府发言人；在这样氛围下，能怪人家质疑，台湾真的想帮忙吗？

（本文摘编自台湾《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