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书体 又见大唐初唐四家书风及传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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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刚教授应邀参加由辽宁省博物馆主办的“又见大唐”国际学术研讨会，张教授为我们勾勒出初唐社会景象、法书演进历程及传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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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强大帝国，从初唐到晚唐，289年间，（618年—907年）历二十一帝。唐代是一个文学艺术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诗歌、书法、绘画之规范，创造性的开拓了文学艺术前所未有之灿烂，奠定了中华文艺发展中的时代地位，并使之趋于活跃，培养了无限生机与空前繁荣之景象，影响到东亚各国，声誉大振。究其所盛之由，这必然与社会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初唐时期社会基本趋于安定，相对政治环境良好，经济迅速发展，随之带来的是文化艺术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在继承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从王室到民间对书法的认识与培养，形成了一股风气，似一夜春雨，润物争艳。此时宫苑之中皇后贵人尽喜爱书法，以能书为荣，加之官方又设立书学，作为专科，有意识地培养与提倡书法艺术的发展。太宗李世民本人亦喜爱书法，拜虞世南为师，并命人搜寻王羲之墨迹，于日理万机之余亦能潜心研究，挥亳作书，写成一手好字，承书家之风流，今山西太原晋祠所藏《晋祠铭》、《温泉铭》亦出他本人手迹。玄宗李隆基亦爱书法，有《鹡鸰颂》墨迹传世，《石台孝经》、《庆唐观纪圣铭》、《纪泰山铭》诸石刻亦为玄宗亲笔，以“八分书”写成，纵观玄宗所留墨迹石刻不难看出斯人能继承家学，有书家风度。唐朝历代君王之中不乏有能书者。故形成“上有所好，则下必有甚焉”的局面。这些都是唐代书法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推动进步的主要力量。唐代书法总体承于二王一脉，中唐以后虽有所变化，但仍然难以摆脱王家规范，这与时代相关，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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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出现的欧阳询、通父子、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曜兄弟为代表的“初唐诸大家”，他们开创了初唐楷书的新境界。秉承了前代书法艺术之精髓，上承魏晋神韵，下启唐宋先河，形成了端正瘦劲、爽利峭拔的风格特点。使书法在初唐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世留下了“法”的典范，为唐代初期的书坛中注入新的生命力，推动楷书在唐代走向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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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诸家总体上属于二王一路，虽然楷法有变，然行草书体运笔未能越雷池半步。欧阳询隶书源于钟繇“三书体”，虽在间架结体上有所变化，形成特色，然承一脉之延续，如《大唐宗圣观记碑》、《房彦谦碑》。真楷如：《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九成宫礼泉铭》、《虞恭公温彦博碑》《黄甫诞碑》及其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等，法度于魏晋之外承现出自家面貌，为欧氏“心性”所养成，苏轼评其书：“妍紧拔群，劲险刻厉”。赵孟頫跋《萝奠帖》：“欧阳信本书，清劲秀健，古今一人。米老云：‘庄若对越，俊若跳掷’，犹似未知其神也”。所幸（欧氏有传世墨迹《卜商帖》、《张翰帖》《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四件，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与辽宁博物馆，前二帖为故宫博物院庋藏，《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为辽宁博物馆收藏，四件墨迹均为《史事帖》中物，而区别在于《仲尼梦奠帖》为欧阳率更晚年秃笔急书之作，为古今公认之真迹，余帖为唐人双勾摹本，《行书千字文》尚有争议。我们从二帖各自的墨迹、运笔、气息中可以找出差异，分辨出其中端倪。《卜商帖》为宣和内府旧藏，保存宣和原装形式，《宣和书谱》著录，历来为鉴家定为欧书真迹，杨仁恺先生通过与《万岁通天帖》对比后发现此帖为双勾填墨。《张翰帖》亦为《宣和书谱》所记录，南渡后归绍兴内府，后面所附瘦金书题识，《大观录》认为赵佶墨迹，唯《墨缘汇观》认为有异，比较慎重，未能定音。是帖与前帖同样被定为欧氏真迹，然经过比较研究二帖具有同一特证，与《仲尼梦奠帖》相比较，未能感受到其书写时于不经意处所留下的“心性气质”及“生命中的鲜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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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千字文》至北宋王晋卿以来，于南宋初期入绍兴内府，后归贾似道“悦生堂”藏，期间流传于士大夫之间，清乾隆初年入内府。是卷亦被认为信本真迹。然观察又与《张翰帖》有似类处，《墨缘汇观》作者安岐亦有此等看法，在著录《张翰帖》云：“余曾收率更千文一卷，运笔结体全类此帖”。《张翰帖》墨气发滞，层次不显，而《行书千字文》细察墨色浓淡深浅有所变化，行笔起落与交接处痕迹间十分清楚。依卷所察此本亦不能定为双勾摹本，又不能说是临本，应当作真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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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梦奠帖》九行七十八字，其运笔劲力险绝，墨色淡雅，点、画、波、磔，转折自如，无一笔不妥，无一笔凝滞，书写从容，气韵流畅，蝉联起伏，映带清晰，体方笔圆，结构修长，稳重沉实，森森然如戈戟，于刚劲中见妩媚，叹为古今之绝品，无尘之笔。宋人黄长睿在所著《东观余论》云：“…汉隶运笔结体，既圆劲淡雅，字率扁而弗椭，今传世者，若钟书《力命表》，逸少《曹娥碑》而古隶典型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谢宣城犹有钟王遗范，至陈隋间，正书结字渐方，唐初犹尔，独欧阳率更，虞永兴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后人竟效之”。由此可知，欧阳询确为开时代风气之大家。正如唐人评其书“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金刚瞋目，力士挥拳”。又如米芾对欧书之形容“庄若对越，俊若跳踯”。而赵孟頫将其评为“…古今一人！”当然这是赵氏本人之看法，不能作唯一之准绳。这里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引用更多文献，录数人亦可窥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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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另有一位大书家虞世南，其书法成就历史地位与欧阳询不相伯仲。《书后品》评：“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绩娇春，鹤鸿戏沼”。《吕总续书评》云：“秀岭危峰，处处间起”。《宣和书谱》亦评：“当时与欧阳询皆以书称，议者以谓欧之与虞，智均力敌，亦犹韩卢之追东郭㕙也。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盖世南作字，不择笔，皆能如志，立志沈粹，著登大华，百盘九折，委曲而入杳冥”。评者云，既有论其美学之观点者，又有论述其书法艺术之特色，有谈与欧阳询书法比较之髙下者，亦有关于虞书出处且众说不一。然而历史中的每一位书法大家都必然会在学习中转益多师，超越自我，然后才能居上，这是无可置辩的规律。我们从文献中得知虞永兴学书追溯右军，师承智永法师，又受隋代名碑《龙藏寺碑》、《启法寺碑》之影响。极其用心学习，得到了丁道护《启法寺碑》“妍整方直，端庄体正”之精髓、用笔和气势，每个字的写法都能恭谨严肃，达到了几乎乱真的程度。虞氏书作法度严谨、外柔内刚、潇散洒脱的艺术风格，恰与中华文化所追求的中和虚静之美学极能相容。虞氏传世作品甚少，碑帖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千人斋疏》、《破邪论序》、《道场碑》、《心经》等少数作品，还有《黄庭经》《兰亭序》临帖。其中《孔子庙堂碑》与《破邪论序》为其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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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庙堂碑》为虞氏自撰，正书大楷，用笔精湛，笔势圆融遒劲，结构内蕴宽博，笔意与俊秀之中渗入北方书体得方正高古之态，且具有万般蕴藉之风韵，面貌承二王亦有创新，开创初唐楷书之先河，成为虞书之典范。张怀瓘《书断》评：“其书得大令之宏观，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又君子藏器，以虞为优”。黄庭坚亦有“虞永兴常被中画腹书，末年尤妙，贞观间亦已耄矣”。《芳坚馆题跋》亦评《孔子庙堂碑》：“层台缓步，高榭风尘，谓其韵度胜耳。然细观之，气力仍沉厚，与欧、褚同一画沙印泥、而从容出之，得大自在”。论述并涉及到了欧、虞、褚三家用笔的共同特点，这是时代之特征。《破邪论序》小楷，乃虞世南晚年作品，脱去魏晋之笔，遒劲姿媚妍丽。前人评：“世南书迹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论序》，稍大者《孔子庙堂碑》而已，《破邪》积能之极，几夺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犹似不能忘情于蹊径耳”。传世墨迹，《汝南公主墓志》今日尚能可观，惜非真跡，出于宋人临写，已失去原有之神情风致。与唐摹本《卜商帖》不能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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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于欧、虞两氏的初唐大书家褚遂良，得到了欧阳询的重视。又因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张怀瓘在《书断》中称其“少则服膺虞监”。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亦称“褚氏登善始依世南”。而元人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称：“褚遂良亲师欧阳”。明代鉴藏家王世贞跋《孟法师碑》北宋精拓本贉纸云：“考褚公以贞观十六年书，尚刻本信，而微参分隶法，最为端雅饶古意，波拂转折处，无毫发遗恨，真墨池中至宝也”。《评书帖》曰：“褚河南书《龙门三龛记》，中年笔也，平正刚健，法本欧阳，多参八分”。《孟法师碑》唐拓孤本之收藏者清代李宗翰跋曰：“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余，高古追钟王以上，殆登善早年极用意书”。可见，在褚遂良学书的道路上，欧阳询、虞世南是最早的两位提携者，他们的书风对褚遂良早期书法追求有着直接的影响。的确，临川藏本与《九成宫》、《化度寺》诸碑比较渊源了然，这又与时代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褚氏存世碑刻尚有46岁书写的《伊阙佛龛碑》，此碑早《孟法师碑》一年，《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为其五十七八时所作，《同州圣教序》书于68岁，褚氏至中年后书风一变，正如米芾在《续书评》中所论：“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书概》评：“褚书《伊阙佛龛碑》，兼有欧虞之胜”。此语颇为客观，与史相合。另有清人钱泳说褚遂良“与欧阳询同习隋派。”李嗣真《书后品》则记载了“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授之于史陵”。史陵为隋代书家。《书断》评其书：“史有古直，伤于疏瘦”。赵明诚《金石录》卷三记载了他写的楷书《禹庙残碑》。由此可知褚遂良学书早年得法于北碑后融晋帖，入右军堂奥。褚氏两位老师亦从隋入唐，其书必然与隋代书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血脉相承。清人阮元在《揅经室集》中说：“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知欧、褚之所来”。阮氏一语道破欧、褚氏书风之由来。钱泳也认为“其间如《刁遵》、《高湛》、《郑道昭》、《元太朴》、《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我们从褚氏流传的作品特别是早年作品看，其笔画瘦硬坚挺，得益于北碑。张怀瓘说褚氏“长则祖述右军”；李嗣真也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这是必然的，在王羲之倍受推崇的时代，书法受到王氏影响自是情理中的事。而褚遂良对于王羲之的研究极为深入，能辨王氏墨迹之真伪。朱长文《续书断》载：“虞世南死，太宗思之，叹曰：‘吾无与论书者矣’！魏郑公白荐遂良，帝令侍书。帝方博购王羲之故帖，天下争献，然莫能质其伪。遂良独论所出，无敢舛冒，非夫博学深究者，岂足与是非数百年之旧迹哉”。这段文字记述了褚氏精于鉴别，在鉴别中必然领悟王书奥妙，从中获益。梁巘说：“王右军字大小、长短、扁狭，均各还体态，率其自然。至唐人，颜、柳、欧、虞则剪裁其体，直取方格内整齐，而欧得其骨，虞得其源，褚得其趣”。王偁也曾说：“及其自书，乃独得右军微意，评者谓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变化开合，一本右军。其诸帖中《西昇经》是学《黄庭》，《度人经》是学《洛神》，《阴符》学《画像》，《湖州独孤府君碑》、《越州右军祠记》、《同州、雁塔两圣教序记》是其自家之法”。总之，魏晋时期的一些作品，特别是王羲之的书风对褚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使其早年瘦硬坚挺书风融入了虚和风雅之韵致，为成熟期的褚体书风增添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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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学者鉴家对褚氏书风尽作品评，且词语公允，直入堂奥。《唐人书评》云：“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芳之誉”。《书断》亦评：“瑶台清琐，窗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米芾有：“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之语，给予褚氏书法极高的赞誉。而褚书之特点是“笔画瘦硬，含有隶意，提按分明，极具媚态”，此世人所共识。

褚氏传世墨迹有《枯树赋》、《倪宽赞》、《大小字阴符经》、《草书阴符经》诸作，有的已经佚去，仅见刻本，有的墨迹系后人临写，刻本几种，亦非真本摹刻，故难见庐山面目。今日所能见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褚氏摹《兰亭序》墨迹，米芾定为诸书真迹，察之“名为临王，实为褚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本《倪宽赞》，历代鉴家多认为是褚书真迹，卷尾有赵孟坚、邓文原、柳贯、杨士奇、钱溥诸人跋记，这里不作具录。近代学者则以文中避讳之用字习惯，与唐代不同加之用笔与禇书有异，认为宋人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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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稷为初唐四家之一，系名臣魏征外孙，书得欧、虞、褚、陆，其法至备，于诸家独近禇书，且血脉相连，下笔得神。故时人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感慨。薛稷少年时有机会看到外祖父家所藏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人之表疏手迹，心手追摹，得到了启蒙，斯后在乃舅魏叔瑜的传授下，于书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成就了千秋伟业。唐张怀瓘在《书断》评其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董逌《广川书跋》评：“薛稷于书得欧、虞、禇、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禇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薛稷上承褚氏遗续，初得绮丽之媚好，婀娜多姿，后于疏瘦劲练中苦下功夫，开创新格，风貌于乃师有别。褚书以切笔入纸，虚锋实笔，于纤笔蹲锋中见空灵，薛书逆锋入纸，实笔作书，字字碑格。我们将《信行禅师碑》与《雁塔圣教序碑》两家书体进行对比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玄妙，所异处薛字筋多肉少，结构开阔，干瘦灵气，笔迹平均。禇书用笔粗细变化较大，虽骨肉相称，然笔迹尚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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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稷书法传世作品尤少，楷书《涅槃经帖》、《升仙太子碑》现存立于河南偃师市缑山。《信行禅师碑》原碑久佚。清人何子贞藏宋拓孤本可凭，现藏日本京都大谷大学，为人间至宝。

拙文因撰写时间之急，加之旅途归来，未能将四家书风深入研究阐述，实对不起辽博盛会之邀约，有负故人。只能说是东拼西凑，一鳞半爪之劣文，未见卓识，敬请读者谅矣。

己亥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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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刚

1966年生，字慎之、号知行，辽宁师范大学毕业，师从杨仁恺先生三十年。集目鉴、比较、分析、考订、心性学等综合学科，建立“书画鉴定与心性学”学理。古书画鉴定家，书画家、学者，当代文人画家之代表，倡导“文人画之士人精神”。涉猎文、史、哲、诗、词等，创建“云庐艺社”学术机构。出版著作发表论文，作品被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海南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等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并应邀个展。

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学术委员会主任、云庐艺社社长，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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