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西欧中世纪的城市（1900年前后的都市欧洲）

在其一生中，格迪斯目睹了巨型城市的数量成倍增长，尽管欧洲城市等级大体上保持稳定。伦敦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900年拥有32650万居民，其他八大城市也纷纷突破百万大关（ Chandler and Fox1974：371）。在俄罗斯、东南欧及西北欧工业更发达的国家，大都市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元素。一战前夕，俄国西部人口近45%定居城市（ Bairoch，1977：7）。尽管各国城市化程度不同，由北到南、从西到东逐浙递减，但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拥有自己的工业中心和正不断扩张的城市中心。铁路从巴尔干横穿地中海半岛直达伊比利亚，工厂或采矿场的聚居地遍布中部、东部和南部曾一度为农耕田的地区。俄国城市增长相对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边缘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以及乡村向城市的移民速度。到1910年，萦非亚（ Sophia）从一个死气沉沉的省级小镇发展成一座熙熙攘攘、居民超过10万的行政都城，而其核心地带却杂乱无章、毫无规划，散布着人口过度拥挤的村庄（ Lampe，1984：40-42）。

即使欧洲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工商业的繁荣依然吸引着人们从小聚居地迁往更大的聚居地。虽然最早发生的工厂工业化将人们汇集于煤矿附近，但20世纪注重贸易和金融发展的资本主义却促使人们转向主要城市和大型商业中心。不断拓展的各营业部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雇工涌入商业区，新技术的应用为人口稠密的地区排险解难。电力的供应使公共运输、电梯和照明成为可能，同时钢铁结构的办公大楼为现代公司提供了据点—尽管多年以来摩天大楼是美国独有的一大特色。在大都市，公共官僚体制跟随经济、金融的发展而不断膨胀。格迪斯准确地解读了城市与欧洲现代性文化的同一性。

然而，并非只有格迪斯指出了这一层联系。在一战爆发的前十年，大城市旋涡般的快速流动和高技术建筑的兴起，引发了许多前卫艺术家的想象力。未来主义者非利波·托马索·马里内带（ Filippo Tomaso Marinetti）为这样一种艺术辩护道“它是赞美人们大众劳动、娱乐和反抗时的狂热激情；是歌唱现代都城中炫丽多彩、如乐曲奏响的革命激浪；是颂扬兵工厂和工作间在夜间电闪灯耀下的轰鸣颤抖”（ Shapiro引自 Sutcliffe,194:109)。鸟姆伯托·波丘尼( Umberto Boccioni)以米兰为摹本，利用重影和横截面表现城市街道的活力。罗伯特·德罗尼（ Robert Delauney）采用立体主义的手法，通过色彩斑斓、流光溢彩的灯光展现出巴黎街道全景。他还认为，艾菲尔铁塔代表了审美和技术的统一，是20世纪大都市的标志（出处同上）。此外，也有人选择桥梁、高楼大厦或工厂来象征新型都市文化的改造力量。

随着政府和企业致力于提供大都市所必备的服务、舒适环境和各种组织，艺术家们在油布上挥洒的都市活力同样体现在大街小巷之中。由于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公共和私人投资者兴建了新路、下水道、交通设施、学校、供水系统、公寓楼和商业建筑。巴黎、伦敦和柏林修建了地铁。在巴塞罗那，一条条笔直的新道穿过市中心的贫民区。在索非亚，投机商盖起了公寓大楼，但仍未能满足住房的需求。事实上，住房依然是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不足、拥挤、昂贵。许多人买不起体面的房子或在分配迟迟未涨的收入时，将住房排在靠后。大部分新居为富人而建，穷人依旧拥挤一处或在旧建筑和街区为腾出来的空地而你争我夺。

无论多么拥挤堵塞，城市从另一方面向人们提供了补偿，甚至包括穷人在内。商业休闲行业的急速增长将市民吸引到音乐厅、剧院、酒吧和体育馆。同时，商店里，灯光绚烂的玻璃柜台中炫耀性地展示着成排成列的消费品。经沙子过滤的饮水安全可靠，在大城市中有效地阻止了霍乱传播。随着城镇建立公共浴池、检验食品安全、将排污管铺至工人居住的郊区，由其他传染病引起的死亡率也出现下降。出生率降低，对人口增长疲软的预测促使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孕妇和婴儿的护理之上。在伦敦及德国和奥地利的较大城市，诊所和家访护士数量剧增。到1900年，婴儿的生命成为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导致巴黎建立起由庇护所孕妇之家和为穷人和孕妇设立的救护站组成的一套精细网络从而取代了聘用乡下乳母的育婴堂这一臭名昭著的机构（ Fuchs，1990110-13）。但这些福利措施大部分只有在大城镇才能享受得到。

而在郊区，除了众多有规划的别墅群或富人房产，所谓下水道、供水管道或交通规划基本上都被忽视了。城市周围，工厂、采石场和其他有害作业轮番历经了兴衰过程。附近的工人聚居点如雨后春笋般地剧增，但少有规划和基础设施。旧村庄和卫星城在杂乱无章的扩张中被

一一春并，除了一些商店和通往首府道路上的交通瓶颈，这些地方并没育给聚居点带来多少好处。此外，郊区与郊区之间的联系几乎被忽视且相当稀少，直到近期环城路建成后才有所改观。因此，在20世纪初城市发展和革新所造成的局面无疑较为复杂：基础设施的普遍现代化未能与聚居地的发展、扩张保持同步，而生活的城市化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各地极不平衡。

同时，城市被卷入更大的政治纠纷之中，并孕育着受制于国家政府统治的社会派别。由于选举权的扩大城市选民广泛分为保守派、自由派和社会主义阵营，每一派别各有不同的城市政治主张和投资策略。工人们发现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受到限制，便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或罢工，反对雇主及行政官员。在巴塞罗那，女性工会组织成员在兰布拉（ Ramblas）大道上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在伦敦，失业者游行到特拉法加（ Trafalgar）广场，呼吁提供公益岗位和政府援助。关于公民权的不同观点在街头舞台上相互竞争、各自表现。尽管人们希望国际性的阶级团结能够抑制国家之间的对抗，但1914年爆发的冲突阻碍了城市的重建进程，将人力物力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都市欧洲的形成1000-1994》【美】保罗M.赫恩波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