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是凌迟处死的吗 洪承畴到底是叛臣

洪承畴，曾背负不少恶名，如“叛臣”、“汉奸”，甚至连乾隆皇帝也将他归于“贰臣”的行列。其评价自然也有褒有贬，以下列出几条：

黄道周：“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萧一山：“承畴负时誉久，生平疵行，亦少概见，一旦变节，殊出意外。吾人若舍民族国家之观念而论断之，似属人之常情，惟当君主专制时代，则不免遗贰臣之羞耳。”

孙中山：“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

……

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对同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同。随着民族偏见日渐减弱，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日趋浓厚，洪承畴的历史恶名也渐渐消除，他的历史功绩也逐渐为人所认识。客观地说，洪承畴在清入关后，对国家、对人民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清入关后，李自成军奔走河南、陕西，退败湖广之后，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二年（1645）三月，谕在河南的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攻击南明。及至五月，清军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捷报传到北京，多尔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认为天下已定，除了整修宫殿、定品官制服外，悍然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强制推行剃发令，以显示中原百姓皆臣服清朝。

尽管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做出了厉行剃发令等错误决定，但同时又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那就是任命洪承畴前往江宁主持招抚事务。

对于洪承畴的任用，是经过诸王贝勒议定的。清初多尔衮摄政时，议政王贝勒会议在清廷重大问题上，起着决策作用。任用谁去江南招抚这件大事，当然得经议政王的同意，并非多尔衮个人的武断。做出这个选择大致有几个原因：

1，洪承畴是进士出身的江南士人

洪承畴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今泉州府南安市），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二甲第十七名进士。洪承畴中进士之后，在京师担任过刑部主事。天启年间，擢任两浙提学道，主管两浙教育与考核生员事务。也就是说，洪承畴曾是两浙生员的考官，在江南士人中素有一定的威望。

2，洪承畴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士人

洪承畴是明朝历任主事、提学道、布政使参议、督粮参政。崇祯四年（1631），擢陕西三边总督；七年监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十二年，授任蓟辽总督。可见，洪承畴在明朝具有崇高的地位。正因为洪承畴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所以满族贵族统治集团让他前去招抚江南。

3，洪承畴经过考验，被清廷认为是可信之人

洪承畴被俘降清后，“效用”很快就显现出来，祖大寿主动归降，对后来吴三桂在山海关之役，剃发归清，也有相当的影响作用。

清入关后，清廷鉴于洪承畴效力显著，令其“仍以兵部尚书同内院佐理军务”。这样，原为战俘的洪承畴进入清廷中枢机构。这比他在明朝担任的经略、总督的地位，还要高出一筹。

洪承畴在清廷中枢行政机构中，与范文程一起担任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草拟敕谕、对外文书，成为清廷可信任的文士。顺治二年闰六月，清廷正式下令，“命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各省”，并铸给“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

随后，多尔衮发给洪承畴的敕书，授予他广泛权力，如对属下官员在战事或政事中有不轨行为，“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皆以军法从事。镇道等官，飞章参劾”。明确表示：“其江宁、江西、湖广及将来归附各省，悉听节制。”在清初的汉官中，洪承畴可谓是位高权重，显赫一时。

洪承畴到江宁后，打击明宗室的复明活动成为他安抚江南的重中之重。时明唐王朱聿键据福建，鲁王朱以还据绍兴，高安王朱常淇据徽州，还有宗室子以金华王之名据饶州，以乐安王据溧阳，以瑞昌王之名据兴化、金坛，联合江南北某些势力，以图攻取南京。

顺治三年二月，洪承畴用兵诱执“樊山王”朱术铠之次子，斩之。乐安王、瑞昌王等人，又合众二万进攻南京，洪承畴坚定地进行反击，并取得了胜利，经劝说无效后，将其首领处死。

这些举动表明了洪承畴对满族贵族的忠诚，也使保守的满族贵族难以挑剔。但对于将战俘身份的洪承畴以军国大臣、坐镇一方，不可能得到满族尤其是贵族的充分理解与支持，尤以军功贵族的心理更难平衡。不久，保守贵族终于有机会向洪承畴“挑刺”了。

顺治四年（1647）四月，驻防江宁八旗军将领巴山截获明鲁王封洪承畴我国公、做内应，杀害八旗将领的反间信，奏报朝廷。清廷表示：“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这个表态对洪承畴还算信任。

十月，巴山查获洪承畴发给通行证的僧人函可，携有南明福王信函，交与洪承畴审讯。这种挑衅使洪承畴处于被动不利地位，他将此事上奏朝廷，表示对此案回避。

此案与前次不同，涉及的是洪承畴亲自发给证件，清廷将洪承畴交部议处，吏部认为因予革职。多尔衮还是高出一筹，以洪承畴劳绩可嘉，下旨宽免处理。虽免予处分，但对于这位重臣，无疑是当头棒喝。

洪承畴有鉴于此，当年“以江南湖海诸寇俱削平”，父在乡病死为由，请求解任守孝，清廷当即批准他的请求，但不准他回乡守孝，而是回大学士任上办事。应该说，这是清廷与洪承畴相互理解的决定。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顺治帝随即宣布多尔衮罪行，并剪除其党羽。洪承畴作为多尔衮的重臣，却超脱于这场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内争之外。八年二月，洪承畴受命左都御史事。但不久后，一场官场内部纷争降临到他的头上。

顺治八年五月，有人弹劾洪承畴未经请旨，送母回老家福建，又告他与尚书陈明夏等“密议逃叛”。顺治帝下令彻查，虽然叛逃一事子虚乌有，但未经请旨，送母回家是实。最终的结果是“留任以责后效”，这是对洪承畴的再一次敲打。

顺治九年（1652）七月，抗清军攻占桂林，定南王孔有德被迫自杀。十一月，定远大将军敬谨慎亲王尼堪于衡州中伏击而死。两个亲王战死，使满族统治集团大受打击，必须再择重臣前往主持西南军务。顺治帝只得借重洪承畴这面旗帜，授他为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特晋太保兼太子太师衔，以及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以便实施军政大权。

洪承畴接受此任时，有感而言：“臣年逾六十，理宜退休。乃苛特授经略之任”，他深知清廷器重于自己的原因，也懂得“抚”字在平定西南的地位。

“计离贼党，以溃彼之腹心”，是洪承畴平定西南的重要策略。当时大西农民军爱抗清斗争中取得一定胜利后，内部矛盾激化，张献忠养子孙可望被李定国击败，由于洪承畴的抚降声望之高，即向洪请降。孙可望曾被南明永历皇帝封为秦王，在南明与农民军中颇有名望。

尽管当时洪承畴因病情请求解任回京获准，但仍把此事作为大事来抓。他将此事上奏朝廷，并立即通报给八旗将军，请其查明实况，协同处理。最终孙可望降清，改封为“义王”。这样，清廷决定乘此良机，迅速进军贵州、云南，直捣敌人心腹。

此外，洪承畴还重视争取土司等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对于暂时依附于大西军或对清朝持观望态度的土司，也进行开导，促其归顺。显然，在诸土司看来，洪承畴就是他们归顺清廷的旗帜。他们接到洪承畴的招抚谕札后，很快放弃抵抗，归顺清朝。

在平定西南地区的军事斗争中，洪承畴还尽可能地减少汉民和兄弟民族的供粮、劳工差役的负担，给予补偿。这种优厚的经济补偿，保证了部队的粮食供应，也安抚了当地众多的兄弟民族群众，使清廷大军顺利向前推进，建立地方政权。

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清廷大军进入云南，宣告平定西南取得胜利。但是，李定国的余部并未完全丧失战斗力，永历帝也在逃中，对于五省经略来说，还有许多事要做。十月，洪承畴以眼病为由，恳求解除经略之任，随即获准回京。这对于洪承畴来说，是一个见好就收的重要决定，而且富有远见，与平西王吴三桂的不轨，划清了界限。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病死，康熙帝年幼，由四大辅臣当政。五月，洪承畴请求退休，朝廷同意并下旨称：“洪承畴自太宗恩养以来，江南、湖广、云贵等处，效力疆场有年，劳绩茂著，仅加保傅虚衔，未足酬劳，宜与世袭官职”。

这对于四辅臣来说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当时的满族贵族集团，正在纠正重用汉官的气氛中，却仍要授洪承畴的世职，在谕旨中，称洪承畴为太宗“恩养”之人，其实就是俘虏的威委婉称呼。但因其“劳绩茂著”，仅与其他汉人大学士一样，授予“保傅虚衔，未足酬劳”。根据部议，最终授予洪承畴三等阿达哈哈番，汉译为三等轻车都尉。

显然，这个三等轻车都尉对于洪承畴的功绩来说是很低的，但在满族贵族看来，给予一个恩养的汉人，也算是破例了。康熙四年（1665）二月，洪承畴死于北京，清廷按例赐祭葬，谥文襄。洪承畴作为满汉结合的一面旗帜，尽到了榜样的作用。

说在最后：洪承畴叛明降清，从传统观念的角度来看是有失大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顺应时代潮流，在招抚江南和平定西南的过程中，相对减轻了战乱给广大百姓带来的荼毒。以一人之“恶名”换来千万黎民的的安生，即便是“汉奸”又何尝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