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乌素沙漠历史变迁（毛乌素沙漠）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一辆汽车行驶在榆林市横山区沙漠治理与未治理的分界公路上（2018年8月4日无人机拍摄），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毛乌素沙漠历史变迁?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毛乌素沙漠历史变迁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一辆汽车行驶在榆林市横山区沙漠治理与未治理的分界公路上（2018年8月4日无人机拍摄）。

拼版照片左图：1998年8月，榆林市靖边县郭成旺老人带着曾孙行进在沙漠中。老人的希望是：子子孙孙植树造林，直到沙漠都变成绿洲；右图：2020年5月22日，99岁的郭成旺老人（左）与孙儿郭建军抱着当年栽下的第一棵杨树，向参观者介绍当年植树的情景。本报记者陶明摄

前不久，“毛乌素沙漠在榆林消失”的消息，让许多人震惊、质疑、好奇、向往。最近，草地周刊记者行走陕西省榆林市境内毛乌素沙地腹地调查发现，已经很难看到较大片沙漠地表，一些影像作品拍摄沙漠题材只好到其他地方选址。但同时，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覆盖的腐殖质和土壤碳化层很薄很薄，扒开表层仍然是厚厚的又干又细的黄沙。

用当地治沙劳模和干部群众的话讲，毛乌素消失的是流动沙丘，而不是沙地。重建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恢复千年之前曾经的水草丰美，仍然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毛乌素沙漠”其实不是沙漠，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专家说，沙漠和沙地的形成原因有所不同。沙漠的形成以自然原因为主导，人为因素起辅助作用；沙地的形成人为因素起首要作用，自然因素为辅。但长期以来，毛乌素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沙漠”。

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之间，沙区占榆林市56.1%的面积，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曾长久困扰着当地。“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是许多上了年纪的榆林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而1000多年前的毛乌素并不是荒凉的模样。这里出土的史前遗址和汉代墓葬表明，毛乌素曾经水草丰美，有着成片的水田、成群的牛羊和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唐代以来，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元明以后更是滥垦滥牧。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乌素沙化程度达历史之最，逐渐退化成为不毛之地，已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流沙不断侵蚀，榆林古城也岌岌可危。

历史性转变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的支持下，当地人开始了近70年的治沙造林历程。如今，来到毛乌素，昔日的滚滚黄沙已蛰伏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蓝天、白云和无边辽阔的大地，组成令人流连的塞上风光。

2018年，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在榆林召开。联合国副秘书长莫妮卡·巴布在贺信中说，中国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主席国，希望中国在推动公约履约事业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让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智慧、方案惠及全球。

千年时光荏苒，毛乌素滚滚黄沙已被绿色植被所缚。而对那些誓将沙漠变绿洲的人们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1000多年前曾经水草丰美

“毛乌素”是蒙语，意为“不好的水”，荒沙地、盐碱水似乎是毛乌素的标志。但时光回溯千年，这里却是水草丰美之地。

石峁遗址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龙山时期至夏的遗址，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雄踞在黄河流域苍茫的陕北高原上。在4000年前，石峁城是黄河流域的“王者之城”，其面积相当于故宫的5倍多，由三重组成，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绕拱卫中心，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都城型城市。

石峁遗址的核心区——皇城台依山势而建，从地面的河沟开始用石头包着夯土逐层垒起，石砌的城墙在4000年的风雨洗礼下依然坚挺。

登皇城台向四周看去，连绵的山，交错的沟——这是典型的陕北地貌，正如当地民歌中所唱，“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再往北去几十公里，就是毛乌素沙地。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中，4000年前的人们，如何修建起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古城？

考古专家表示，4000年前，这里地貌的起伏更为缓和，河流交汇、水草丰美，石峁古城及其周边部落不仅种植粮食，还放牧着大量羊群。

“皇城台出土了大量的羊骨，统计后数量约在几十万头左右。经过鉴定，这些骨是绵羊的，而不是现在陕北地区普遍饲养的山羊。”石峁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邵晶说，“我们推断，石峁古城的统治阶层，曾长期在皇城台设宴，招待各地的部落首领和尊贵宾客。这也说明，当时的石峁区域牧业已经到一定规模。”

石峁遗址还发掘出种植业的痕迹，因此考古专家们推测，当年这里并非现在所看到的景象，而有着较好的植被覆盖。这里也是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交汇之地。

史料显示，秦汉时期毛乌素地区是气候温暖湿润的绿洲。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汉朝尚书令虞诩在给汉顺帝上书的《议复三郡疏》载，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2003年4月，在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郝滩乡发现汉代墓葬十余座，其中一座土洞墓穴的玄室内壁有大面积彩绘壁画。壁画上部绘墓主人夫妻半身像。中部左角绘有邸宅四合院，院外右侧绘禾堆，禾堆右绘畦状分割水浇田，畦内长蔬菜农作物；水田前绘水塘，塘中养有鸭子，长着芦苇；中部右上角绘二人执锄于苗间，及一男子扶犁，执枝驱二牛耕地。最下部为山中狩猎图，绘奔跑着的兔子、角羊、野猪、虎豹及骑马射箭狩猎。这幅彩绘壁画所绘半山半滩的生活场景图，与今郝滩一带地形地貌相仿。

此外，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神木锦界、横山党岔及米脂、绥德等地出土的大量东汉画像石所刻绘的农耕农作图、放牧图、狩猎图等，证明秦代乃至东汉时期榆林境内还是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环境优美的绿洲。

向沙漠退化的生态悲歌

陕西北部的榆林市，位于毛乌素沙地腹地，沙区面积2.44万平方公里。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说，毛乌素的沙化有气候变化的因素，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从秦代起，榆林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繁，战火弥漫，人口增多。人们长期滥垦滥牧，加之这里气候干燥，生态环境越趋恶化，北部风沙区土地沙化不断扩大。到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到夏州等地考察时，这里已出现了“赤沙阜”“沙陵”，他在《水经注》中记载了这一情况。

唐朝之后，毛乌素的情况更加恶化，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当地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情形。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榆林城外之山已是“四望黄沙，不产五谷”，双山堡(在今榆阳区麻黄梁镇)至宁夏之花马池(今盐池县城)“榆林卫中、西路多黄沙环拥”。到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3年)，榆林城已是“风卷沙土与城平，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城门无用之物”。

榆林当地的记录显示，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39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6个县城、412个村镇被风沙压埋。

1949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8%，榆林县（今榆林市榆阳区）东城墙被沙湮没，形同沙海“孤岛”，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鱼河峁。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时有决口。沙区所有河流终年浑浊，每年向黄河输沙量高达1.9亿吨。整个区域形成“沙进人退”的局面。

在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年近期颐的郭成旺老人回忆说，四五十年前毛团村周边都是黄沙，有时候一场风刮过，地里的庄稼就被沙子全埋了，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难。

61岁的毛团村村民王文双说：“我小的时候，每年10月到来年3月就是刮风，真正是一场风刮半年。沙子到处飞，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见。村子周围都是沙，走上面半截腿都陷进去。”

一曲绿洲向沙漠退化的悲歌，在毛乌素哀奏千年；毛乌素人久为风沙所苦，却不知道“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愚公移山”治沙不已

黄沙埋地又压房，这样的条件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但是也有许多当地人在风沙中坚守，寻找着转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林业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1950年4月，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的规划，国家林场建设与群众造林工程同步推进。

1981年，榆林当地政府又制定政策，提出可将“五荒地”（即荒山、荒沙、荒滩、荒坡、荒沟）划拨给社员，允许长期使用，所植林木归个人所有。1985年，榆林再次放开政策，允许承包国营和集体的荒沙、荒坡地。

在政策支持下，榆林有44万户农民承包“五荒地”900多万亩，涌现出不少千亩、万亩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郭成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5年，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边的4.5万亩沙地种树。“当时我就想种上树，挡住风沙，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郭成旺说，“开始的那些年，风沙太大了，种下的树常常一晚上就给刮出来。”他咬着牙继续种，慢慢地，树木扎下根，扛住了风沙并逐渐成林。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们接手继续种树。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他们将4.5万亩黄沙变成了林区。

现在，郭成旺的大儿子郭喜和也已年过古稀，他说：“我记得过去最想的就是让风沙变小，不要让我再看见那些风沙梁子。现在这些都实现了。”

“我爷爷那时候主要种的是杨树，我现在种的是樟子松。去年我还试着栽上了苹果树，过几年应该就能挂果了。”郭成旺的长孙、49岁的郭建军说，他最希望毛团村能有更多的经济林，村里人能从林子里见到经济效益。

25岁的郭涛是郭成旺的曾孙，从幼时到成年，他曾亲手种下不少樟子松，对这种四季常青的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最希望的就是这些樟子松快点长起来，早日成材。”

如今的毛团村不仅不再惧风沙侵袭，还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王文双说，由于沙漠里种上了树，风沙变小了，加上政府引导，2009年东坑镇的蔬菜种植就成了气候。现在这里的蔬菜销售到广东、云南、浙江、四川等省区，还出口韩国和越南。

“现在我们毛团村环境好了，产业起来了。只要人勤快，蔬菜价格好，一家子每年挣个十几、二十万还是很容易的。”王文双笑着说，“当年这里到处是沙窝窝的时候，谁能想到还有今天的日子？”

科学建功缚百万流沙

治沙70载，原本有着“驼城”之称的榆林，森林覆盖率从0.9%提高到如今的33%，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经难觅踪影。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说，中国的治沙技术在毛乌素沙地治理实践中，不断应用、改进和提高。

“上世纪60年代，榆林市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飞播并非把种子撒下去就行，地点、时间和种源都有讲究。当时没有定位系统，地面人员拿镜子或红旗站在四角，提示飞播区域。”史社强说，经过反复试验，种源最终确定为花棒等5种易活灌木，600多亩沙地通过飞播技术得到治理。

在飞播开展之初，治沙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适合在荒沙扎根，就背着铺盖到沙区蹲点，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吃糠、套犁、种草，几年的坚持下，不仅筛选出合适的植物，还总结出“障壁造林”“开壕栽柳”等多种治沙经验。

与飞播同期推进的是，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了樟子松，填补毛乌素沙地缺少常绿树种的空白。“经过十几年的观察，我们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造林的成熟技术，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史社强说。

从一棵樟子松也没有，到如今的130多万亩，毛乌素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榆林市气象局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8年，沙尘天气呈现明显减少趋势。2000年榆林市发生沙尘暴40天，2014年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

随着榆林林草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史社强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着手进行新的研究。“植被面积大了，但是植被种类还比较单一。我们这些年陆续引进彰武松、班克松、长白松等树种，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种植。”史社强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韧性，但却充满希望。

2003年通车的榆靖高速曾是中国首条沙漠高速公路。曾频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间的司机李宝卫清楚记得，十几年前走榆靖高速，道路两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放眼望去满目苍茫，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绘制了巨型表格。这些草方格主要用来固定沙丘，使流沙不易被风吹起，草方格上栽种沙蒿、柠条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

如今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不仅看不到流动沙丘，连片的草方格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道路两旁延绵不断的乔木、灌木和草地。车辆行驶在绿色长廊之上，李宝卫感叹：“这条路变化太大了，哪里还看得出过去是沙漠！”

当地人说，现在要在榆林找片荒沙地那可真不容易，一直往毛乌素深处走，兴许才能如愿。榆林2000年至2018年的植被覆盖卫星遥感图片，印证着这一点——一整片黄色逐渐被绿意浸染。榆林也成为全国首个干旱半干旱沙区国家森林城市。

重建生态“万里长征”

现在，毛乌素的流沙已经蛰伏在绿色植被之下。但沙漠真的“消失”了吗？治沙者是否可以功成身退？

张应龙却说：“造林仅仅是遏制了沙化，治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的治沙基地位于毛乌素，被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拱卫着。夏日的午后，林间鸟啼虫鸣，一片岁月静好。

但他依然清晰地记着，初到这里时的景象——大漠风沙，日色渐昏，沙丘连着沙丘，起起伏伏延伸到天尽头，就像民歌里唱的“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

2003年，张应龙带着全部身家300多万元，一头扎进毛乌素治沙。多年过去，他把300平方公里无人区的植被覆盖率从3%提高到65%，形成38万亩的林草地。

“历史用1000年把草原、森林变成了荒漠，我们用70年把荒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有了绿色并不意味着沙漠‘消失’了。目前的绿色还很脆弱，还存在再次沙化的可能。”张应龙说，“只有生态系统实现了自我循环，毛乌素才有可能回到千年前的样子。”

多年前，张应龙就开始了重构生态系统的尝试。他的努力吸引了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团队。专家们在张应龙的治沙基地开展各项研究，也为基地的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经过多年的实践，张应龙找到一种叫“长柄扁桃”的灌木兼备生态与经济特性。“长柄扁桃根系特别发达，抓沙固土和适应能力更强；存活期长达百余年。一旦成林，能够长期发挥生态效益。”张应龙说，“一般灌木隔几年就需要平茬，否则会自然枯死。长柄扁桃却不需要平茬，能节省大量管护费用。其本身还是一种油料作物，有很好的经济价值。”

张应龙在基地中，辟出了长柄扁桃与紫穗槐的混交林、长柄扁桃营养钵大苗林地等多处“实验林”。他还利用毛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新月状”沙丘，试验种植葡萄、蓝靛果等经济作物；自建试验田，种植蓝莓、黑莓、沙地红枣等，希望沙区也能变成“瓜果之乡”。

张应龙的尝试还在继续，林地中出现了让人兴奋的变化。“2013年开始，不知道哪里来的榆树种子在林地里自己长起来了，到现在有几万株，说明这里的环境足以让种子自己生长。”

随后，15万亩的樟子松林地也带来意外的惊喜。“前几年我们发现，林地里长出了好多野蘑菇，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不敢摘也不敢吃。”张应龙说，“今年专家来一看，说是野生的牛肝菌、羊肚菌，而且品质特别好。数量又多，进林子随手就能摘一大捧。这可是个大产业！”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在张应龙的基地中发现了更为可喜的现象——这里林地中出现了“固碳”的现象，这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如何把沙子变成土壤？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把碳固定下来，土壤的肥力提升了，就能带出林下经济。如果这能实现，群众就能受益。那就真应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邵明安说。

在樟子松林中，一层层落下的松针铺满了地面。拨开枯枝落叶，能够看到，地面几毫米的土壤是黑色，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呈现半沙半土的状态。邵明安说，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产生的现象，这里的沙地正在出现生态好转的变化。“如果是自然修复，良性变化的过程非常缓慢，达到现在的样子可能就需要上百年。但是人工干预，加速了这个过程。”邵明安说。

对此，张应龙也很感慨：“沙地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破坏生态可能只要很短的时间，治理却可能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这么多年我深刻感受到，不是我改造了沙漠，而是沙漠教育了我。”

5年前，张应龙在治沙基地中引进了澳大利亚特有的鸸鹋，目前这些鸸鹋已经安居繁育成功。张应龙准备将这个不断壮大的“家族”放养在生态初步修复的基地林中。“把鸸鹋放到林地里，能清理树下杂草，减轻防火压力。它们将会成为沙漠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循环的重要一环。”他说。

张应龙这两年还试种了30亩水稻，东北长粒香和宁夏的珍珠米都试种成功了，口感不错。他说：“沙漠里种水稻，因为太耗水并不值得推广，但我就想证明，这里有重建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系统。毛乌素沙地治理已经完成防沙治沙的第一步，进入护沙用沙的第二步，也开始向唤醒沙漠自我生态循环系统的第三步迈进。”

有人问张应龙：“沙漠治好了，你准备干什么？”

“如果有一天，毛乌素生态系统能够自我循环了，才能说明沙漠真的消失了。那时候我就可以滚蛋了！”张应龙说，“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决不会当逃兵。我会扎在沙漠里，继续唤醒沙漠生命的力量！”（记者梁娟、姜辰蓉、毛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