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农业学大寨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邓小平对农业学大寨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霞飞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万分悲痛。他痛哭失声，有好几天茶饭不进。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代表全党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对此，陈永贵内心十分高兴。他在10月6日深夜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代表全党意志粉碎“四人帮”，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还当场揭批了“四人帮”对农业生产的捣乱和破坏。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仍然抓农业生产。1977年党的十一大上，陈永贵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中，他仍然主抓农业。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也从心里拥护“两个凡是”。因此，他在抓农业生产时，仍然沿用过去的老路子，“左”的色彩很浓厚。

在这个时期他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仍然是按照毛泽东过去肯定过的方向搞的。而且，他深知毛泽东过去的一个心愿就是要提高农村集体化的规模，因此，他于1977年11月提出了农村所有制由生产队一级向大队一级过渡的设想，并在昔阳县搞了全县农村所有制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的过渡，他设想，要把这一政策逐步推向全国。但是，由于这一政策不符合中国实际，所以并没有推行开来。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次讨论，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许多人对过去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做法提出了意见。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来之后，中央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当时，邓小平已经进入中央，并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按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集中力量，对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山西省委把这份报告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这份报告后，对农业学大寨运动采取了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的态度，同时，他也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的态度。

他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处理是慎重的。按照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中央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对待干部是宽厚的。

此时，有人说：陈永贵是“四人帮”的人。陈永贵听到这个话后，十分生气。他找到了邓小平和李先念反映这个事情。邓小平对他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对陈永贵说，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对的；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有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的这些话，陈永贵的心里感到安慰。

就在中共中央转发上述山西省委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邓小平对待陈永贵是宽厚的、实事求是的。在陈永贵辞去上述职务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对他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仍然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1983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那里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1986年3月，陈永贵病重。他对前去看望他的老同志说，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肯定了这一点，我死也可以瞑目了。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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