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打落水狗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痛打落水狗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

作者：任逸飞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一直是民国史中一个备受人关注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两人关系的好坏决定了整个1930年代中国政局的走向。而在这段阴晴不定的关系史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人间的交往和互动却显得较为隐秘而鲜为人知。

九一八事变作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外患，不仅严重动摇了张学良的政治地位，也令正饱受党内纷争之苦的蒋介石陷入到更为不利的处境里。在如此背景下，蒋、张二人通过明里暗里的相互合作，共度难关，竟成功化解了各自危局，展现出国难之下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

1930年11月，蒋介石击溃了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率领的“倒蒋大军”，取得了“中原大战”的决定性胜利。然而，这场胜利的取得却并非是因为蒋个人有什么卓越的指挥才干，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他获得了张学良“雪中送炭”的支持。

就在战局陷入焦灼的9月18日，坐镇东北以观成败的张学良突然发布“巧电”，表示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之后，自9月20日开始，东北军20万大军便以每隔三小时发一辆运兵车的速度，驶入山海关。21日，于学忠部抵达天津。

阎锡山与冯玉祥对眼前局势的快速转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随着张学良加入蒋介石一方对抗“倒蒋阵营”，倒蒋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之中，中原大战的胜负至此已不再有任何悬念。

▲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阎锡山、蒋介石与张学良共同商讨解决方案

张学良出兵援蒋的决定令他得到了丰厚的报偿。中原大战结束不久，张即被蒋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手握晋、冀、察、热、绥五省与平、津、青岛三市的控制权，而被击败的阎锡山晋军与冯玉祥西北军在收编之后也都统归张学良节制。

此时的张学良控驭东北、华北，权势与声望都达到了顶峰。然而他不会料想到，仅仅在一年之后，这些荣耀都将灰飞烟灭。

张学良在战时“拉偏架”，又于战后坐收渔利、独霸华北，自然引起了阎、冯势力极大的不满与嫉恨，以至于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从前的北方实力派都将“倒张”置于“倒蒋”之前，视为当务之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令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张学良东三省“老巢”完全丢失，实力大减，留驻在华北的东北军在一夕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军”，这无疑令阎、冯势力又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时任阎锡山派驻“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代表的贾景德便向阎锡山发送数封电报，对张学良失势的幸灾乐祸乃至希望浑水摸鱼，取彼而代之的心理可谓跃然纸上：

（注：“非常会议”，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执监委非常会议”。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于汤山扣押胡汉民，激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再度分裂。5月25日，由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等粤系中委、西山会议派及两广地方实力派发表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并于广州另立中央，以“非常会议”作为最高机关，同时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后宁粤双方经多次谈判，于11月初达成和解，蒋介石下野，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组建新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宁粤对峙”暂告结束。）

“······（二）副张根据已失，总座可以着手或说话，时机不要迟回审慎；（三）东北另易长官，外交亦容易办；（四）可设法使副张内部崩溃······ 总之，外侮之来实以蒋氏招之，先除蒋氏再图对外。”

“宁粤和议真情若何，此间迄无所知。不审南边人倒什么鬼。然以历史、人情揆度，断无得利于北方。此时北方似应另有一结合组织。望钧座熟筹之。”

阎锡山接到贾景德的电报后，虽然也惺惺作态，回电说不应当在国难之时倒张“致招国人不容”，其实其内心早已跃跃欲试：“子志（指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大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

▲1931年4月，甫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与蒋介石合影

除了阎锡山以外，其他政治势力对九一八后的张学良也同样抱持着“推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的想法。

广东“非常会议”方面积极联络阎锡山推进“倒张”计划，由于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关系紧密，粤方人物认为“倒张”必然能推动“去蒋”；而“非常会议”中汪精卫一派人马，虽则已与蒋介石暗通款曲，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蒋汪合作”铺路，然而汪精卫在“倒张”上与阎锡山等人意见一致，因为此时“去张”就等于削弱了蒋介石的势力，足以保证其在“蒋汪合作”中处于上风。

更可悲的是，竟然连蒋介石阵营内部也充斥着一片“倒张”声浪，贾景德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便透露道：“张群昨（9月19日）告危苞滨云，子志恐站不住，不如劝其下台。”而蒋介石的把兄弟黄郛在同张公权讨论东北问题时也明白表示：“应设法使张汉卿速解职。”

用“四面楚歌”一词来形容此时的张学良实在不为过，其倒台仿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正如贾景德所说：“子志已为全国所共弃，子志不去，津乱不会停止！”

二、二次下野前的蒋介石及其对张学良的态度

九一八之后的蒋介石，情况并不比张学良好太多。党内的分裂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国难而终止，如果说各派势力对于“倒张”尚且还停留在计划层面的话，那么以蒋的下野来结束“宁粤对峙”已然是一项板上钉钉的政治交易了。

九一八的爆发同样是超出蒋介石预料之外的，即便是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蒋最焦急的事情也根本不是如何提防日人在东北的阴谋，反而是忧虑其嫡系武力中央军因为陷在江西的剿共战场，没有余暇应付广东“非常会议”方面正在展开的军事进袭。

他甚至在构思要通过佯装对粤求和，表示愿意下野，来骗取粤方主动退兵（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事变的爆发，打乱了蒋的上述部署，不过也令他能从前面左支右绌的窘境中抽身而出，间接为其争取到了与粤方周旋和讨价还价的时间。

东三省的迅速沦陷使得蒋介石的政治声誉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正是由于蒋向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才会招致九一八国耻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材料证明“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做出的决定，然而正如黄自进所指出的，上述说法依然无法洗脱蒋、张二人对关东军动向出现重大战略误判的责任：

“蒋介石认为中国东北的紧张局势是可以控制的······换言之，既然两国政府无意开战，零星的军事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谓‘不抵抗政策’就是衍生于此一判断······

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这些指示自然成为9月18日事变当晚，东北军应付时局的准则。”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是贯彻了蒋介石的意旨也并不为过。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赴齐齐哈尔

但是东北沦陷的结果毕竟无法让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措置感到满意，况且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大小事务都完全是由张学良一个人在主持。

1934年12月，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讨论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章《敌乎？友乎？》，在此文中，蒋便一再申述，认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国府是有责任，但对东北丢失，则不需要负责：“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责任”，因为“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

不过气话归气话，事已至此，看到各方舆论对张学良“痛打落水狗”的情形，蒋介石不可能不清楚，其中多半都是“倒张”其表、“倒蒋”其里，如果自己也冒冒失失加入到这波讨伐声浪里面，不惟无利反而有害。这不光是因为保全道义的考虑，更重要的还在于张学良倒台只能是加速蒋介石自己在政治上的败北，并使粤方人马渔翁得利。

10月29日，蒋介石电邀张学良南下赴京协商东北的善后问题，这个举动立刻引起各方的不安，对于其真实动机也有很多猜测，有人认为“汉卿目的在取得调人资格，固地位，增声誉”，亦有人认为“蒋恐张无家可归，致与粤政府及冯等合作，促张赴京会面，借观张之情形。张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对内对外均唯命是听。蒋亦允继续协助东北军饷。”

总之，物伤其类，一方面，丢城失地的张学良需要紧紧抓住蒋介石这唯一一根救命稻草；而另一方面，夹在日人与粤方中间，蒋介石也意图先稳住张学良，不使局面更形恶化。两人共进退的局面已经隐然可见。

▲1931年“宁粤和谈”期间的孙科、胡汉民与汪精卫

11月初，宁粤双方上海和谈达成最终默契：蒋介石必须下野，双方各自召开四全大会推选中委，再合开四届一中全会组织统一的新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蒋的去职已成为时间问题。12月15日，蒋发表下野通电正式辞去国府主席、行政院长等本兼各职。九天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反思此次下野的原因：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侦探，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

这段文字足见其对粤方人物的痛恨态度。

蒋的骤然去职，使东北危机的善后再添变数，由粤方人马组成的南京新政府，在处理张学良的问题上自然不会像蒋介石这般优容了，事态的发展再度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三、粤方的对日交涉与“锦州撤守”前后的蒋、张互动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上的无所作为一直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其实，这种“无所作为”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了的。

主观上，由于宁粤分裂、中枢摇动，蒋介石随时面临着下台的风险，这使得他无法对关东军的行动采取积极的对策，而不得不倚赖国联的调停；而客观上，九一八事件是关东军少壮派军人策划的一场突然行动，日本政府事先也并不知情。

因而事变爆发后，日本本土对于事变的看法亦相当分歧，如果日本政府都没有能力约束关东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么即便国府直接展开对日交涉，成功把握恐怕也微乎其微。

▲1932年1月，若槻礼次郎与犬养毅（右）在东京

蒋介石在日记中怒斥孙科、伍朝枢等人“勾结倭寇以卖国”虽为愤激之语，却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粤方人物在蒋氏下野之前对东北局势的解决就持有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东北问题完全是张学良一手造成，所以只要惩办了张学良，再以此为基础进行对日交涉，事变解决是大有希望的。

恰好在此时，日本国内政局同样发生了变动，与国民党素有渊源、并且力持中日亲善政策的犬养毅于12月13日奉命组阁，担任首相。犬养毅于上任后的第二日，即派遣友人萱野长知作为密使，前往中国进行谋和活动。日本政府就此和粤方人马组建的国民政府搭上了线。

萱野的对中交涉颇为成功，在12月24日发给犬养毅的电报中，他表示：

“中国政府为解决满洲问题特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居正为主席······委员会的任务是改组东北各省的行政组织，整理行政事项，维持秩序，查办张学良······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所有悬案。所有事务将委托居正一人全权处理······居正到任以后，中日两国立即商订日本撤兵等事宜。”

从萱野的上述交代中可以看出，孙科的南京政府打算彻底抛弃张学良，并通过新组织一个名叫“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机构，将国府的行政组织长足插进东北。这样一来，国府既能在名义上保全对东北的主权，又能够通过在日本侨民“商租权”等问题上的退让，满足日人的要求，平息事态，最终换取关东军的撤兵。

“居正萱野协议”无疑是粤方“倒张”方针的延续，一旦此协议果真达成，国府尚能彻底终结东三省作为张家父子“半独立王国”的历史，在外交上不可谓没有收获。然而这样的结果对于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不可忍受的，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张学良“朝中无人”，为了免遭政治失败的厄运，他开始考虑采取极端的方法。

至1931年末，自东三省溃退的东北军麇集锦州，锦州扼守关内外咽喉要道，成为当时张学良在关外能阻滞关东军进犯的最后据点。对于是否要防守锦州，蒋介石在下野前一日曾特意召见王树翰，并嘱其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表达自己的意见。

王树翰向张学良报告称：“顷谒蒋，再陈锦州吃紧，战则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国，中央又无人负责；退则国人又将加以罪名。二者俱极困难。蒋言战则既无好结果，于退一层，则不言。翰再三催诘，蒋言日方若不对人，专对事，余定有办法可以设法了结······”

蒋介石的这番说辞实在是意味深长，所谓“日方若不对人”的“人”，显然指的就是张学良，然而若是按照“居正萱野协议”的处理东北善后的思路，条条都是在“对人”；至于要不要守锦州，蒋的“不言”，更是明显令人感到有怂恿张学良撤守的意思。尽管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蒋介石授意张学良弃守锦州的，但张学良在收到王树翰转达的讯息后，必然心中已有所决断。

为了避免被粤方抛出，充当政治“牺牲品”，1932年1月1日，张断然下令东北军弃守锦州，全部撤往关内，锦州的失守使国内舆论大哗，指责张学良的声浪再度高涨起来，黄自进感叹此举尽显张学良的“军阀本色”，但这个突然的举动背后蒋介石的默许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诱因。

▲1932年1月4日，日军在占领锦州后高呼万岁

张学良的“锦州撤守”在某种程度上为蒋介石的再度出山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由于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多方布置，由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的新政府在上台伊始便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财政方面遭到宋子文的杯葛，竟至于到无钱可用的地步。

而对于解决东北危局，新政府也同样一筹莫展，张学良的锦州撤守，助长了关东军和日本国内主战派的气焰，犬养毅的对中谋和工作无形停顿，“居正萱野协议”亦告无疾而终。在内外交困、诸事一无可为的情形下，1932年1月10日，孙科托孔祥熙、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恳请其出山，主持中央工作。

蒋介石对锦州撤守后张学良的境况也十分关注，在听闻北方又在鼓动张学良辞职之后，蒋介石于1月8日急电宋子文，表示：“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此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在蒋的全力支持下，张学良的地位暂告稳固。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张学良总算再度保住了作为“一方诸侯”的体面。对于蒋、张来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如此大的变故后，上述安排对于两个人都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四、一场复杂的共谋

▲1934年3月，时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视察，照片中的两人已显貌合神离之态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几个月里，面对共同的政治对手（北方晋阎、旧西北军、粤派“非常会议”），蒋介石与张学良为了挽救各自的政治前途，互为奥援、共同进退，为此，蒋介石没有在“墙倒众人推”之时再追究张学良丢失东三省的责任，保住了其政治生命；而张学良更是在胸有成算的情况下，不惜以“锦州撤守”的极端方式破坏粤方组织的南京新政府的信用，间接扶助蒋介石重新上位，二度再起。

两人这种复杂的共谋关系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俗话说的好，“可同患难，不可同享乐”。蒋、张二人能够在九一八后上演一段“兄弟义气”的戏码，本质上还在于蒋此时在党内并非“一言九鼎”，与张学良之间也始终存在着利益交换的可能。而随着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渐臻稳固，张变得不再是一个需要稍加迁就的角色了。

1933年，张学良丢失热河，蒋介石立即令其放洋出国，而到了1936年12月12日，昔日的副帅更要对蒋委员长来一个“刀兵相向”。

“兄弟情”弄到这步田地，世事之难料实在亦莫有逾此了。

参考文献：

•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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