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古籍（文献里的百年风华）

编者按

在一个政党的发展历程中，总会发生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些事件，或记录于文件中，或由时人所书写，形成文献而传诸后世。我们党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也形成了大量文献。它们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今日，光明悦读选取几份重要文献，约请记者探访它们，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以期能通过重温历史来涵育新知。

见证伟业 砥砺初心

光明日报记者 王昊魁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复制件（部分）中央档案馆供图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凝望这份文献，历史的风云浮现在眼前——1921年7月，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在上海石库门一处民居内秘密集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转至浙江嘉兴召开，在南湖的画舫内，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审议并通过，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由选举产生。

不妨再向历史深处追溯，望一望彼时的中国。“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之路，但一次次都以失败告终。唯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天换地的伟业才从此开启。

“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的一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15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宗旨，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朱昔群分析，一大党纲，是我们党成立之初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的奋斗精神，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表明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大党纲涵盖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基本要求，事实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告诉记者。辛鸣认为，一大党纲不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还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将党的组织要求界定为“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与此同时，对入党手续、组织机构及基本运行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一个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从党的纲领诞生的那一刻起，在波澜壮阔的百年中，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时代怎样变迁，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不变。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一百年来，一大党纲中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要求，不仅在随后的党章制定与修订中更加发扬光大，也充分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创造辉煌的伟大实践中。

细读一大党纲，还可发现，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及保密纪律等党的建设方面的要求也被写入其中。一百年来，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为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从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到领航“中国号”巨轮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党的建设一以贯之、与时俱进。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这一重大命题。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创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到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从党的纲领中领悟使命，从党的历史中找寻初心，我们走向未来的道路将更为光明、脚步将更为坚定。

它讲述的故事依然鲜活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续西行漫记》里刊发的红军长征路线图

复社版《西行漫记》序言页，上有埃德加·斯诺签名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这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这是1938年2月上海“复社”初版《西行漫记》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序言中写下的一段文字。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记者看到了由斯诺亲笔签名的“复社”初版《西行漫记》（精装本）中文全译本，以及由斯诺夫人韦尔斯写的、于1939年4月初版的《续西行漫记》（精装本）中文全译本。

两本书的封面都为鲜红色布质材料，书脊上烫金色的书名熠熠生辉。翻开硬质的书封，书中所绘制的西北边区图、红军长征路线图等，仍清晰而醒目；毛泽东戴着红军八角帽的照片里，帽子上的红星，仿佛正照耀着中国。

回到历史现场，1936年6月，斯诺带着他当时无法理解的诸多关于中国红色政权、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他希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为什么愿意冒生命危险参加红军？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兵力有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这也是当时根据地之外的中国广大地区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急于了解和探究的。

1936年，亦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在历时4个多月的奔走中，斯诺采访了众多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帅、普通战士、医护人员，以及当地热情拥护红军的民众，记录下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形象、战斗生活等当时鲜为人知的资料。回到北平后，他为英美报刊撰写了多篇轰动一时的报道，报道汇编成书，书名便是《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中译本出版时，考虑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科研征集部李菊盛告诉记者，此次馆里征集到的斯诺亲笔签名的复社初版《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夫人韦尔斯写的《续西行漫记》，来自上海市民胡立棣女士的捐赠。胡立棣介绍，这两本书来自她的母亲胡金仙。斯诺在上海期间，她的母亲胡金仙还是一位年仅23岁的热血青年，为斯诺做过日常生活的翻译，还教他唱过《国际歌》。这两本书保存了80多年，家人十分珍视，虽然有点舍不得，但经过斟酌，他们还是决定将书捐赠出来。

该书的出版也有许多故事。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上市几个星期便售出10多万册，到了11月已发行了5版。随后，这本书陆续被译为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全世界。1938年2月，在胡愈之的组织筹划下，“复社”翻译出版了第一个《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

胡愈之曾撰文回忆出版过程：“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为使此书及时出版，胡愈之发起成立以“复社”命名的出版机构，社址就设在法租界胡愈之、胡仲持家中。

参与该书翻译的有胡愈之在翻译界的朋友王厂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胡愈之二弟胡仲持和以“陈仲逸”为笔名的胡愈之自己，共12人，各分一章进行突击翻译。

李菊盛告诉记者，在印书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向读者发放预约券。书定价为2.5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则只需1元。1938年3月，《西行漫记》第一版印了2000册，很快售完，而且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轰动了华人世界。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发行量高达80000多册。

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不少有志青年奔赴陕北苏区或投身抗日战场。至今，《西行漫记》在全世界仍拥有大量读者。

在中文版序言中，斯诺动情地写道：“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在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展现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的探索

光明日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

《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深圳博物馆供图

1980年，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光辉篇章。而这样的历史决定，是由许多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们，共同努力争取而来的。

在深圳博物馆，至今仍珍藏着一份宝贵的文献——成稿于1977年5月的汇报材料《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它由手工书写而成，淡蓝的字迹整齐地列在浅黑的格子里，记录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秉承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带领深圳地区敢闯敢干、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进而全面改革开放的不懈探索。

深圳经济特区由深圳河畔的一个小县城发展而来。在1979年建市、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之前，为广东省宝安县，户籍人口约33万，耕地面积55万多亩，可开荒扩种面积20万亩。当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除主产粮食，还盛产水果、蔬菜、海鱼、生蚝等农副产品，具有发展外贸的潜力。

然而，正如文献所说——当地“外贸工作进展迟缓”“1960年到1970年十年的外贸收购总额徘徊在四百万元至六百万元之间，虽然1974年微增到七百万元，但还是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宝安县发展停滞不前，群众生活贫困，以至于民谣都这样唱：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户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

如何才能加快宝安发展的步伐，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从1974年到1977年，宝安县委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办法，干部们下乡调研，虚心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建议。东部龙岗、坪山等社队，普遍希望能减轻粮食征购任务，发展多种经营，让农民富裕起来；边境地区的罗芳大队、莲塘大队，提出了农民致富的“药方”——将一些种粮的土地改为种菜和养鱼，丘陵地区发展现代化养鸡场，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一些老干部还提出，光种粮的做法很难多挣钱，应该搞外贸基地。

通过调研，宝安县委认识到，要想让群众富起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出口外贸基地。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得到恢复，全国思想解放的大潮让宝安县委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向上级努力争取相关政策的时机成熟了。

1977年5月，宝安县委向上呈送了一份长达26页的汇报材料——《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这一诉求，得到了于次年上任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同志的认可，他在对宝安进行调研后，做了重要指示：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务求实效。

1979年初，政策放宽。宝安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自主安排农业生产了。同样也是在当年，宝安边境小额贸易得到恢复，从果蔬到鱼肉的定价逐步放开，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地现代化农业生产之路开启。

1979年4月，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在宝安、珠海、汕头建立“贸易合作区”进行试验。

邓小平同志予以赞许，勉励大家“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意广东省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尽管富了起来，但深圳很快认识到，农业受气候病虫害等自然因素影响太大，只有发展工业，人民也才能真正富裕起来。

当时，香港正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承接香港转移的部分工业，对深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深圳开始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到1980年5月，深圳与外商签订协议近400项，共缴费462万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学到了技术，投资环境逐渐完善。外商通过在深圳投资办厂赚到了钱，了解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敢于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先进设备。引进企业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深圳经济特区开放和发展事业从此进入了快车道。

从探索建立外贸基地，到倡办贸易合作区，再到兴办出口特区，最后建设经济特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有志者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深圳经济特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效应叠加。

从前人的脚步中汲取力量，我们更加坚信，经济特区不仅会继续办下去，而且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

记录十八洞村减贫奇迹

光明日报记者 赵嘉伟

《立此存照》里，十八洞村村民的照片湖南省委宣传部供图

《立此存照》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如今的十八洞村，苗寨整洁秀雅，民居修葺一新，游客从八方而来。短短几年时间，这个湘西小寨，就从穷山沟变成了乡村旅游胜地。

档案见证历史。在十八洞村展览馆，珍藏着一本《立此存照：十八洞村精准扶贫档案实录》，它以数据、图表、照片等形式，原原本本地呈现了十八洞村24户建档立卡户的档案。这些档案，见证了一个小寨居民生活的巨变，也成为中国脱贫攻坚重大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缩影。

一两头猪、几只羊，大缸上搭两块木板当厕所，屋顶漏雨、没有厨房，曾经是村民施成富一家生活的真实写照。2013年11月，来到十八洞村，就是在他家的院子里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

“我们于2014年2月21日对申请户进行民主评议，参加评议人数28人，施成富得到同意票17张，得票数排名第6。”翻开扶贫对象的档案，第一份材料是扶贫对象申请审批表，其中格外引人注意的一栏是“村评议小组评议情况”。

在城里买了商品房的不评、阻挠公益事业建设的不评、在村里修了三层以上楼房的不评……十八洞村近乎在没有先例可循的背景下提出了“七步法”“九不评”等评选办法，把识别贫困户的权力交给村中群众，及时张榜公布结果，很快识别出136户贫困户、542名贫困人口。

在2014年填写的扶贫对象审批表上，施成富家的承包责任田仅有2.3亩，家庭年收入为4500元，表格中的数字反映了他家生活的拮据。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一页页表格记录下了村里对他的帮扶措施和帮扶成效：“帮助发展猕猴桃种植”“帮助联系医疗扶贫”“帮助进行入户道路改造”“帮助引导开办农家乐”……两年多的时间，施成富的房前屋后铺上了青石板路，家里通上了自来水，他的院子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精准扶贫广场”。

施成富现在逢人就会讲家乡的变化，讲自己怎样去北京向全国人民讲十八洞村的脱贫故事，他成了这个小村寨的“形象大使”。

档案中，几份年度人均收入计算表，展现了这个小村寨村民收入的结构性变化。2014年，村民杨超文的家庭总收入里，工资性收入占76%。201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零。与此同时，他们家的经营性收入超过了7万元，而在此5年前这个数字仅仅是1500元。

这组数字的变化，得益于杨超文选择了回家创业、经营农家乐。村里道路修通后，十八洞村也有了停车场和游客中心。杨超文夫妻俩看到了机会，不再外出打工，一心在家经营农家乐，2017年经营性收入就较2014年增加了56900元。

在这本书中，有两页由村民笑脸组成的图片，真实反映了他们由衷感到幸福的心情。很难想象，2014年刚刚建档立卡的时候，书中选取的24名贫困户中，收入最低的杨五玉，家庭年收入仅有1400元。

杨五玉回忆道，村里道路修通以前，物资进出全靠肩挑。家里养的一两头猪如果要卖掉，需要请人帮忙抬着，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运到村外。到了农贸市场，再以每斤两三元的价格把猪肉卖出去，因此他家一年的收入最多才1400元。如今，为了扶持十八洞村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花垣县税务局租了他的房子。仅此一项，就可以让他一年净收2万元。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

“精准扶贫”，就像一道亮光，照进了武陵山腹地这个曾一度贫穷落后的苗寨。在这里，扶贫干部和村民合力首创“识别经”，唱响“产业经”，探索出了一条条可供全国扶贫事业借鉴的经验。

“锦鸡飞过草木深，扶贫天路云龙腾。十八洞的甜蜜比蜜甜，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在“新十八洞”村，唱响了新的苗歌。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26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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