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一只知更鸟经典台词（杀死一只知更鸟）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原著和同名电影都有巨大影响力。《杀死一只知更鸟》在美国图书馆的借阅率排在前列，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超过三千万册。同名电影获得了奥斯卡三项大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认为是“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

杀死一只知更鸟

这部小说在1960年发表，1961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而后它又被改编成电影，夺得三项奥斯卡大奖。《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原著和同名电影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芝加哥曾经举办过“一城一书”活动。活动期间，全城七八十家公立图书馆集体上架同一本书，号召居民一起阅读，讨论本城居民的共同价值观，那本书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同名电影也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认为是“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

杀死一只知更鸟电影海报

从问世之初，《杀死一只知更鸟》就不仅仅是一部优秀小说，它的意义早已超越文学范畴，社会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因为它的主题涉及种族问题，这是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反种族歧视，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描写了人性的多样和多变。

哈珀•李，美国作家，生于阿拉巴马州，曾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及其他众多文学奖项。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属于文坛典型的“一本书作家”。这类作家的特点是，出道就是巅峰，处女作就是代表作，一生中可能只写了一部作品。比如，《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都属于这类作家。但哈珀•李的情况和他们都不太一样。塞林格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可他还写了很多短篇和中篇；艾米莉•勃朗特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会写出更多的小说。玛格丽特•米切尔是由于二战不得不中断文学创作，去红十字会做志愿服务，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让她之后无法再从事写作事业。

哈珀•李出生于1926年，出版《杀死一只知更鸟》时，她才三十四岁，正值盛年。2016年，她以90岁高龄辞世。哈珀•李为什么再也没有写出有分量的新作品？要解开这个文坛之谜，让我们首先回到《杀死一只知更鸟》这部小说的原型地，哈珀•李的故乡美国亚拉巴马州（又译阿拉巴马州）看看。

亚拉巴马州位于美国东南部，一向偏僻闭塞、民风排外，是美国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最落后的州。亚拉巴马州的文学传统，同样比较单薄，历史上一共只出现过两个普利策奖获得者，其中之一就是哈珀•李。

虽然出生在落后的亚拉巴马州，但哈珀•李的家庭经济条件还比较优越。她的父亲自学通过州律师考试，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最后当选州议员。由于家境殷实，哈珀•李从小擅长填写纵横字谜。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阅读家里订阅的《泰晤士报》，这是很多亚拉巴马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童年时，除了爱看报，哈珀•李还爱去法院看审判。她去法院不是为了见证正义，而是把法庭审判当作道德剧场里的演出。去电影院看电影还要花钱买票，看真人版的审判是免费的。这些经历，也为哈珀•李后来写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埋下了伏笔。

哈珀•李在家乡上的大学。在亚拉巴马大学，哈珀•李酷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经常彻夜不眠地阅读英国作家狄更斯和萨克雷的经典作品。大学第二年，哈珀•李被选中参加牛津大学的一个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对于一个从亚拉巴马州出来的乡下人，英国就是文明的摇篮。她在英国最高光的时刻是，在某个酒店大堂偶遇过丘吉尔。大学毕业后，哈珀•李去纽约闯荡，在一个航空公司卖机票，业余写一些短篇小说。1956年，哈珀•李遇到了一生中的贵人，文学经纪人克雷恩。

克雷恩看了哈珀•李的五篇短篇小说后，鼓励她把内容整合，写成一个长篇小说。1956年12月的圣诞节，哈珀•李在克雷恩家过圣诞，在圣诞树上，她收到了克雷恩送她的圣诞礼物，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张数额可观的支票，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可以给自己放一年假，去写你想写的任何东西。”回过头来看，这堪称是美国文学史上最珍贵的一件礼物。

多年以后，哈珀•李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了当年克雷恩对自己的慷慨之举，她这样表达了对克雷恩的感激之情，“他想用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表达对我的认可。无论我之前写过什么、是否受读者欢迎，都无所谓。他只想给我一个充分的、公平的机会来施展我的能力，不用受每天工作的干扰。他想让我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才华。”收到这份礼物后，哈珀•李立即辞去工作，开始着手在原来那些短篇小说的基础上构思长篇。她买了三条短裤，准备穿一整年，因为她觉得自己勤奋写作时，连门都不会出。结果短短两个月，她就写完了这部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是一个叫斯库特的小姑娘。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交代了这部小说发生的时间和背景，那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亚拉巴马州一个叫梅科姆的小镇。这部分情节主要围绕一个名叫拉德利的怪人展开，书里铺陈了各种关于他的传说，以及，斯库特和哥哥杰姆对拉德利的种种猎奇心理和探险行为。第二部分是小说的高潮部分，讲述了斯库特的父亲阿提克斯这位白人律师，为无辜黑人汤姆辩护，最后虽然败诉却留下正义的故事。

斯库特是个小姑娘，性格却像个假小子，天性顽皮好动。她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和律师父亲阿提克斯、哥哥杰姆以及一个黑人厨娘一起生活。梅科姆是个单调乏味的小镇。但越是单调乏味的小镇，越会发生一些戏剧性事件。

斯库特和杰姆发现，小镇上有个叫拉德利的怪人。在邻居口中，拉德利当年是个干过各种邪恶勾当的小混混，最后家人把他囚禁起来，整天闭门不出。传言越邪乎，越是勾起了这对兄妹的好奇心。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窥探拉德利的生活，甚至想把他引出来一睹真容。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小事，让孩子们逐渐改变了对拉德利的印象。

斯库特在放学路上经过拉德利家附近的橡树洞时，在洞里发现了口香糖、小奖牌、怀表这样的小礼物。一个夜里，镇上失火，斯库特和杰姆观看救火，回家后却发现身上多了一条保暖的毛毯。最惊险的一次是，杰姆半夜想偷窥拉德利，却被拉德利的哥哥当成小偷进院子，朝天开枪示警，杰姆吓得夺路而逃，仓皇之中他的裤子被铁丝网挂住，等他后来再去“案发现场”取裤子时，却发现，裤子整整齐齐叠放在那里，被撕烂的地方也被缝补过。斯库特和杰姆隐隐觉得，这些善良的举动都是拉德利所为。

小说前半部分，除了怪人拉德利之外，作者还通过斯库特和杰姆这两个孩子的视角，刻画了美国南方贫困白人家庭，尤其是坎宁安家族和鲍勃•厄尤尔一家。和美国东部的清教徒移民不同，包括亚拉巴马州在内的南部各州，最早的移民一般来自英国农村地区。他们的职业技能和识字率都很低。这些人移民美洲后大多从事农业。

坎宁安家族就是贫苦的白人佃农，他们没有大片的土地，出身也不高贵。黑人不想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是白人；而在有钱白人眼里，他们和黑人没什么区别，没钱交税，无选举权。不过，坎宁安家族虽然穷，但穷得有志气，从不白拿别人的东西。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你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为你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而鲍勃•厄尤尔则是白人中的恶棍，任凭孩子在家里饿得哇哇大叫，把自己的救济金拿去换廉价威士忌酒。这种人往往是某些极端组织的主要成员，白天以贫困慵懒的面目示人，晚上则秘密出动，打打杀杀，搞一些神秘仪式，滥施私刑。

马耶拉是鲍勃•厄尤尔的女儿，自幼生活在贫困无知、缺少温情的家庭环境中。她虽然是白人少女，却是极度贫困和封闭的受害者。看到黑人青年汤姆时，情欲的冲动让她主动引诱并亲吻了汤姆。这些行为发生之前，她没有想到当时的社会法则，但是过后，她被这些法则击垮。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想要销毁自己犯错的证据，可她不明白，自己这种行为的后果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鲍勃•厄尤尔无法容忍女儿和黑人有染，就诬陷汤姆有强奸罪，把无辜的汤姆告上法庭。这时，斯库特的父亲、律师阿提克斯挺身而出，冒着自己家成为白人居民泄愤对象的风险，主动为汤姆辩护。

当斯库特问父亲为什么替黑人出头时，阿提克斯给出了下面这段广为人知的经典回答，“……怎么说呢，我现在只能告诉你，等你和杰姆长大后，也许你们回首这件往事的时候会心怀同情和理解，会明白我没让你们失望。这个案子，汤姆的案子，触及了一个人良心的最深处——斯库特，如果我不努力去帮助那个人，就再也没有脸面进教堂敬拜上帝了。”斯库特反驳他说，镇子上大多数人好像都认为他们是对的，你是错的。阿提克斯淡淡地回应道：“但是，我在接受他人之前，首先要接受自己。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原则，那就是人的良心。”这段对话，堪称文学史上最精彩的道德教育，作者用并不深奥的语言，对小说做了破题式的诠释。

在法庭上，阿提克斯用逻辑严密、正义凛然的辩护词，让鲍勃•厄尤尔的阴谋暴露在公众面前。但是，正义没能战胜邪恶，陪审团依然判决汤姆有罪。因为在当时的法庭上，只要对立双方是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白人永远胜诉。在小说最后，绝望的汤姆企图从监狱逃跑时，被乱枪打死，为这个案件画上了悲惨的句号。

恶棍鲍勃•厄尤尔虽然在法庭胜诉，但他在交叉控辩环节被阿提克斯质问得哑口无言、颜面尽失。恼羞成怒之下，鲍勃•厄尤尔准备残害斯库特和杰姆泄愤。这时，怪人拉德利现身，不惜舍命救下两兄妹，并在搏斗中失手杀死了鲍勃•厄尤尔。这时的拉德利，已经不是传言中那个耸人听闻的疯子。相反，他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像一直默默守护着斯库特和杰姆的天使。当劫后余生的斯库特，抓起拉德利的手时，她发现“这手那么苍白，却出人意料地温暖。”

我们知道，这部小说以小女孩斯库特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选择儿童作为叙述者的最大优点是，成年人和孩子在阅读小说时都没有障碍，各自都能找到理解内容的切入点。

在人物刻画上，阿提克斯无疑是主角，让孩子仰视的道德典范。他是个神枪手，曾经当街射杀一条疯狗，赢得了小镇居民的赞誉。当斯库特和杰姆缠着阿提克斯，要气枪作为礼物时，阿提克斯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同时，他对孩子们说，“我宁愿你们在后院射易拉罐，不过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去打鸟。你们射多少蓝松鸦都没事，只要你们能打得着。但要记住一点，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犯罪。” 这是因为，知更鸟什么坏事也不做，只是哼唱美妙的音乐供人们欣赏。它们不吃人们在院子里种的花果蔬菜，也不在谷仓里筑巢坐窝，只为人们尽情歌唱。

对于小说标题中得知更鸟，读者通常认为它指的是黑人汤姆，其实，小说中还有另一只知更鸟，就是怪人拉德利。哈珀•李在拉德利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和笔墨。他的形象比黑人汤姆更加立体和丰满。

哈珀•李没有直接描写怪人拉德利的外在形象。她使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在小说一开始借小镇居民之口，把拉德利妖魔化，让一个神秘危险、奸诈猥琐的变态中年男形象跃然纸上。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拉德利的形象逐渐丰满立体起来，他把自己珍藏的童年小玩意送给杰姆和斯库特，笨拙地为杰姆缝好裤子，危险来临时，拉德利更是爆发出了巨大力量。

至于拉德利闭门不出隐居在家，这也是哈珀•李精心设计的一种虚写笔法，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年少时，拉德利也许曾经误入歧途。但在上世纪30年代民风保守、压抑的美国南方，对于青少年来说，所谓的误入歧途，无外乎就是到河边的赌场看看热闹，参加男女露营晚会和品尝私酿的威士忌而已。

当法官要把拉德利送到州里的工读学校去时，他的父亲把他强制关在家中。父亲去世后，邻居们普遍认为拉德利总算可以走出家门了，拉德利却依旧选择隐居家中。哈珀•李通过这个象征性的桥段，显示出她对南方穷人和弱者的深刻理解。哈珀•李深知，隐藏是穷人和弱者仅有的权利，隐私是他们仅有的财产，他们不想失去这唯一的权利和财产，外人最好也不要轻易去打扰他们。

我们再说说种族问题。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种族问题无疑是弥漫在整部小说中挥之不去的黑暗基质，但是，种族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于种族歧视。假如简单地把《杀死一只知更鸟》解读成一部基于美国南方背景、反抗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小说，未免有些简单粗率。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只有单一维度，都拒绝贴标签式的归类。

无论是坎宁安家族还是厄尤尔一家，这些穷困南方白人的内心都被一种委屈的情绪驱动，觉得自己遭遇挫败，受到压抑。他们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我们并不贫困，我们只是没有钱。他们的性格通常怪异消极，好像在南北战争中受到致命伤害，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永远把自己禁锢在出生地，与世界隔绝。这种压抑委屈的情绪在经济萧条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进而转化成对南方白人妇女一种极端的保护心理。这种从心理上对南方白人女性进行理想化，实质是白人男性潜意识的一种自我保护和补偿心理。

可贵的是，哈珀•李通过慢悠悠的散漫文风，把这种复杂而微妙的集体心理表现出来，再顺理成章地把小说情节推向高潮。回过头来看，作者这种看似笨拙的稚嫩手法，反而能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启迪和感受。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哈珀•李对种族问题的认识当然远比外人更深刻和复杂。哈珀•李一再强调，她的小说不仅仅是反种族歧视，而是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描写的是人性的多样和多变。她想让世人相信，南方也有品德高尚的白人男性，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时，他们敢于做发声的人；当大多数人袖手旁观时，他们会采取行动。说出真理，按照道德行事，也许会让人们无法获得利益，但从长远看，做正确的事最终将获得胜利。真正的英雄有时并不是政治家，而是身负使命的普通人。

有学者曾把美国南方白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分成三类：真正绝对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心怀平等的非种族主义者，和“非我族类”的无视者。在哈珀•李的心目中，大多数南方白人都处于中间区域，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南方白人自认为，跟北方白人相比，他们更加理解黑人。小说中曾借着一位人物之口说道，“北方佬是天生的伪君子，他们给了黑人自由，可是也没见北方佬跟黑人同桌进餐。我们南方人至少不会假惺惺地说黑人跟白人是一样的人，不过还是请黑人离我们远远的。在我们南方，我们只会说，黑人过黑人的日子，白人过白人的日子，大家彼此不相干。”《杀死一只知更鸟》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每个美国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哈珀•李的人生，也为小说文本提供了微妙的注解。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高涨，而哈珀•李出奇地保持沉默。当时她已经是名人了，她说的话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力，但她并没有为黑人民权运动发声。记者问她，如何看待公交车上种族隔离乘坐区域被废除，哈珀•李回答，“我当然反对种族隔离，但也不赞成上车后挥舞着法典和旗帜的行为，因为那样除了会招致过度的关注和暴力之外，起不到什么作用。”

哈珀•李认为，无论正义、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多么美好，对一位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叙事中追求事实，对事实保持绝对忠诚。事实不等于真实，事实高于真实，因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真实是主观理解。正如美国作家加里森•凯勒曾说的，“任何事情发生15分钟后，就没有两个人能对事实的真实性达成一致。如果没有虚构的真相，就不会有任何真相。”

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后，哈珀•李再也没有新作品问世？答案或许是美国过度商业化的文学产业。

《杀死一只知更鸟》大获成功，扼杀了哈珀•李后来的创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刚出版那几年，每年都能卖出100万册，版税、翻译版税和电影版税让哈珀•李的税后年收入高达70万美元。《杀死一只知更鸟》越火，给哈珀•李造成的心理压力就越大，对她的文学创作打击就越惨。

《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后的一年里，哈珀•李写的最多的东西就是给读者回信。每家书店都想请她去签售，她当年的同学、老师、邻居、甚至房东都想自己被她写进下一部小说里。哈珀•李整个余生都在应付这些要求。那些几乎完全不认识她的人，都在冒充她的知己，接受媒体采访。在《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一周年之际，她的文坛伯乐克雷恩鼓励她，尽快创作出第二部小说。哈珀•李也在竭尽全力地这么做，但第二部小说显然比第一部小说更难。她最缺乏的就是安静，时间太少，干扰太多。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预感自己会成为另一个塞林格，整个下辈子都将花在和别人用餐、聊天、参加鸡尾酒会上面。参加一些图书派对，在那里书籍只是装饰品，酒精才是用来传阅的。”

美国南方有句名言，一位老人去世，如同一座图书馆烧为灰烬。2016年哈珀•李的谢世，却为人类文学宝库留下了一部经典文学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这部小说中，虽然人物并不众多，核心情节也不复杂，但小说背后展现的人性却是多面和多维度的。小女孩斯库特在小说中扮演提问官的角色，把一个一个道德问题抛给父亲。阿提克斯的回答堪称道德箴言，再加上哈珀•李引人入胜的叙述，让这部小说像八爪鱼一样，牢牢地抓住了道德的各个层面，比如，谨慎、胆怯、恐惧、对异己者的宽容、具备道德勇气的必要性等。

哈珀•李通过《杀死一只知更鸟》向我们揭示了，平等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稀缺品，肤色、财产、家庭出身等各种因素都让平等很难轻易实现。在实现人类终极平等之前，面对各种差异和不同，我们不必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是和我们不一样罢了，就像不要杀死一只知更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