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家庭的29年奋斗（在人間一个乡村家庭的29年奋斗史）

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掀起的南下打工潮，我的父母离开了故乡湖南沅江的一个小乡村去往广东。父亲做汽车维修师，母亲做理发师，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的他们凭借一技之长赚钱养家，成为南下打工潮的幸运儿，在城市扎下了根，也成为了家族中父辈里唯一彻底离开农村的人。（图：1990年冬，母亲在蓝田发屋门口，发型是大姨夫帮忙烫的丝丝头，模仿《星星知我心》电视剧里的古秋霞。）文/图拉

1989年，初中毕业后，母亲在大姨父家学了三年理发并顺利出师，在镇上开理发店，起名“蓝田发屋”，剪头发1元，烫头发4元。（图：1990年，母亲与两个徒弟在理发店里。）

先后有五位女徒弟跟着母亲一起学理发，她们年纪相仿，碰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为了让大家严谨的工作，白天母亲刻意板着脸，到了夜晚，她们常常一起约着去电影院看电影，也会坐成一排聊喜欢的男生。（图：1991年，理发店旁边开了一家照相馆，母亲（左一）带着徒弟们一起去拍照。）

1990年，父亲在同一条街上开了汽车维修店，离母亲的理发店特别近。母亲的徒弟瑶瑶是父亲的远房侄女，在她的介绍下，父母相识了，那年母亲20岁，父亲21岁。母亲身材匀称高挑，父亲为了追求她，常常带着瓜子、花生等零食去理发店洗头，还给她做饭。母亲欣赏父亲会修车的手艺，可以赚钱养家。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便相恋了，于1992年2月结了婚。图：1990年，父亲（左一）与他的三位徒弟，我的叔叔也是徒弟之一（右二）。

1991年订婚，爷爷家因建房子还欠着债，父母也没有积蓄。年轻的父亲不懂女生的心思，只买了2元的塑料合金材质的戒指和9元的毛拖鞋送给母亲，另外还有礼金1600元。结婚前，父母亲借了一笔钱坐船再转汽车去长沙，想置办席梦思床垫。到了才发现最流行的席梦思床垫要800元，已经超出了他们能承受的价格，最后放弃了。在长沙的街头，喜欢音乐的妈妈买了一把30元的红棉牌吉他作礼物，至今还保管得很好。（图：1992年，父母的结婚照。）

新婚的喜悦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父亲在修车时因徒弟的操作失误，被车意外压到了腰，受伤严重，暂时无法做维修的工作。他为了养家糊口在调养身体的一年间卖过玻璃，养过一种名叫“美国皇鸽”的鸽子，开货车拉鱼去省内各地卖……此时的深圳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十余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繁华的都市。港资企业纷纷入驻，工厂一座座开起来。南下打工潮的兴起，涌入天南海北的农村青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在深圳的另一边，湖南的县城信息依然封闭，没有熟人不敢轻易外出打工。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在已去深圳打拼的徒弟瑶瑶的劝说下，决定南下深圳打工挣钱。（图：90年代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图片来源：东方IC。）

第一次离开湖南，母亲激动又兴奋，她托人买到了去深圳的无座火车票。那时南下打工的青年数不胜数，火车站台挤满了人，瘦弱的母亲在汽笛声响，火车马上要启动时被乘务员强推进了车门。为了让大家能挤上火车，乘务员甚至会用鞭子把乘客抽上车，车门外散落下几十双各式的鞋子。我问母亲害怕吗，母亲说“那时外面的世界的吸引力早已盖过了害怕”。（图：90年代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图片来源：东方IC。）

母亲来到罗湖区一家理发店做理发师。深圳的高楼大厦，各式的霓虹灯广告牌，穿着时尚的人们，耳边传来的香港话……都市气息扑面而来。母亲每月有300块的工资，有些客人有包红包给小费的习惯，偶尔能收到五块十块，甚至曾经碰到老乡给过50元的红包，被母亲拒收了。（图：1994年，母亲在罗湖做理发师。）

在罗湖的理发店，母亲和同事的合影。

母亲来深三个月后，镇上继续开维修店的父亲不希望继续分居两地，写信说服母亲回了湖南。1995年的春天，我躲在母亲的肚子里迟迟不愿意出来，超了预产期两个星期后才出生，村医赶来奶奶家里为母亲接生。没过多久，母亲带着我在奶奶家的村子上开理发店，父亲依旧在镇上开维修店。（图：喜爱摄影的舅舅在外婆家门前拍下两岁的我。）

1996年过完年，为了挣钱，父母亲带了7000元一起去广州闯荡，断了奶的我在那一年成为了留守儿童。父亲在老乡的介绍下，在广州郊区的一家石厂里修货车，母亲来到佛山投靠闺蜜，却在找工作时屡次碰壁，迫于无奈，又辗转去了深圳的理发店。（图：1997年2月，父母亲在深圳罗湖口岸合影。罗湖口岸被称为深港之间的“第一口岸”，也是现在深港6个口岸中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口岸。）

父母亲在深圳国贸大厦里合影留念。深圳国贸大厦在1985年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成，150米的高度使它在10年时间里占据着全国第一高楼的桂冠，“三天一层楼”也成为 “深圳速度”的象征。

1997年，母亲得了肠炎回到奶奶家调养身体，一边照顾我一边在村里开理发店，父亲继续在广州石厂修车。石厂里的环境恶劣，到处都是扬尘，父亲辛苦工作可以拿到1200元一个月的薪水，但私营石厂老板只在年底结一次钱，如果家里有事才可以申请提前领工资。印象中，父亲的指甲边缘常年有一圈黑色的印记，看起来有些脏，那是每天修车留下的污垢。那时，电话还没开始普及，分居两地期间，父母亲常常写信交流。（图：1997年年底，父亲回到家中与母亲团聚，我们一家三口在外婆家门前拍合照。）

1998年，3岁半的我第一次被母亲带去了广州，经过了前几年的奔波变动，父母亲终于在广州白云区团圆，过上了相对平稳的生活。母亲开了一家理发店——大众发屋，洗一次头5元，洗剪吹12至15元，租金400元一个月，除去房租、水电，每个月可以挣500至800元。为了省钱，母亲每天只带12元去买菜。90年代，所有的外来务工人员都要求办理暂住证，有了暂住证才可以合法居住。有一回，刚从湖南来的两位女徒弟没有办暂住证被带去了派出所。办暂住证费用是180元，母亲替她们交了400元罚款，并补办好了暂住证。（图：1998，母亲在理发店里。）

父亲在母亲的劝说下，离开了工资不太稳定的石厂，进入一家物流公司修车，每个月1500元工资，有五险一金，这在当时已经是不错的收入。我则被送到附近的幼儿园念书，也在那里学会了粤语。直到这一年，父母攒下了3.8万的积蓄，那时他们从未想过要留在广州，每年过年会把挣到的钱带回老家。（图：2000年，我在理发店亲吻母亲。理发店里人来人往，有时候我会在母亲给客人理发时，抱住她的腿撒娇，她只好一边安慰我，一边继续工作。）

2000年，母亲再次怀孕，那一年我5岁，还没达到广州规定的小学入学的年龄，母亲在怀孕后也无法分身照顾我，不久，我被送回了沅江的奶奶家。（图：2000年，母亲在水荫路一家影楼补拍婚纱照。弟弟还在母亲肚子时，叔叔买婚戒抽奖中了免费婚纱照拍摄，这个福利转送给了父亲。92年父母亲结婚时只简单拍了黑白结婚证件照，这次幸运地补拍了婚纱照。影楼位于广州当时的繁华地带水荫路，规模挺大，看着婚纱店面豪华的装修，母亲有些紧张，工作时习惯于帮别人变美的她，第一次正式化妆，化了将近两个小时。）

那年冬天，弟弟出生了，亲戚朋友们都来看望母亲（前排右一）和弟弟，在理发店后面所住的屋瓦旁，拍下了这张合影。

2001年春节，三代人在外婆家拍下大合影，外婆家是大家庭，母亲有6个兄弟姐妹，每年春节大家都会相聚在一起吃饭，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其乐融融。母亲排行老五，她总说自己是兄弟姐妹里最幸福的，因为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全都有。一排左四是我，后排右三、四是父母亲。

在家乡，我5岁半便开始入读村小学一年级，那时每天需要步行半小时去学校。学校十分破旧，操场和教室都是泥巴地，整个一年级只有14个人。一年后，学校因学生人数太少，决定取消二年级，父母只好又接我回广州上学。再后来，这所小小的学校变成了私人养猪场。图：2001年的春天，村小的春游，我（左一）与同学们在草地上合影留念。风和日丽的早晨，班长挥着旗子，老师带领我们徒步走了许久，直到眼前出现一整片绿油油的草地，大家一起坐着吃零食、玩游戏。

回广州念书后，由于外地户口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要另外交赞助费且就读人数有限，我只好在离家6公里的私立小学就读。考虑到三年级马上就要学英语，父亲想解决户口问题，让我能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萌生出了买房子的想法。2002年，父亲升职当上维修部主管，月薪涨到2000多元。那几年房价持续低迷，在广州有些楼盘买房送户口，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四处看房。在白云区相对偏僻的地方有1400元一平米的特价房，还能上户口。父亲咬牙买下一套65平米楼梯房，卧室朝马路，全款支付了9.1万，当时市区的房价是3000多一平米。买完房子，还向亲戚们借了2万用于装修。（图：2002年，父亲所在的物流公司购入办公电脑，父亲坐在电脑前观看屏幕。）

2002年，搬到新家后，我背着弟弟在小区玩耍。

原以为买完这套房全家人的户口都能迁到广州，结果在上户口时了解到，80平米可以入两个户，60平米只能入一个户。那时候信息不发达，只受过初中教育的父母亲也没在买房时仔细了解清楚，考虑到我已经开始交赞助费念书，父亲便将唯一的户口给了弟弟。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恍然知道唯一的户口应该给父亲，因为父亲入户后子女和妻子可以随迁。这个关于户口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家庭的命运，后来的十年间，为了户口，父母亲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图：2002年六一儿童节，两岁半的弟弟（左二）参加幼儿园表演，母亲去看他跳舞，表演的过程中忽然看不到妈妈，急得快哭了。

2003年，母亲33岁了，她关了理发店，开始转行在广从公路边开汽车用品店，相比当理发师，开汽车用品店获利的持续性更长久，体力也消耗少。此后的九年，她都在店里当老板娘，也拥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我跟弟弟。（图：2003年，我与弟弟在汽车用品店门口。）

2004年暑假，我与弟弟在深圳明思克航母前的合影。明思克航母是前苏联退役航空母舰，在2000年改造成军事主题乐园供游人参观，直到2016年2月份停止营业，16年来，它已经成为了很多深圳人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5年，我与母亲、表哥在汽车用品店门前合影。

2006年，我与弟弟在汽车用品店门前合影。

从2003年开始，母亲连续订了十年广州日报，父母亲每天都看报纸，从里面获取了不少有效的信息，有时母亲还会将报纸上重要信息剪下来保留。2006年，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标题为“会挣钱的房子”的房产投资信息，里面写关于天河区公寓的投资，母亲留了心眼。那几年，母亲明显感觉到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她觉得我们一家从农村出来的，在外打工收入不稳定。希望通过投资，保住现有的积蓄并让钱流动起来，让钱生钱。（图：2006年，一家人去白云区的楼盘岭南新世界玩，顺便也去看房。当时岭南新世界的房子均价5000元左右，如今已经上涨到4万元。）

通过报纸上的信息，母亲看好珠江新城CBD地区的规划，投资了一个靠近琶洲国际会展中心附近40余平的公寓，9000元一平米，全款40多万。那时候父母亲的消费观非常保守，银行借贷也远不如今天普遍，这套房子向银行贷款20余万，母亲直言，“有点怕”。买了这套房子后，陆续租给过几名外国人，靠租金还每月的贷款，3年后，60余万转手卖出。（图：2006年投资购买的公寓。）

小时候，父母亲常常忙于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照看我们，常常是由我来照顾弟弟。2007年后，汽车用品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家里的收入逐渐增加，母亲渐渐地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开始研究烹饪，给我和弟弟做各式菜色，偶尔也会带我们去市儿童公园游玩，去白云山爬山等等，还给我报了外语培训班。（图：暑假，我们一家和远房亲戚们去广州花都区的度假村游玩，我和弟弟在度假村的游乐场里骑旋转木马。）

2008年，弟弟8岁生日，请同学来家里吃蛋糕庆生。

2009年我即将参加中考，外地户口考生必须在广东念三年的书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考虑到两地教学的差异，父母不愿意再让我回家念高中。当时广州周边只剩下从化市还有买房送户口的楼盘，从化市因距离广州市中心较远，楼市并不火热，新开盘的配套齐全的小区只要4000元一平米，可以上两个户口。父母看上了一套首付7万，贷款32万的房子。为解燃眉之急，父母亲决定卖掉公寓后，赶在5月份中考前买下这套房，让父亲和我拿到从化市的户口。（图：2009年，我在家里学习。）

卖掉公寓的房子付了新房子首付后，还剩下50万，不愿意将钱留在手里贬值的母亲希望购买商铺。2010年，父亲花了52万投资了花都区20年产权的16平米格子商铺。后来因开发商原因，格子商铺变“烂铺”，至今铺位无人租赁，业主多次与开发商打官司未果，投资失败。记忆里，母亲为与开发商打官司奔波了很长时间，我想他们当时内心一定也煎熬吧，但在我和弟弟面前都表现得很镇定，从来没有抱怨过。（图：2011年，我在高中宿舍楼里。）

2011年，广州开始实行积分落户制度。当时从化还未撤市改区，未被正式纳入广州市，考虑到退休后养老金的差别，父亲决定申请积分落户，将户口迁到广州白云区。为了拿到和本科学历一致的80分积分，父亲努力考取了高级技师证，成为广州第二批靠积分落户的人，全家人的户口都迁入了广州。（图：2011年春天的一个周末，父母亲和弟弟来从化看望我，我们一起去爬山。）

我小时候一直很喜欢画漫画。2011年夏天，我选了一家海珠区老广美对面的画室参加艺考前的集训，每天从早上8点半画到晚上11点，手上经常沾满了铅笔灰。临近考试时，经常画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可尽管如此，画画不精的我还是考砸了，铁了心想复读，最后在父母亲的劝说下，补录去了北京的一家普通本科学数码影像专业。高中的同学大部分都留在本地读大学，我是班里唯一一个被录到北京的。高三那年夏天，广州像往常一样炎热，我的内心煎熬又彷徨，不知前路在何方。图：2011年夏天，我（右一）和同学们在画室练习半开素描。

2012年8月底，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湖南和广东的我，坐了21个小时硬卧到达北京。北京在我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国庆节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心想终于可以看到小学语文课本里出现的景点了。那天我格外兴奋，父亲给我买了手机，但我还是在广场边电话亭用电话卡给高中的同学们打电话，只是为了让电话号码上显示010，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我现在天安门广场给你们打电话。（图：2012年国庆节，我拿着旗子在天安门广场。）

2013年暑假，一家人办好了港澳通行证去香港旅行，在湾仔码头坐渡轮后，我们在维多利亚港前合影。

2014年，母亲摇号摇中了车牌，家里买了第一台车。父亲开车载我们回了沅江的奶奶家，图为父亲和弟弟在奶奶家门口合影。

2016年6月，我从学校毕业，拿到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房租1500元，原计划在北京工作一年后，去别的城市看看，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适合居住的城市。没想到三年过去了，我依然还在北京。2017年的夏天是毕业三年来最有趣的时光，那时的工作比较轻松，下班后常去鼓楼一带的Live house听演出，偶尔也给乐队拍演出照，音乐可以让我短暂地抽离现实，享受片刻的愉悦。（图：2017年5月，喜欢上摇滚乐的我在音乐节当摄影师志愿者。）

自从2011年汽车用品店关掉之后，母亲在家做全职太太，全心照顾即将高考的我和弟弟，她给弟弟报了钢琴课，还购置了一台二手雅马哈的钢琴，监督弟弟练琴。虽然已经不用工作，但她偶尔会做针线活，给服装厂的衣服缝印花赚些零花钱。为了锻炼身体，母亲晚上会去广场跳舞，至今坚持了8年，舞蹈让她的生活更激情，前年还特地报舞蹈班学肚皮舞，偶尔会与舞友一起参加表演。（图：2018年国庆，我回广州看望父母，母亲和舞友们排练了一支舞在社区表演，我跟着去为她拍照。）

每年我们都会定期出去旅行，常去广东的海岛、港澳。2018年春节，我带着母亲去了越南旅行，那是我们第一次出国。（图：我与她在越南河内大教堂前的互拍。）

2018年国庆，一家人去东澳岛玩，我给父母亲拍下合影。

外公外婆去世前，每年过年一大家子都会在外婆家相聚。老人去世后，现在变成每年在大舅家聚餐，只是大家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再难像十几年前那样凑齐。父母这一辈的亲人里，只有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农村扎根大城市，年轻辈的表哥表姐，学习好的通过考大学改变命运，留在了大城市，学习差的高中毕业后去往深圳、广州打工，他们的孩子留在农村，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图：2019年，大年初二，与亲人们在大舅家门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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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掀起的南下打工潮，我的父母离开了故乡湖南沅江的一个小乡村去往广东。父亲做汽车维修师，母亲做理发师，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的他们凭借一技之长赚钱养家，成为南下打工潮的幸运儿，在城市扎下了根，也成为了家族中父辈里唯一彻底离开农村的人。（图：1990年冬，母亲在蓝田发屋门口，发型是大姨夫帮忙烫的丝丝头，模仿《星星知我心》电视剧里的古秋霞。）文/图拉

1989年，初中毕业后，母亲在大姨父家学了三年理发并顺利出师，在镇上开理发店，起名“蓝田发屋”，剪头发1元，烫头发4元。（图：1990年，母亲与两个徒弟在理发店里。）

先后有五位女徒弟跟着母亲一起学理发，她们年纪相仿，碰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为了让大家严谨地工作，白天母亲刻意板着脸，到了夜晚，她们常常一起约着去电影院看电影，也会坐成一排聊喜欢的男生。（图：1991年，理发店旁边开了一家照相馆，母亲（左一）带着徒弟们一起去拍照。）

1990年，父亲在同一条街上开了汽车维修店，离母亲的理发店特别近。母亲的徒弟瑶瑶是父亲的远房侄女，在她的介绍下，父母相识了，那年母亲20岁，父亲21岁。母亲身材匀称高挑，父亲为了追求她，常常带着瓜子、花生等零食去理发店洗头，还给她做饭。母亲欣赏父亲会修车的手艺，可以赚钱养家。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便相恋了，于1992年2月结了婚。图：1990年，父亲（左一）与他的三位徒弟，我的叔叔也是徒弟之一（右二）。

1991年订婚，爷爷家因建房子还欠着债，父母也没有积蓄。年轻的父亲不懂女生的心思，只买了2元的塑料合金材质的戒指和9元的毛拖鞋送给母亲，另外还有礼金1600元。结婚前，父母亲借了一笔钱坐船再转汽车去长沙，想置办席梦思床垫。到了才发现最流行的席梦思床垫要800元，已经超出了他们能承受的价格，最后放弃了。在长沙的街头，喜欢音乐的妈妈买了一把30元的红棉牌吉他作礼物，至今还保管得很好。（图：1992年，父母的结婚照。）

新婚的喜悦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父亲在修车时因徒弟的操作失误，被车意外压到了腰，受伤严重，暂时无法做维修的工作。他为了养家糊口在调养身体的一年间卖过玻璃，养过一种名叫“美国皇鸽”的鸽子，开货车拉鱼去省内各地卖……此时的深圳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十余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繁华的都市。港资企业纷纷入驻，工厂一座座开起来。南下打工潮的兴起，涌入天南海北的农村青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在深圳的另一边，湖南的县城信息依然封闭，没有熟人不敢轻易外出打工。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在已去深圳打拼的徒弟瑶瑶的劝说下，决定南下深圳打工挣钱。（图：90年代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图片来源：东方IC。）

第一次离开湖南，母亲激动又兴奋，她托人买到了去深圳的无座火车票。那时南下打工的青年数不胜数，火车站台挤满了人，瘦弱的母亲在汽笛声响，火车马上要启动时被乘务员强推进了车门。为了让大家能挤上火车，乘务员甚至会用鞭子把乘客抽上车，车门外散落下几十双各式的鞋子。我问母亲害怕吗，母亲说“那时外面的世界的吸引力早已盖过了害怕”。（图：90年代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图片来源：东方IC。）

母亲来到罗湖区一家理发店做理发师。深圳的高楼大厦，各式的霓虹灯广告牌，穿着时尚的人们，耳边传来的香港话……都市气息扑面而来。母亲每月有300块的工资，有些客人有包红包给小费的习惯，偶尔能收到五块十块，甚至曾经碰到老乡给过50元的红包，被母亲拒收了。（图：1994年，母亲在罗湖做理发师。）

在罗湖的理发店，母亲和同事的合影。

母亲来深三个月后，镇上继续开维修店的父亲不希望继续分居两地，写信说服母亲回了湖南。1995年的春天，我躲在母亲的肚子里迟迟不愿意出来，超了预产期两个星期后才出生，村医赶来奶奶家里为母亲接生。没过多久，母亲带着我在奶奶家的村子上开理发店，父亲依旧在镇上开维修店。（图：喜爱摄影的舅舅在外婆家门前拍下两岁的我。）

1996年过完年，为了挣钱，父母亲带了7000元一起去广州闯荡，断了奶的我在那一年成为了留守儿童。父亲在老乡的介绍下，在广州郊区的一家石厂里修货车，母亲来到佛山投靠闺蜜，却在找工作时屡次碰壁，迫于无奈，又辗转去了深圳的理发店。（图：1997年2月，父母亲在深圳罗湖口岸合影。罗湖口岸被称为深港之间的“第一口岸”，也是现在深港6个口岸中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口岸。）

父母亲在深圳国贸大厦里合影留念。深圳国贸大厦在1985年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成，150米的高度使它在10年时间里占据着全国第一高楼的桂冠，“三天一层楼”也成为 “深圳速度”的象征。

1997年，母亲得了肠炎回到奶奶家调养身体，一边照顾我一边在村里开理发店，父亲继续在广州石厂修车。石厂里的环境恶劣，到处都是扬尘，父亲辛苦工作可以拿到1200元一个月的薪水，但私营石厂老板只在年底结一次钱，如果家里有事才可以申请提前领工资。印象中，父亲的指甲边缘常年有一圈黑色的印记，看起来有些脏，那是每天修车留下的污垢。那时，电话还没开始普及，分居两地期间，父母亲常常写信交流。（图：1997年年底，父亲回到家中与母亲团聚，我们一家三口在外婆家门前拍合照。）

1998年，3岁半的我第一次被母亲带去了广州，经过了前几年的奔波变动，父母亲终于在广州白云区团圆，过上了相对平稳的生活。母亲开了一家理发店——大众发屋，洗一次头5元，洗剪吹12至15元，租金400元一个月，除去房租、水电，每个月可以挣500至800元。为了省钱，母亲每天只带12元去买菜。90年代，所有的外来务工人员都要求办理暂住证，有了暂住证才可以合法居住。有一回，刚从湖南来的两位女徒弟没有办暂住证被带去了派出所。办暂住证费用是180元，母亲替她们交了400元罚款，并补办好了暂住证。（图：1998，母亲在理发店里。）

父亲在母亲的劝说下，离开了工资不太稳定的石厂，进入一家物流公司修车，每个月1500元工资，有五险一金，这在当时已经是不错的收入。我则被送到附近的幼儿园念书，也在那里学会了粤语。直到这一年，父母攒下了3.8万的积蓄，那时他们从未想过要留在广州，每年过年会把挣到的钱带回老家。（图：2000年，我在理发店亲吻母亲。理发店里人来人往，有时候我会在母亲给客人理发时，抱住她的腿撒娇，她只好一边安慰我，一边继续工作。）

2000年，母亲再次怀孕，那一年我5岁，还没达到广州规定的小学入学的年龄，母亲在怀孕后也无法分身照顾我，不久，我被送回了沅江的奶奶家。（图：2000年，母亲在水荫路一家影楼补拍婚纱照。弟弟还在母亲肚子时，叔叔买婚戒抽奖中了免费婚纱照拍摄，这个福利转送给了父亲。92年父母亲结婚时只简单拍了黑白结婚证件照，这次幸运地补拍了婚纱照。影楼位于广州当时的繁华地带水荫路，规模挺大，看着婚纱店面豪华的装修，母亲有些紧张，工作时习惯于帮别人变美的她，第一次正式化妆，化了将近两个小时。）

那年冬天，弟弟出生了，亲戚朋友们都来看望母亲（前排右一）和弟弟，在理发店后面所住的屋瓦旁，拍下了这张合影。

2001年春节，三代人在外婆家拍下大合影，外婆家是大家庭，母亲有6个兄弟姐妹，每年春节大家都会相聚在一起吃饭，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其乐融融。母亲排行老五，她总说自己是兄弟姐妹里最幸福的，因为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全都有。一排左四是我，后排右三、四是父母亲。

在家乡，我5岁半便开始入读村小学一年级，那时每天需要步行半小时去学校。学校十分破旧，操场和教室都是泥巴地，整个一年级只有14个人。一年后，学校因学生人数太少，决定取消二年级，父母只好又接我回广州上学。再后来，这所小小的学校变成了私人养猪场。图：2001年的春天，村小的春游，我（左一）与同学们在草地上合影留念。风和日丽的早晨，班长挥着旗子，老师带领我们徒步走了许久，直到眼前出现一整片绿油油的草地，大家一起坐着吃零食、玩游戏。

回广州念书后，由于外地户口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要另外交赞助费且就读人数有限，我只好在离家6公里的私立小学就读。考虑到三年级马上就要学英语，父亲想解决户口问题，让我能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萌生出了买房子的想法。2002年，父亲升职当上维修部主管，月薪涨到2000多元。那几年房价持续低迷，在广州有些楼盘买房送户口，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四处看房。在白云区相对偏僻的地方有1400元一平米的特价房，还能上户口。父亲咬牙买下一套65平米楼梯房，卧室朝马路，全款支付了9.1万，当时市区的房价是3000多一平米。买完房子，还向亲戚们借了2万用于装修。（图：2002年，父亲所在的物流公司购入办公电脑，父亲坐在电脑前观看屏幕。）

2002年，搬到新家后，我背着弟弟在小区玩耍。

原以为买完这套房全家人的户口都能迁到广州，结果在上户口时了解到，80平米可以入两个户，60平米只能入一个户。那时候信息不发达，只受过初中教育的父母亲也没在买房时仔细了解清楚，考虑到我已经开始交赞助费念书，父亲便将唯一的户口给了弟弟。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恍然知道唯一的户口应该给父亲，因为父亲入户后子女和妻子可以随迁。这个关于户口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家庭的命运，后来的十年间，为了户口，父母亲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图：2002年六一儿童节，两岁半地弟弟（左二）参加幼儿园表演，母亲去看他跳舞，表演的过程中忽然看不到妈妈，急得快哭了。

2003年，母亲33岁了，她关了理发店，开始转行在广从公路边开汽车用品店，相比当理发师，开汽车用品店获利的持续性更长久，体力也消耗少。此后的九年，她都在店里当老板娘，也拥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我跟弟弟。（图：2003年，我与弟弟在汽车用品店门口。）

2004年暑假，我与弟弟在深圳明思克航母前的合影。明思克航母是前苏联退役航空母舰，在2000年改造成军事主题乐园供游人参观，直到2016年2月份停止营业，16年来，它已经成为了很多深圳人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5年，我与母亲、表哥在汽车用品店门前合影。

2006年，我与弟弟在汽车用品店门前合影。

从2003年开始，母亲连续订了十年广州日报，父母亲每天都看报纸，从里面获取了不少有效的信息，有时母亲还会将报纸上重要信息剪下来保留。2006年，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标题为“会挣钱的房子”的房产投资信息，里面写关于天河区公寓的投资，母亲留了心眼。那几年，母亲明显感觉到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她觉得我们一家从农村出来的，在外打工收入不稳定。希望通过投资，保住现有的积蓄并让钱流动起来，让钱生钱。（图：2006年，一家人去白云区的楼盘岭南新世界玩，顺便也去看房。当时岭南新世界的房子均价5000元左右，如今已经上涨到4万元。）

通过报纸上的信息，母亲看好珠江新城CBD地区的规划，投资了一个靠近琶洲国际会展中心附近40余平的公寓，9000元一平米，全款40多万。那时候父母亲的消费观非常保守，银行借贷也远不如今天普遍，这套房子向银行贷款20余万，母亲直言，“有点怕”。买了这套房子后，陆续租给过几名外国人，靠租金还每月的贷款，3年后，60余万转手卖出。（图：2006年投资购买的公寓。）

小时候，父母亲常常忙于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照看我们，常常是由我来照顾弟弟。2007年后，汽车用品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家里的收入逐渐增加，母亲渐渐地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开始研究烹饪，给我和弟弟做各式菜色，偶尔也会带我们去市儿童公园游玩，去白云山爬山等等，还给我报了外语培训班。（图：暑假，我们一家和远房亲戚们去广州花都区的度假村游玩，我和弟弟在度假村的游乐场里骑旋转木马。）

2008年，弟弟8岁生日，请同学来家里吃蛋糕庆生。

2009年我即将参加中考，外地户口考生必须在广东念三年的书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考虑到两地教学的差异，父母不愿意再让我回家念高中。当时广州周边只剩下从化市还有买房送户口的楼盘，从化市因距离广州市中心较远，楼市并不火热，新开盘的配套齐全的小区只要4000元一平米，可以上两个户口。父母看上了一套首付7万，贷款32万的房子。为解燃眉之急，父母亲决定卖掉公寓后，赶在5月份中考前买下这套房，让父亲和我拿到从化市的户口。（图：2009年，我在家里学习。）

卖掉公寓的房子付了新房子首付后，还剩下50万，不愿意将钱留在手里贬值的母亲希望购买商铺。2010年，父亲花了52万投资了花都区20年产权的16平米格子商铺。后来因开发商原因，格子商铺变“烂铺”，至今铺位无人租赁，业主多次与开发商打官司未果，投资失败。记忆里，母亲为与开发商打官司奔波了很长时间，我想他们当时内心一定也煎熬吧，但在我和弟弟面前都表现得很镇定，从来没有抱怨过。（图：2011年，我在高中宿舍楼里。）

2011年，广州开始实行积分落户制度。当时从化还未撤市改区，未被正式纳入广州市，考虑到退休后养老金的差别，父亲决定申请积分落户，将户口迁到广州白云区。为了拿到和本科学历一致的80分积分，父亲努力考取了高级技师证，成为广州第二批靠积分落户的人，全家人的户口都迁入了广州。（图：2011年春天的一个周末，父母亲和弟弟来从化看望我，我们一起去爬山。）

我小时候一直很喜欢画漫画。2011年夏天，我选了一家海珠区老广美对面的画室参加艺考前的集训，每天从早上8点半画到晚上11点，手上经常沾满了铅笔灰。临近考试时，经常画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可尽管如此，画画不精的我还是考砸了，铁了心想复读，最后在父母亲的劝说下，补录去了北京的一家普通本科学数码影像专业。高中的同学大部分都留在本地读大学，我是班里唯一一个被录到北京的。高三那年夏天，广州像往常一样炎热，我的内心煎熬又彷徨，不知前路在何方。图：2011年夏天，我（右一）和同学们在画室练习半开素描。

2012年8月底，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湖南和广东的我，坐了21个小时硬卧到达北京。北京在我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国庆节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心想终于可以看到小学语文课本里出现的景点了。那天我格外兴奋，父亲给我买了手机，但我还是在广场边电话亭用电话卡给高中的同学们打电话，只是为了让电话号码上显示010，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我现在天安门广场给你们打电话。（图：2012年国庆节，我拿着旗子在天安门广场。）

2013年暑假，一家人办好了港澳通行证去香港旅行，在湾仔码头坐渡轮后，我们在维多利亚港前合影。

2014年，母亲摇号摇中了车牌，家里买了第一台车。父亲开车载我们回了沅江的奶奶家，图为父亲和弟弟在奶奶家门口合影。

2016年6月，我从学校毕业，拿到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房租1500元，原计划在北京工作一年后，去别的城市看看，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适合居住的城市。没想到三年过去了，我依然还在北京。2017年的夏天是毕业三年来最有趣的时光，那时的工作比较轻松，下班后常去鼓楼一带的Live house听演出，偶尔也给乐队拍演出照，音乐可以让我短暂地抽离现实，享受片刻的愉悦。（图：2017年5月，喜欢上摇滚乐的我在音乐节当摄影师志愿者。）

自从2011年汽车用品店关掉之后，母亲在家做全职太太，全心照顾即将高考的我和弟弟，她给弟弟报了钢琴课，还购置了一台二手雅马哈的钢琴，监督弟弟练琴。虽然已经不用工作，但她偶尔会做针线活，给服装厂的衣服缝印花赚些零花钱。为了锻炼身体，母亲晚上会去广场跳舞，至今坚持了8年，舞蹈让她的生活更激情，前年还特地报舞蹈班学肚皮舞，偶尔会与舞友一起参加表演。（图：2018年国庆，我回广州看望父母，母亲和舞友们排练了一支舞在社区表演，我跟着去为她拍照。）

每年我们都会定期出去旅行，常去广东的海岛、港澳。2018年春节，我带着母亲去了越南旅行，那是我们第一次出国。（图：我与她在越南河内大教堂前的互拍。）

2018年国庆，一家人去东澳岛玩，我给父母亲拍下合影。

外公外婆去世前，每年过年一大家子都会在外婆家相聚。老人去世后，现在变成每年在大舅家聚餐，只是大家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再难像十几年前那样凑齐。父母这一辈的亲人里，只有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农村扎根大城市，年轻辈的表哥表姐，学习好的通过考大学改变命运，留在了大城市，学习差的高中毕业后去往深圳、广州打工，他们的孩子留在农村，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图：2019年，大年初二，与亲人们在大舅家门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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