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和小学生该去哪上学（从泉护村初小到咸中）

感悟人生——古稀之年的记忆

作者：孙登高

谨以此书集敬献给呕心沥血生我养我的父母亲，敬献给曾经养育我成长的所有亲人以及在危难之际帮助过我的同学、同事，朋友和村邻。我只是以自传的形式尽量准确贴切地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用理性思维的解剖刀无情的解剖自己。因为有太多的遗憾和愧疚，为了求真求实，哪怕把自己解剖得体无完肤也在所不惜。我期望给自己以中肯的评价而不是文过饰非，也期望在有生之年给逝去乃至熟知我的人以客观公正的交代。更期望给后人谱写新篇章时以警示和启迪，期望《感悟人生》成为我人生的一面镜子。

第三章 求学之路

（一）

1954年父母亲送我到村南的泉护村初小接受启蒙教育。这是一个由旧寺院（皇姑寺)改建的村办小学，学校只有三四个老师，四个年级三个班（二、三年级为复式班）总共一百多学生。

丰良村学校 毕新升摄

我由于体弱多病，身材瘦小，家人疼爱,上学比较晚.但是我却记忆力强，悟性好，有上学的天赋，课本的内容满足不了我求知的欲望.老师教前面的我急着看后面的，只是半学期，课本就可以倒背如流。而我的课本也揉的像牛肉,丢的不知去向.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校长和班主任在各种场合表扬我。加之那时爷爷在柳枝镇邮政所工作，给我订了《小朋友》《红领巾》《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杂志和《中国少年报》。对于这些儿童读物我爱不释手，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幼小的心灵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到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牙痛时间过长，根管发炎，腮部脓肿。那时村里的医务条件很差，父亲带我到五六里远的南关村请当地的土外科医生诊治。那时的土医生对脓肿的原因连想也不想，就习惯性的用手术刀将化脓的伤口切开，把骨头刮干净，然后上药。过了几天伤口愈合后里面又化脓。这医生说是可能伤口没处理干净，又重新开刀手术。这样重复了几次却说什么也治不好。

那时家里经济十分困难，父亲只好把家里养的一头才长了五十多斤重的猪卖了，带我到西安去看病。

父亲带我到西安西北医学院附属二院，那时西安的街道和现在的县城差不多。我们在离医院不远的小巷，现在的北新街的一个小旅社住下。第二天天不明父亲就去医院排队挂号，让我在旅社等他。天亮后没等父亲回来我就去医院。这时父亲已挂好号，领我到外科室就诊。医生一看就说，这是牙根的病，让转到口腔科去。口腔科医生询问情况后说你这是牙上的病，把病牙拔掉，伤口自然就没事儿了，咋能让土医生那么胡整治，让娃受那么多疼啊！第二天医生给我拔了牙。只几天伤口就长好了。这件事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已改建为“汾阳书院”的白家河小学 郭军旗供

1958年是我国实行公社化和大跃进的一年。到处都是土高炉，到处都在炼钢铁。我们小学生也被老师领着到距家十多里远的罗纹河去淘铁沙。深秋时节，河水很冰，我们小孩子却毫不在意，不管能淘到多少铁沙，玩的开心就高兴。晚上睡在白家河村学校的教室里，在油灯下唱歌、跳舞，虽不在家人身边，却有着难得的乐趣。

这一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队到泉护村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当时考古队的老师和大学生就住在我们村，我家里也住着大学生。这期间我首次近距离的接触了国家最高学府文化人的工作和生活。他们非常平易近人，晚上帮我们剥玉米、拉家常，指导我学习，给我们小孩讲故事、教唱歌。不上学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也结伴到发掘现场给他们帮忙。每逢周一晚上他们就点亮汽灯，在我们的教室（原来寺院的大殿)举办联欢晚会。他们唱歌、跳舞拉洋片、说山东快书。每次我和小伙伴都不知疲倦坚持看完最后一个节目。从那时起我就暗暗在心里把上北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59年北大考古队在泉护村遗址合影 自北大古博院

1960年我的叔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而我却因为文革取消高考失去了为之一搏的机会。

（二）

1959年秋季我初小毕业，到华县柳枝公社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柳枝小学就读高小。那时农村刚刚经历了公社化后的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吃食堂饭的制度。由于没有经验，加之有些人为的浪费，到五九年春不少生产队的食堂到了青黄不接，揭不开锅的地步。

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记忆最深的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不去上学，就和大人在村里等食堂开饭。因为上学时在学校食堂吃饭，这天才亲身感受到生产队缺粮的艰难。恰巧这天生产队食堂实在没有一点米面。干部着急地转来转去，因为上面有指示：再困难也不能饿死一个人，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后来由大队包队干部出面，从邻村买来了两麻袋萝卜切成块，清水一煮，每人一勺就算是早饭。当时大家都没有吃饱。后来有人说华阴县夫水镇的食堂卖搅团（就是玉米面糊糊)，生产队长周德成虽不识字，但是老党员，不能眼看着大家饿肚子，就领着全队老小结伙到十里外的夫水镇街道吃搅团。

到了食堂前已是午后一两点钟，等着吃饭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弯来弯去，黑压压的一片。食堂关着门，说是每人只准买一碗。进去一批坐满关门，吃完后从后门出去，再打开前门放进第二批人。虽然大家都没有吃饱，但却很少有怨言。因为干部带着大家，谁也不能多吃多占 ，虽然困难但很公平。到后来越是临近麦收时节越是困难。实在没啥吃了，不知是谁发明的，说是玉米叶玉米芯可以弄淀粉。队长又带着大家弄淀粉，吃淀粉包子，淀粉窝窝头。后来又有人说柿子叶洗洗可以做神仙凉粉，榆树皮的内皮磨成面可以擀面吃，人们又效仿着去做。还有几次夜深人静时，队长领着全队的群众（每户一人）到村北十多里远的毕家村苜蓿地里偷苜蓿。在这困难的时刻人们想尽了办法，总算度过了饥荒。

柳枝丰良村 刘焕民摄

1959年秋，我升入高小到离村一里远的柳枝小学上学，即使在那困难的岁月我喜欢看书的爱好一点没有减少，不管是文学、历史还是天文地理科技方面的，不管见到什么书我都爱不释手。那时候上面提出”低标准、瓜菜代、劳逸结合”的口号，有一段时间学校为减少学生身体能量的消耗，只上主课，不上操，不上体育和唱歌课。即使那么困难，我也没有放弃孜孜以求的学业。高小两年我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林海雪原》《红旗谱》，《烈火金刚》，《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文艺作品和许多历史、人文方面的书，为我以后的学习深造打下了基础。

1961年秋，我高小毕业考入十华里外的莲花寺初级中学，这是一所新建刚一年学校，校舍建在莲花寺党家河村西的乱石滩上，没有围墙，只有两排教室、两排学生宿舍和一排教师宿舍。

莲花寺初级（八一）中学校门 刘焕民摄

我们这个年级共两个班，我被分在一班。因为家境贫寒，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上不起灶，只能三天一趟回家背馍。大多背的是玉米面馍或者玉米糁窝窝头，麦收后一段时间也拿麦面馍。村里人说这是跟着碌碡过个年。天热时馍霉的长毛(害怕别人偷吃放在箱子里)，冬天馍冻成冰，冰茬硬的像块砖头，有时也夹带着拿几个萝卜，生着吃。每次回家大人心疼我，专门给我做碗面条，碗里放点油葱花，这就是逢年过节的待遇了。家里人生活更差，父辈们在家吃的是玉米皮窝窝头，淀粉窝窝头，玉米糁稀饭或杂粮糊糊。

我知道大人在家的艰难，在学校尽量省着吃。记得有几次下了晚自习，老师督促我们到宿舍睡觉。那时老师很负责任，一直眼看着同学们脱衣睡下，熄灭油灯后还在宿舍外面转，生怕发生意外。可是饿着肚子的我们怎么也睡不着。老师在宿舍前面的院子转，我们几个偷偷起来从宿舍后窗翻出去（宿舍后面没有围墙，就是生产队的地)遛到几里远的高家河村西头的菜地里偷偷拔几个萝卜分着吃。这样每次背的干粮就能吃的时间长一点，减轻家里的负担。

记得有一次是星期三下午，是回家揹干粮的日子。因为我拿的吃的没有吃完，但又不够后三天吃，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想了想，就在同班同学秦叶路（他家在小夫峪口)的引领下到小夫峪口的山坡上去挖瓦核桃（一种长着大蒜一样块根的野生植物)。用了半下午时间，我们挖了半书包瓦核桃如获至宝。回到学校借了个大搪瓷缸子煮着吃，如此与节余的干粮合着，这后半周的三天吃饭问题也就解决了。就这一点小事我偷着高兴了几天，觉得自己也能为大人减轻负担了。

到了62年的二、三月份，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病重的母亲只好把她为我将来娶媳妇准备的几条被面、一条线毯子和一些旧衣服收拾到一块，让父亲拿着去山里换一点吃的。那时候山沟里人口稀少，又能开点荒，种点包谷，生活相对好过一点。但他们山里种不成棉花，缺衣少穿。父亲拿着这些衣物从沟峪进山，步行几十里，翻过沟峪岭，再转到小夫峪，跑了两天才换回来一点玉米，苦荞、洋芋。全家人总算有望度过麦收前青黄不接的难关。

异常的艰难困苦我虽亲身感受，却因不当家和涉世浅而没感到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害怕。现在回想起来，家里大人是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和艰难困苦的磨难。

初中三年，我以卧薪尝胆的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矛，无论是全校性的数学竞赛、语文竞赛我都稳拿第一。我的“怎样学习语文”的经验交流发言，被学校推荐到全校各年级交流，并在《新少年报》刊登。在学业上我是佼佼者，我瞧不起那些生活条件优越却不好好学习的人。大概从那时起，贫穷和好胜造就了我的清高和对权贵横眉冷对的逆反心理，但却不明白这将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致命弱点。

莲花寺中学毕业时的毕业证

1963年学校首次在优秀学生中发展共青团员。我不容置疑的被列入发展对象，并且在全校首批十多名发展对象中，我是被排在前几名的。老师动员我写申请，校团支部(教工支部)讨论一致通过，但结果却是意外的没有被批准。

（三）

1964年秋季我信心满满的通过中考，在全县高中只录三个班，咸林中学录两个班的激烈竞争中被录入号称“陕东学府”的省属重点咸林中学。当时咸林中学名气很高，校长赵玉玑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获得了周总理亲自签名的奖牌。因此能考入咸中是很荣耀，很有面子的事。但于我而言，家境愈益拮据和唯出身论的无形压迫，使我并没有多少欢乐和喜悦。

周总理签发给咸中的奖牌 孙守让供

那时母亲的肺结核病因无力救治已到晚期，病灶由肺部扩散，咳嗽、气喘，右后背部肿起了核桃大的肿块，并化脓。没钱住院只能请土医生在家里做手术。切开肿块流出的脓血有大半碗，医生说是肺部已部分坏死化脓。就这样，因为没有钱也只能在家，吃点药硬挺着。爷爷年已花甲，身体也不好，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上长疮，做了几次切除却未能根治。我们兄妹四人又都在上学，叔父大学还没有毕业。如此重负，加上刚刚度过几年的困难时期，父亲已经是心力交瘁。

我在学校申请了贫寒生，享受每月四元钱的助学金。除了每月两元钱的米汤灶费，自己零花钱留下五角钱，剩下的一元多钱，回家时就塞到母亲手里，让母亲买点药。为此母亲多次推来让去，这些都使我自尊心很强的性格更加内向。

在苦难面前我的学习劲头却异乎寻常的高。我要与命运抗争。课堂知识我基本上都能当堂消化，除去完成作业和预习新课，其余的时间我大都是在学校阅览室，像海绵一样吮吸着各方面的知识。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时候没有电视，报纸上有党和政府发的公告。但许多埋头课本的同学或是无暇顾及，或是缺乏兴趣，突然面对语文考试时的作文题《欢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时难以下笔。而我平时就关注新闻，关心政治。自然就能联系赫鲁晓夫的下台，自力更生政策的胜利以及国际风云的变化，写出了“让帝修反在我国原子弹爆炸声中发抖吧”为主题的抒情散文。我的这篇作文被推荐在学校的板报上刊登，在县广播站播出。这是我考入高中后自认为干的首件有影响的事。于是我学得更加主动，吸收更多的课外知识。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没有烦恼，没有苦闷，尽情的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

1965年5月我作为升入高中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加入了共青团。当时入团的郑国柱，杨万肖和我三个人中两名都是贫农出身，唯有我出身中农，社会关系又比较复杂。稍稍的进步促使我更加如饥似渴的学习，同时也预感到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的来临。

图文来源：作者供稿《感悟人生》

原文作者：孙登高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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