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蠲戏斋诗话：马一浮:蠲戏斋诗话

马一浮

马一浮书法

诗以道志，志之所之者，感也。自感为体，感人为用。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迹为史，感之所由兴也；情性之本为玄，感之所由正也。史者，事之著；玄者，理之微。善于史者，未必穷于玄；游乎玄者，未必博于史。兼之者，其圣乎！史以通讽喻，玄以极幽深。凡涉乎境者，皆谓之史。山川、草木、风土、气候之应，皆达于政事而不滞于迹，斯谓能史矣。造乎智者，皆谓之玄。死生、变化、惨舒、哀乐之形，皆融乎空有而不流于诞，斯谓能玄矣。事有远近，言有粗妙。是故雅郑别，正变异，可以兴、观、群、怨，必止于无邪。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指远，其辞文。故通乎《易》而后可与言博喻，为能极其深也；通乎《春秋》而后可与言美刺，为能洞其几也；通乎《诗》而后可与行礼乐，为能尽其神也。有物我之见存，则睽矣。心与理一而后大，境与智冥而后妙。故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春秋之世，朝聘燕食皆用歌诗，以微言相感；天竺浮屠之俗，宾主相见，说偈赞颂，犹有诗教之遗。中土自汉魏以来，德衰政失，郊庙乐章不复可观。于是诗人多穷而在下，往往羁旅忧伤，行吟山泽，哀时念乱之音纷纷乎盈耳。或独谣孤叹，蝉蜕尘埃之外，自适其适。上不可说，下不可教，而诗之用微矣。体制声律亦屡变而益繁，其味浸薄。然而一代之中，作者犹时时间出，虽辞不逮古，情志发乎中者，不可绝也。

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

诗者，志也。志能相通，则无不喻。但用事须有来历，体格气韵亦别有工夫，此则非学之深且久，未易骤悟。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不坏也。

诗以道志，亦是胸襟自然流出，然不究古今流变，亦难为工。须是气格超、韵味胜，方足名家。

诗以道志，须“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方是好诗，不可强也。

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备，乃足名诗。古来诗人具此者亦不多，盖诗之外大有事在。无一字无来历，亦非畜养厚，自然流出，不能到此境界，非可强为也。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便自命诗人，此实恶道。

诗教甚大，而世之名为诗人者，其诗则小。果能闻道，虽不能诗，何损；诗虽工，而无当于性情之正，何益？汉魏以降，诗人多如牛毛，语其至者，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吾夙昔耽诗，每恨其多，不可胜读，然粗知其利弊，为之而不谬于古人，不溺于流俗，非用力十余年，殆未易语。但非谓诗不可学，亦弗谓可不学也。性之所近，以余力求之可耳，勿以是自喜也。

诗以感为体，必有真情实感，然后下笔，诗味自有不同。自古以来，历代诗人多如牛毛。然真正到家，一代不过数人；精心之作，一人不过数篇。诗学甚大，不仅文词雕琢。学诗得其门径，亦须十年功夫。若言诗学精微，则是终身之事。

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于德焉。

诗是声教之大用。“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一切言语音声总为声教。以语言三昧，显同体大悲。圣人说诗教时，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自然是实智。来问（坊间？）误以诗为多闻之学，只据“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一语断之，乃与上所引“颂诗三百”，“人而不为《周南》、《召南》”“诗之失愚”等语无涉矣。当知从初发心至究竟位，皆是诗，不得但以加行方便为说。“失之愚”者，愚相粗细煞有差别，略以爱见大悲及所知愚当之。一品无明未断，皆于诗非究竟也。有意要排奡，即非佳诗。诗亦煞费工夫，到纯熟时自然合辙，勉强安排不得。

一切吟咏语言，虽有精粗、美恶、浅深之不同，何莫非诗，不必限于三百篇也。即如孺子“沧浪之歌”，信口而出，圣人闻之，则声入心通，发为“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义，岂非诗教？顾沧浪之歌又何尝在三百篇之内耶？

诗乐微妙，非时人言艺术者所几。

脱俗须具悟门，诗中实有三昧。古来达道者多从这里过，然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直须自悟始得。吾言亦犹谷响泉声耳。

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诗，格律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

诗固是人人性中本具之物，特缘感而发，随其所感之深浅而为之粗妙，虽里巷讴吟出于天机，亦尽有得《风》、《雅》之遗意者，又何人不可学耶？笔下不必有诗，胸中不可无诗。至格律藻采，则非学不可耳。

咏史诗须有寄托，意在陈古刺今，方见诗人之志。古人于此等题皆不苟作，非徒叙事而已，此不可与述德诗并论。

凡诗皆不可作道理会，却不妨全体是道理，如此乃为知言。

诗亦人人性分中所有，唯须学而后成。“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即比兴之旨。诗贵神解，亦非自悟不可。五言先从《选》体入，以治经之余力为之，亦涵养性情之一助也。

严沧浪以禅喻诗，独尚神韵，譬之羚羊挂角，香象渡河。

诗能感发情性，植养伦理。

夫诗，不以辞害志。

洪巢林先生来书有：“日日忧旱，得雨而喜”语，因云：此是诗人本怀，固知忧喜雨旸本非二物，此余所谓诗以感为体也。人心有私系则失于感通，若虚中廓然，何所不格，雨旸寒暑即是变化云为，在《易》谓之贞，在禅谓之普。故曰“天下何思何虑”，言无私也。异由计（私？）起，涂虑万殊；贞乃本然，归致冥一。能会此，则即诗见道，体物不遗，然后物我顿忘，言象可泯，何事区区与古人较短长乎。

扬子云谓：读赋千篇，自然能赋。杜子美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皆甘苦自得之言。要之，诗之外必有事焉，而能一切发于诗，诗始可传。吾有旧句云：“自古言皆寄，从心法始生。”悟此，则学诗与学道一矣。

古人说诗，各有其得力处。温柔敦厚之旨，当反之自心，看能体会到甚处。若有一毫刚忿，则遇物扞格，去诗教远矣。

凡说诗，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足可忘疾。

欲明诗之正、变，须略明依、正二报之义。“正”是能依为身，“依”是所依为土。身业之染静，即为报土之胜劣。诗人之美刺，依于国政之得失以著其法戒。“正”为有道而兴，即报土之胜也。“变”因失道而作，即报土之劣也。《诗谱序》所谓“凶吉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者，是诗之功用在美教化、移风俗，是教人修其正报也。世有治乱，诗有正变，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

“不学《诗》，无以言”，诗教亦是开权显实，若是灵利汉，举起便悟，不为分外。不可以谛言语目之。

胸中着得几首好诗，亦可拔除俗病。

诗人闻道者固不多。就诗而论，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而已。亦非是教人不学诗，但古之为诗其义大，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或问王辅嗣《易》以何为体，答曰“以感为体”。余谓辅嗣此言未尽其蕴，感者，《易》之用耳。以感为体者，其惟诗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即感也。感之浅者其言粗近，感之深者其言精至。情感所发为好恶，好恶得其正，即礼义也。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孔子说《诗》之言也。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仁，人心也。仁为心之全德，礼乐为心之合德，礼乐由人心生，是以《诗》之义通于礼乐。程子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故《易》为礼乐之源，而《诗》则礼乐之流，是以《诗》之义通于《易》。政事之得失寓焉，是以通于《书》。民志之向背见焉，是以通于《春秋》。六艺之旨，《诗》实核之，诗教之义大矣哉！《三百篇》以降，代有作者。后之选者识不及此，各以己见为去取，或求备乎体制，或取盈寓篇章，博而寡要，于义无当也。吾尝欲综历代诗总别诸集及论诗、评诗诸作，博观而约取，删繁而撷要。其世则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其体则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其义则风雅正变，足以考见一代民志之所向，国政之所由，世运之升降污隆皆系于是。好恶不失其正者，大抵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体不求备，惟其人，所以昭其志也；断代著录，所以著其事也。详其来历，通其旨意，以便教学。善读者潜心以求之，庶几继轨《三百篇》而六艺之旨可以概见。以是为教，其必有感发兴起者矣。

《诗大序》及郑康成《诗谱序》两文，说诗之义尽之矣。

音律亦须学，多读自然见得。至于白话之漫无音节者，则终不能成立。西洋诗亦有抑扬高下音韵，而十四行诗格律谨严，亦岂漫无准则耶？

昨说一切法界皆入于诗，恐学人难会此旨，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诗通于政事，故可统《书》；以声教感人，故可统《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可统《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故可统《易》。子夏《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依风俗。”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明人事之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二说不别，故可统《春秋》。“《诗》亡而后《春秋》作，则知《春秋》之用即《诗》之用，拨乱反正之心即移风易俗之心也。如是广说，不可终穷。比及证悟，则皆剩语也。”

昔人评钟元常书，谓其“沉着痛快”。推而言之，作诗亦须沉着痛快，说话作事亦须沉着痛快。忠信笃敬，谈何容易。笃实便是沉着，反之则是不诚。

先儒谓《乐》亡而后乐教皆寓于诗。古人之诗皆可歌咏，被之管弦，即是乐教。故春秋之世，聘使往还，酬酢交际，皆有歌诗，后世酬唱即其遗风。

诗不仅尚其辞而已，诗之外大有事在。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只是胸襟太小。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浅，古人所见者大，今人所见者小，故判然是两个天地，不能相比。如果自己之所感与古人同其深远，自己之所见与古人同其真切，则发而为诗，自然亦可上追古人，但却非易事耳。诗教之义甚大，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语此。但学者若能常常体会此理，则胸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久而久之，不知不觉间，气质自然变化了。故诗可以陶冶性情。

作诗是游于艺的事，但必须先志于道、依于仁，然后可。诗人所见者大，则其所言者远；其所积者深，则其所发者厚。不假安排，不事穷索，信手拈来，全是妙用。故曰：作诗须通身是手眼始得。有人问古德，狮子搏兔用全力，是个什么力？答：不欺之力。此虽说禅，亦可论诗。不欺便是诚，不诚则无物。狮子搏兔是用全身气力，故作诗须将整个学问运用在里面，所谓通身是手眼是也。善为诗者，言近而指远，称名小而取类大。心量通乎天地，然后可以动天地；至情通于鬼神，然后可以感鬼神也。

古者朝聘往来，赋诗见志，以微言相感。微者，隐也，不必明言，贵在暗示。实则一切言语属于诗，真有至诚恻怛之怀，发之于言，自是感人。慈母之爱子，不学而能歌，赤子之于母，闻声而相喻，几以真情感通之故。

大抵境则为史，智必诣玄，史以陈风俗，玄则极情性。原乎《庄》、《骚》，极于李杜，建安史骨，陶谢玄宗，杜则史而未玄，李则玄而不圣。挈八代之长，尽三唐之变，咸不出此，兼之者上也。自有义学、禅学，而玄风弥畅，文采虽没，而理却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后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若夫摆脱凡近，直凑单微，随举陈言，皆成新意，累句芜音，自然廓落。但取自适而无近名，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流变所极，未知其终。如今曰“背景”，犹之史也；亦曰“灵感”，犹之玄也。特言之尚粗，未臻于妙，而遽忘其朔，遂谓古不足法，斯则失之愚耳。

余见今之艺菊者，往往霜降后始花，经冬弥盛，虽冬至犹未凋。耐寒如此，异于朝菌不知晦朔矣，故诗人每以寒花喻晚节。因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虽卉木之微，亦贵其能久。陶公咏菊以“卓为霜下杰”称之，观物者何在而不可以取法邪。

晋简文帝云：“平叔巧，累于理，叔夜俊，伤其道。”此语题品嵇、何，或未称实。然立德不可以事存，希声不可以言取。故知俊、巧与道远也。况乃采绘虚空，吟弄风月，托之名句，抑已末矣。

希腊古诗歌，洒然有《风》、《骚》之遗，英法诸家篇什所祖。德最晚起，制作斐备，尔雅深厚，乃在先唐之上。

少陵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学记》言：“不学搏依，不能安诗。”“安”字最有意味，盖一字、一语未惬，总是功夫不到也。

五言实难于近体，熟看《选》诗可也。

短篇偈颂亦近于诗，古人自道其悟处，不嫌语拙。

东坡尝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特托物起兴，缥缈出微之思，亦如云气变化，乃臻妙境。

大凡作绝句须宗盛唐，要气格雄浑，音节高亮，方合。选字不可不审也。

《乐》亡，则乐之意唯寓于诗，故知诗然后可与言乐。

诽世贬俗之言须有含蓄，出词蕴藉，方有诗教遗意。

“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精”，细之谓也。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故虽时有率语、拙语，亦不害其为细，最好体味。唯细，乃可入唐贤三昧也。

词虽不及诗之博大，亦殊不易工。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与乐岂能分邪？

作诗以说理为最难，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然不可以为诗。诗中理境最高者，古则渊明、灵运，唐则摩诘、少陵，俱以气韵胜。陶似朴而实华，谢似雕而弥素，后莫能及。王如羚羊挂角，杜则狮子嚬呻。然王是佛家家风，杜有儒者气象。山谷、荆公才非不大，终是五伯之节制，不敌王者之师也。尧夫深于元、白，元、白只是俗汉，尧夫则是道人。然在诗中，亦为别派，非正宗也。吾于此颇知利病，偶然涉笔，理境为多。自知去古人尚远，但不失轨则耳。

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实则此乃一往之谈。老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知学力厚者所感亦深，所包亦富。但如王壬秋教人学诗，纯用模仿，如明七子拟古，章句不变，但换字法，自是不可为训耳。《易》云：“修辞立其诚”，诚之不足，则言下无物，近于无病呻吟，当然不可。乃至音节韵律，亦须是学。唐人音节极佳，宋人则虽东坡、荆公、山谷、后山诸贤，诗非不佳，而音节则均逊于唐矣。

作诗亦须自有悟处。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论者言颜诗如“错彩镂金”，谢诗如“初日芙蓉”。谢之视颜，自是较近自然，然犹有故意为之之处。陶则本地风光，略无出位之思，不事雕馈而自然精炼。似此境界，却不易到。东坡和陶尽多，无一首相似。如《和饮酒》云：“三杯洗战国，一斗销强秦”则剑拔弩张矣。王摩诘诗自有境界，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一首，大似陶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一首，亦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

作诗贵有比兴之旨，言在此而意在彼，方能耐人寻味。唐诗云“夜半钟声到客船”者，无人相送，不胜寂寞之感也。“轻烟散入五侯家”、“帘外春寒赐锦袍”者，君恩只及贵幸也。“乐游原上望昭陵”者，虽以罪言去官，而眷眷不忘故主之恩溢于言表。昭陵，太宗之陵也。“众鸟高飞尽”，以比利禄之徒；“孤云独去闲”以自况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言山色之外，不堪举目也。或问黄仲则“十有九人堪白眼”之句，笑曰：何笨重乃尔，了无余味矣。

诗贵含蓄，忌刻露，意在可见不可见之间者为佳。李太白“众鸟高飞尽”以喻利禄之徒，“孤云独去闲”用以自况，两句尽好。“相看两不厌”两句便失之刻露。宋诗刻露益甚。《三百篇》亦有刻露之作，如“人而无礼，胡不遄仕”、“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等。然亦有须各人自己理会者，“萚兮萚兮，风其吹汝”，《诗集传》以为淫女之辞。以予观之，此诗意味深厚，类似《风雨》《鸡鸣》之章，当是贤人处乱世，以危苦之词互相警惕而作。

今人以感情归之文学，以理智属之哲学，以为知冷情热，歧而二之，适成冰炭。不知文章之事发乎情，止乎礼义。忧乐相生，有以节之，故不过；发而皆中节，故不失为温柔敦厚。看古人诗总多温润。如云：“虽无旨酒，式吟庶几；虽无佳肴，式食庶几。”情意何等恳挚，读之者深味而有得焉，乃能兴于诗。移刻薄为敦厚，转粗犷为温润，乃能“立于礼，成于乐”，亦即变化气质之功。昧者反是，但以增其回邪耳。

胡元瑞《诗薮》以汉乐府桓帝初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与少陵《大麦行》“大麦干枯小麦黄”比较言之，以为即此便是汉唐音节之别。前者用虞韵，便有含蓄；后者用阳韵，便觉高亢。吾尝有取于其说。以诗而论，少陵亦更进一步，故弥觉发扬踔厉也。大抵唐诗高亢响亮，晚唐便哀蹙。义山诗虽工，音节已哀。李后主词未尝不妙，而纯是亡国之音。北宋词亦多哀音。山谷、后山诗自工稳，音节终不及唐。推而上之，正风、正雅音节舒畅，变风、变雅便见急促。惟文亦然，六朝徐、庾骈体，句句工整，而靡弱已甚，此亦有不可强者。故闻铃铎而辨治乱，听鸟鸣而知安危。有时下笔成诗，押一韵脚，往往出于自然，非由安排也。

《选》体诗当熟读。宋人荆公、山谷不可略，然不读《景德传灯录》，亦不能读山谷诗也。

古来诗选尽有佳者，《文选》尚矣。《唐文粹》著录亦精，而不及律师是其阙略。

诗人胸襟洒脱，如陶公者，略无尘俗气，出语皆近自然。谢灵运华妙之中犹存雕琢，视陶自是稍逊。太白天才极高，古风至少三分之二皆好，然学力不到。老杜则深厚恳恻，包罗万象。退之于诗非不用力，子厚诗极幽秀，过于其文，顾皆未能免俗。荆公才高，亦有率易之作。山谷理境自佳，颇喜逞才。至其称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为“不食人间火语”，允为知言。东坡此词，几于全首集句，然固过于其诗，以襟怀之超旷也。总之，李杜文章，光焰万丈，但使文字不灭，精气亦长存人间。读者有以得其用心，斯与古人把手同行，无间今昔。

排律之工，老杜古今独步，篇篇俱佳。非特百韵长篇，即二三十韵，亦复沉雄细密，极开阖动荡之致。后人如李义山学杜律极工，而排律终不能及。宋人虽荆公、山谷亦然，东坡更逊一筹矣。清人朱竹鬯有《风怀》一首，三百年来可称压卷。但其事无足存，以视老杜之题目正大，魄力沉雄，去之远矣！谢无量先生宣统间有排律一首八十韵，纪归蜀事，甚好。吾亦曾报以长篇。吾诗所以不及杜者，一则才力未逮，二则末法时代，亦无许多大题目也。

晋宋诗人只陶、谢时有玄旨。谢诗虽写山水，着玄言一两句，便自超旷。唐人王摩诘最善用禅，故自高妙。宋人诗用禅理者，山谷、荆公、后山、东坡皆能之。山谷才大，当推第一，荆公次之，东坡于禅未深，在四人中为最下。山谷诗如：“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喻悟道之后，更无远近方所，无入而不自得也。时山谷方在戎州，即今之叙府，盖亦兼寓身世之感。荆公拜相诗云：“霜筠雪竹钟山路，投老归渔寄此身。”观戏诗云：“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践。心知本是同，所以无欣怨。”想见此老胸次亦复超逸。但惜操术未当，至于引用小人，遂以误国耳。

古诗比兴之旨，人多忽略。如韦苏州“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二句，朱子最喜之。盖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意思，言君子虽身处衰世，光如流萤，仍是自强不息，未敢一日稍懈，如流萤之飞度高阁然。又程明道诗：“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言衰乱之世，君子道消，不过如天际轻阴，终有晴朗之一日也。词句工丽虽不及韦苏州，然胸怀与气象则非韦所及。学子须识得此意，方可言诗。

古来词人利弊，此难具言。以诗为比，太白如苏、李；后主如子建；温、韦如晋宋间诗；北宋诸家如初唐；清真如少陵，律最细，词最润；梦窗如义山。以是推之。

自来义味玄言，无不寄之山水。如逸少、林公、渊明、康乐，故当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与言诗，可与论书法矣。

骨力谓峻峭特立，舒卷自如，如右军草书，体势雄强而使转灵活，不可以粗豪刻露当之。试观义山近体，学少陵非不温婉致密，然骨力终逊。山谷、后山力求矫拔而不免生硬。以此推之，亦思过半矣。此亦如人学射，久久方中，学力未到，不可强为。

“赤风荡中原，烈火无遗巢。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王龙标诗也。“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韩致尧诗也。王语怒而韩语哀，国可知矣。牧之才放而自叹无能，怨其不用也，故谓“绿华成阴”，不必定系本事，益令人低徊不置。吕紫薇“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杆欲暮时”，谢茂秦爱之，予亦爱之。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斯近乎治世之音矣。诗人之志与时偕行，不可强也。

近代论诗，沈寐叟实为具眼。“三关”之说，同时与寐叟游者，皆习闻之。予亲见其与香严书，言之如是。当时曾与香严论此，戏谓当更增一元，以元和已变盛唐，当增开元以摄李杜。寐叟意以元嘉摄颜谢，元和摄韩柳，元祐摄苏黄。鄙意苏多率易，不如易以荆公以配山谷。透得颜谢，则建安以来作略俱有之，则予无间然矣。

宋诗兼融禅学，理境过于唐诗，惟音节终有不逮。宋诗中山谷、后山为最，荆公次之，东坡、放翁又次之。苏门六君子颇有青出于蓝者，以视韩门诸子学均出其下者，有过之矣。

盛唐音节响亮，句法浑成，晚唐便失之雕琢。宋诗音节便哑，虽荆公、山谷亦然。东坡于诗并不用功，只凭天才，失之率易。王壬秋教人为诗，篇模句拟，大类填词，方法太拙，往往只具形式。渠长于《选》体，歌行亦能为之，而短于律师、绝句。张文襄亦颇能诗，晚近则有陈散原、郑孝胥。郑诗颇类后山，固不必以人废言。陈石遗能评诗，所作诗话颇可观。及其自为之，乃不能悉称。樊樊山、易实甫虽摇笔即来，不为无才，而体格太率，仅可托于元、白而已。中国文学流派太多、历史太长，欲于各家各体一一沉浸精通，大非易事。是以胸中不可无诗，笔下则不必有诗。

王昌龄诗云：“赤风荡中原，烈火无遗巢。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韩致尧诗云：“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王诗益怒，韩诗益哀。吕本中诗云：“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杆欲暮时。”谢榛盛称之，采入《四溟诗话》。此诗虽有迟暮之感，却无怨怒之意。池馆雪消，庶几治世先声。

后山学少陵极有功夫，亦失之于瘦。其生处可学，涩处不可学。山谷才大，有时造语生硬，亦病于涩。东坡亦才大，但多率易，则近滑。从宋诗入手易犯二病。少陵虽有率句，却不滑；虽有拙句，却不涩。义山丽而近涩，香山易而近滑。

杜诗最深厚，是儒家气象，但不能为绝句。惟《赠李龟年》一首为佳。谢诗最华妙，陶诗最玄远，太白最豪放。韩诗精炼，柳诗理境格调学谢，用字用韵在韩之上，但不成大家，名家而已。绝句，王昌龄、李太白为佳。

杜诗排律出于齐梁，能得其细，此前人未发之论也。齐梁诗，向每病其绮靡，比稍复视，乃知其细。简文之作犹佳。

老杜所以为诗圣，正在其忠厚恻怛，故论诗必当归于温柔敦厚。时贤如谢先生，诗才非不高，亦有玄旨，然所得者老庄之粗耳，其精处固另有深远者在。至于儒术，彼固未尝致力，故终嫌其薄。

选诗须摒除余事一年，抄录亦须一年乃可毕事。断自汉代，从冯惟讷《诗纪》、《乐府诗》、《全唐诗》等书取材，另加按语，乃可抉出古人之用心。

渔洋《万首绝句选》颇好，《古诗选》次之。渔洋亦长于绝句者。绝句须流利，古诗可出以郑重。《唐诗三百首》中绝句多佳。

作诗亦是无处不相见，忽然触著，打失鼻孔，不是草草。……卫武公大贤也。《抑》之诗末后数章，其言痛切。《小序》以为刺厉王，朱子全释作自儆之辞，意味尤深。

蠲戏斋诗话【四】（马一浮 撰；后学羊文多敬录）

少陵之诗，人皆圣之，予亦圣之。杨大年辈虽狂诋极訾，宁足以屈少陵？若夫真而忘拙，易而近于率者，则有之矣，要未必遂为大家之病。予方爱之、重之，愿世之人效之，何敢诋少陵？非惟不敢，亦不暇。虽然，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少陵虽圣，犹有过。“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之教也。端居多暇，读少陵诗数过，摘其疵语于简。邢之才言：“思误书，恒是一适。”予谓得古人佳句，固足乐；得其疵句，往往对之至于拊掌，亦是一适也。古人之惠我岂不厚哉。朋游谈讽，用资笑乐，则可；以之轻薄訾毁古人，则不可。题曰“杜诗瘢”者，“瘢”乃索之于外，非膏盲、废疾之比也。

《曲江》：“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写景非不切，属对非不工，然似题春册诗。

《不归》：“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自是行役经时之感，然“土”“草”字面连属，便似草生面上。

《进艇》：“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亦似题春册诗，又似村里小儿新婚房联。且与妻泛舟，作此昵语，不令老妻羞杀。

《绝句漫兴》：“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似嘲妓诗。着“颠狂”“轻薄”字，亦过直率，了无意致。#8

汉乐府：“所交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曹植：“鸱枭鸣衡厄，豺狼当路衢。”用意略殊而施语各当。后人沿之，往往以豺狼、豺虎为习用语，未可骤易也。老杜诗此类多矣，独于《大云寺赞公房》诗乃云：“泱泱泥污人，狺狺国多狗。”虽用《九辨》“孟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语，意有雅俗难易之别，何其率也。

《咏怀》、《北征》诸诗，叙遭乱流离之苦，如“入门闻号眺，幼子饥已卒”及“经年至茅屋”至“谁能即嗔喝”一段，情事如画，愈直愈巧，愈琐愈真，信为难及。独《彭衙行》云：“疵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则刻画太过，令人生厌。事既不妙，词又不工也。

《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一首，通体用粗拙语而气格甚健，独云：“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瘦命如线”，则过于直率，乃觉可笑矣。

元道州《贼退示官吏》诗，盖仁者之言，不独诗工也。

伊川称韩退之《羐里操》“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得文王心出来，此文王至德处也。乃谓其得怨而不怒之旨。其实退之此诗好处在善怨。“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则怨而近于怒矣。“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乃纯是怒。

柳学谢，胜于韩。韩有气势而少韵，所为琴操俱胜。柳所为骚亦佳，骚固不易为也。

元、白新题乐府，虽长于讽喻，而少温厚之旨，气格亦渐靡弱矣。王湘绮亟称微之《望云骓》骨力可追少陵。以今观之，殆为过词。然此篇固《长庆集》中杰作，高出《连昌宫词》远矣。

元、白亦是古典文学，非不用典，但用典使人不觉。以元、白为不用典，直是胡说。

《乐府解题》：“竹枝本出巴渝，刘禹锡在湘沅，以俚歌鄙陋，乃依楚声作竹枝新词，教里中儿童歌之。禹锡谓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之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今观其辞，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则近似吴歌子之类，盖郑卫之音也。贞元、元和间最盛行，亦唐诗之衰音。偶以遣怀，未为不可，然其音节亦不易谐。

李义山绝句在杜之上，排律只能作十韵，至多二十韵。若夫洋洒千言，极开阖动荡之妙者，则古今诗人惟有少陵耳。

宋诗山谷、后山均佳。放翁以多为贵，仅比元、白，视白尚有逊色。梅圣俞虽尝见称于欧阳公，而意境殊不高，非上乘也。

《石林诗话》云：“前辈诗文，各有平日得意，不过数篇，然他人未必能尽知也。毗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余尝于其家见欧阳公子棐以乌丝栏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公《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因欲别录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苕溪鱼隐亦引《石林》语，且谓在汝阴见棐而问之，良然。今阅公诗者，盖未尝独异此三篇也。余读《居士集》，喜其五言清隽不费力，七言似犹有累句，以其太多，为之又易。此三篇者，诚为集中他作所难并，欧公自许甚当。然余颇谓《明妃曲》后篇实胜前篇耳。

荆公诗云：“事变有万殊，心智才一曲，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以荆公之才高学博而又深于经术，不能济世，反成民病，用世岂易言者。

山谷《登快阁》诗云：“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人多赏其雄放，不知乃自道其智证之境也。

山谷快阁诗均佳，而“万事转头同堕甑，一身随世作虚舟”、“落日荷锄人著本，西风满地叶归根”、“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等句尤为妙语。

山谷诗“心猿方睡起，一笑六窗静”，注引中邑洪恩禅师答仰山问如何是佛性义公案。此段公案着眼在中邑与仰山相见处，至于山谷随手摭用，乃诗家常事，不可为典要也。

后山、遗山二子，皆学杜而能得其骨者。

邵子诗《答人书意》、《无妄吟》二首，乃是圣贤血脉所在，今人未尝梦见邵子毫毛，而轻肆讥议，真不可教。

宋有比丘尼，发悟后作诗云：“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却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此乃绝好题瓶梅诗。

刘静修出于《击壤集》而又文采过之。

世所名宋遗民，其人与事不一。言之近激而行之若未醇者盖有之，然大抵皭然求出于滓反乎洁。推其志，有以合乎圣人之所与，可以厉天下不洁者。虽未遽跻于夷齐，不可谓非狷者之徒也。可勿称乎？彼其愁忧憯怛，譃暴日月之下，若甚创其生。其为诗，音湫以厉，噍以肃，訇若裂石走霆，物怪怒搏，幽若哀湍急雨，鬼啸林谷，魂魄荡撼而不能休。孰驱之哉？夫固有所不得已也。且夫音声者，动于志而后发，感于气而后成。怨诽之兴，其趋也怪以怒，有致之者，夫孰能遏焉。吾观《宋遗民诗》，岂唯见元德之猥，亦以悟宋之所由衰……所谓宋遗民者，其言莫不怆然有亡国故君之思，岂非民德之厚欤！

由《三百》以至于今，凡为诗者，较其词则远矣。乃若其志考之，盖犹有合者焉。宋之遗民，其人大都憔悴悲思，呻吟痛苦，譃天以自舒，虽欲弗怨，其可得乎！后之人诵之，有以见亡国之酷如是，而知所以发愤自拔。

俞德邻《游杭口号》末首：“倘有圣贤吾欲中”，方夔《清明》“酒向南方颺后灰”，周友德《钱塘怀古》“人死海中沈玉玺”，皆于文为不词。

郑思肖为诗颇近怪怒，若《大宋地理图歌》云：“悖理汤武暂救时，谋簒莽操生大逆。”以汤、武下与莽、操比称，斯言实害义之尤。虽曰愤激所出，别有寄托，然足贼矣。又《续洗兵马》云：“当知孔明杲卿辈，巍然三代古君子。吕尚蹯溪钓文王，乃是汉唐人才耳。”杲卿与孔明人物不同，未可比论；以太公望为出自孔明、杲卿下，即孔明、杲卿能安之乎？即曰寄托，其词亦甚病。《德祐元年岁旦歌》：“不变不变不不变”于文为不词。

赵必嶑《赠黄槐谷》一首，若以怼天为词，亦近违道之言。

唐玉潜《清明日》诗，其言婉以思。

《白沙集》版本不一，一本后有古诗解注，重音节，甚好。白沙诗亦讲音节，颇近刘静修。

《白沙诗教》之白沙自叙甚好，湛甘泉序便嫌太长。

湛甘泉说白沙诗为教外传。往年见而好之，比更展示，颇惜其说之繁。孔子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彝德“，但云：”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着一二虚字而已。《棠棣》之诗，本怀人之作，孔子说来，则成讲道之诗。亦只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皆着墨不多，而意味自足。《诗.小序》虽不尽可据，亦无枝蔓。

王船山“六经逼我开生面，七尺从今作活埋”之言，在诗则为险语，亦见船山气象未醇。

朱竹鬯诗，在清朝不失为大家，读书多，亦工亦博，文则欠排奡，视诗有逊矣。偶观其年谱，六岁时，塾师指王瓜属对，信口答曰“后稷”。师怒，欲扑之，不知适以自彰其陋。即此可以见其天才矣。其余，查初白尚可观，吴梅村固不逮也。

赵尧生犹是江湖诗人，陈散原用力甚勤，失之沾滞，俱无胸襟。沈寐叟胸襟较高，而学义山、韩、孟，失之艰涩。郑孝胥较笨重而站得住。谢无量先生胸怀超旷，惜亦学仙习气，未免以服食射养为大事，而悉心以求之。故余赠诗有云：“还丹驻世应无疾，天眼观身是众缘。”意谓身是四大合成，不妨土木形骸也。谢先生天资高，知吾微讽之意，故答句云：“观生何日不乾乾？”此语亦易及，而出句“伐鼓四邻闻坎坎”，以卦名叠字相对，却亏他想得到。

说王壬秋题扇诗云：此人一生学《老》、《庄》，故其论扇，以为见捐者恒为纨素，常见者反在蒲葵。至于文人画家之所题绘，往往藏之箧中，备而不用。总之，其意以为用者不好，好者不用而已。颇得老庄之旨，然非有道者之言也。

沈培老有胸襟，有眼光，近体亦学义山，古诗则学昌黎，而玄义纷纶，气格峻整，虽所作不多，以较王壬秋为高，然亦终是未熟，尚费气力。

沈培老论诗有“三元”之说。“三元”者，元嘉、元和、元祐也。余为增开元，成“四元”。元嘉有颜、谢，开元有李、杜，元和有韩、柳，元祐有王黄。透此三关，向上更无余事矣。

金香严叟于诗早学湘绮，晚师乙庵，而其得力乃在东野，时与乙庵并称，拟之韩孟。乙庵所谓已透元祐、元和二关，但余末后元嘉一关，过此便大事了毕者是也。

洪樵舲先生为人笃厚，诗从义山入手，惜稍为所缚，止于晚唐。吾尝劝其作古诗，又见沈培老为题其诗集数行，亦欲其进而求之《楚辞》、《文选》，融会禅理、玄言。惜其不及试也。

肇安法师和余兰亭诗，理致高绝，故是奇作。而运词稍朴，微似有憾。师之所存，岂在区区文字之末，正复以此弥见真味耳。

赵尧老古诗不多见，近体偶有率易处，吾未能知其所诣也。

谢无量一九二0年见寄诗，绰有逍遥之致，庶几正始遗风。夫随流妙尽于无住，体物莫神于会寂。无住则遗照，会寂则忘功。照遗则有无俱遣，功忘则物我齐丧。若此者，缘应万殊，湛合恒一，复何滞者。

谢无量窦圌山长篇信是奇作。读之洒然如置身飞仙亭，尽睹云岩之胜，讽咏反复，使人泠然有御风之想，真足以忘世矣。及读其哀独秀诗，又愀然以悲。以彼才士，天下之好，岂独交旧之感而已。然使独秀有知，得此诗可以不憾。

无量五言力追大谢，近体亦逼少陵。今风雅荡然，出之可以振起颓俗。

谢无量先生近作五言廿首，一片天机，空灵动荡，的是天才。

谢无量先生《青城山杂诗》超妙自然，全不费力，如行云流水。求之今日，殆无其俦。

谢无量先生说李义山《贾生》诗云：“贾生但知有政治经济，汉文毕竟高超，二千年来帝王，几人解问鬼神事耶？”其言超旷玄远。

自来以理语入诗最难，唯渊明能之。朴而弥隽。沈尹默先生五言风神标格，深得力于陶公。亦不刻意唯取其貌，是以为高。

蒋苏盫近作有句有篇，不少佳构。稍恨肉胜于骨，下字未及精纯。欲更进于此，气格当力求其高，音节必益期其朗，而简去凡近习熟语不用，自能迥出常流。五、七言古宜留意盛唐高、岑、王、李，学其清壮顿挫，宁瘦无腴，然后泽以玄言，乃可优入晋宋，勿自安于小成也。

词不足学，声律亦要自悟。词本乐府之极变，深于唐诗者，不患不能词。然其流近靡，唯太白为祖，以其不靡。李后主是词中子建，《花间》、《草堂》虽风华绝代，实亡国之音。两宋名家，何烦具举。苏、辛颇有风骨，不善学则近粗，莫如先学诗为能识其源也。

赵尧夫词大有功夫，无一首率易之作，四五十岁已自成就。集凡三卷，上卷稍逊，中卷渐胜，末卷弥见精彩，亦晚而益工也。如咏园蔬杂花数十阙，无一不佳。读书多，用事精切，盖毕生所读书皆用之于词矣。惜格调不甚高，可为名家，不可为大家。其于诗卒无所成者，亦以此故。太白词格之高，亦以其得力于诗者深耳。

赵尧生先生词，在清代当成一家，虽细密不及朱彊邨而雄壮有得于辛稼轩。《生日》一首可见，即此一篇，足当传世矣。

《绝句漫兴》云：“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牧儿山歌也。

《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瓦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拙野可笑，乍读之，如嘲村妇鄙语。

宋以来谈杜诗者，均谓老杜短于绝句，信然。通集佳者只有“虢国夫人”、“李龟年”二首耳。余篇寥寥，俱未入调。而《凭人乞果树》数首，尤可笑。《于韦少府处乞大邑瓷碗》一首，末句可为绝倒。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访徐卿觅果栽》句云：“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真小儿语也。

《江上独步看花》七绝句，音调如《竹枝》。首章云：“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有何风致。

《城上》：“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似儿童对句。

《放船》云：“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似武夫、衲子口角。

《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第二首结句云：“何日兵戈尽，飘飘愧老妻。”下五字似老学究赠妇诗。

《赠王二十四契》云：“晓莺工迸泪，秋月解伤神。”或以为佳句，然谓“月解伤神”，犹有意境；“莺工迸泪”羌无事实。李白戏甫诗云：“借问如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谓此类也。

《绝句》云：“蔼蔼花蕊乱，飞飞蜂蝶多。幽栖身懒动，客至欲何如。”似病妓遣怀诗。

少陵好用“吃”字，如“对酒不能吃”、“但愿残年饱吃饭”、“梅熟许同朱老吃”之类，甚多。

《题桃树》云：“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妻与盗对堪，可发一噱。

“两个黄鹂鸣翠鸟，一行白鹭上青天。”小儿佳句也。

少陵好言鹅鸭，诗中数见。如“不教鹅鸭恼比邻”、“鹅鸭宜长数”之类。如此老一生与鹅鸭有缘。

又好言犬。如“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之类。知少陵甚爱其犬，其犬爱之正复不薄。

《拔闷》云：“长年三老遥怜汝，捩柂开头捷有神。”蔡梦弼曰：“长年三老，峡中谓篙师，柁工也。‘捩柂’、‘开头’皆行船之事。”写行船情景如此擘实，正大年所谓村夫子也。结云：“已办青钱防雇直，当今美味入吾唇。”说来一何可笑。

《昼梦》云：“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似懒妇述怀诗。

《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语多可笑。第二首云：“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真弹词矣。“英雄见事若通神，圣哲为心小一身。”亦乱弹戏文。

《喜闻番寇总退口号》第五首云：“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大历二年调玉烛，元元皇帝圣云孙。”绝妙一首颂圣戏文，老末上场诗也。只须易“大历”二字，俱可通用。

《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石出倾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自来聚颂。或谓佳句，或谓不通，皆过也。“倒听”、“背指”，亦由思苦所致，此视“莺工迸泪”之句尤苦矣。

《即事》云：“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小儿语也。

《戏作俳谐体遣闷》云：“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沈存中谓：“乌鬼，鸬鹚也。”每读之辄失笑。然既云俳谐体，却不妨有此。

杜集中以珷玞乱玉者，莫过《清明》七言排律二首。或疑为后人伪作，然杜容或有之。仇兆鳌《详注》载朱瀚所论骘甚备，因具录之如下：《清明二首》：“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湖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支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虚沾周举为寒食，实藉君严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朱瀚曰：“朝来”率尔。“新火”“新烟”重复。“绣羽”字面尘坌。“衔花”“骑竹”属对不伦。“他自得”“我无缘”“还难有”“亦可怜”，纯是暮气，岂少陵顿挫本色？自正孤舟老病，牵情“楚女腰支”，甚无谓矣，出言有章者不应如是。“城旧处”“井依然”，神理安在？“钟鼎山林”“浊醪粗饭”，堆积陈腐。“各天性”“任吾年”与“他自得”“亦可怜”等同一庸软耳。“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风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朱瀚曰：起四句竟似贫病拿舟乞嗟来之食者，有一字近少陵风骨否？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书空，既可喷饭，只点“左”字尤为险怪。“蹴鞠”“秋千”，坊间对类。“将雏”“习俗”属对殊难。“钻火”句又犯“朝来新火”。“秦城”二句，街市对联耳。“汉主”更不可解。“风水“句亦是吴歌。结句无聊。铺叙情事则有五言百韵等篇，格律精严则有七言八句，集中偏缺此体，无须蛇足。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若欲作诗，亦不出《论语》“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更无余义。若有言，若无言，莫非诗也。

诗贵神悟，要取精用宏，自然随手拈来都成妙谛。搜索枯肠，苦吟无益。语拙不妨，却不可俚。先求妥帖，煞费功夫，切忌杜撰。不属善悟者，不须多改。近体法门亦已略示，舍多读书外，别无他道也。

有意要排奡，即非佳诗。诗亦煞费功夫，倒纯熟时自然合辙，勉强安排不得。

禅要活，诗尤要活。

作诗先求脱俗，要胸襟，要学力，多读书自知之。江湖诗人摇笔即来，一字不可看，俗病最难医也。宁可一生不作诗，不可一语近俗。俗病祛尽，方可言诗，佛氏所谓“但尽凡情，别无胜解”也。

诗不可苟作，旧日文士积习，言下无物，无所取义也。

作诗不必定工，但必须祛除习俗熟滥语。

诗中用古事贵活用、暗用，方不粘滞。

作诗须意有余于词，不可但将字面凑合，此事煞有功夫。约而言之，在多读书耳。

凡咏物寄托之辞，题目虽小，寓意要深，方不为苟作。

感时伤乱，须实有悱恻之思，不能自已。言之有物，方可成诗。五言宜先熟于《选》体，虽短篇，具有法度。未能悟入，勿轻下笔。

有字然后有句，有句然后有篇，此亦具名句文三身。一字疵颣，绝不可放过，方见精纯。

欲写闲适之境，以太白“碧山”一首最为可法，右丞辋川诸五绝亦难到。

凡诗中用寻常景物语，须到境智一如，方能超妙。忌纯用理语填实，便嫌黏滞。

作意先欲分明，再求深婉，遣词先欲妥帖，再求精炼，然后可议声律。切忌晦涩率易，下字不典。

凡感时之作，须出以蕴藉。选词第一要雅，用意尤不可怒。

俗语以四时为四季，奇谬、奇俚，万不可入诗。

严沧浪以“香象渡河”、“羚羊挂角”二语说诗，深得唐人三昧。“香象渡河”，步步踏实，所谓“彻法源底”也；“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于法自在”也。作诗到此境界，方是到家，故以“香象渡河”喻其实，谓其言之有物也；又以“羚羊挂角”喻其虚，谓其活泼无碍也。

庾子山诗云：“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今人通病大抵不出此二语。人谓钟太傅书沉着痛快，今始深觉其言有味。不唯作书要沉着痛快，作诗亦要沉着痛快，说话做事亦要沉着痛快。

少陵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得失寸心知”非深历甘苦，不易到古人境界。读破万卷，不患诗之不工，谓诗有别裁不关学者，妄也。但此是“游于艺”之事，不工亦无害。若为之，则须就古人绳墨，方不为苟作。天机自发，亦不容已，但勿专耗心力于此可耳。

须多读古诗，选择一两家专集熟读，字字求其懂，乃可触类悟入，知古人作诗有法度，一字不轻下。杨子云曰：“读赋千篇，自然能赋。”此甘苦之言也。然读而不解，与不读同。诗即能工，而胸襟不大，亦不足贵。忧贫叹老，名家亦所不免，非性情之正也。贫而乐，乃可与言诗。且先读陶诗，毋学其放，学其言近而指远，不为境界所转而能转物，方为近道。明道作康节墓志云：“先生之于学，可谓安且成矣。”陶诗佳处在一“安”字，于此会得，再议学诗。

学诗意先读陶诗及《唐贤三昧集》，《古诗源》亦可看。不独气格不可入俗，亦当领其超旷之趣，始为有益。袁简斋俗学，无足观也。宜多涵泳，切勿刳心于文字。

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

诗中用理语须简择。

近体入理语要超妙，否则不似诗。绝句尤贵韵致，通首用字亦须相称。

近体诗虽是末事，煞要功夫，入理语更难。寻常俚浅熟滥之词，实不足为诗也。

诗中着议论，用义理，须令简质醒豁与题称。虽小篇，亦当步骤谨严。

学诗，选句先求清新，习熟字须避免，格调务须讲求，句法要有变换。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细”字须着功夫始得。

多读古人诗，自解作活计。

改学人“记取真山是假山”句为“莫认真山作假山”云：以幻为真，是颠倒见；以真为幻，亦是颠倒见。真幻二俱不二，乃悟一真一切真。诗中理致如此，方是上乘。

凡作诗，不可着闲言语，亦不可着一闲字也。

五言必宗晋宋，律体当取盛唐，下此未足为法。大抵选字须极精醇，立篇不务驰骋，骨欲清劲，神欲简远，然后雕绘之巧无施，刻露之情可息。自然含蓄深厚，韵味弥永矣。

五言短篇忌平板无变化。韵多少虽不拘，韵少者须不伤局促。

凡用韵必须有来历，结句尤重。

古体用仄韵者，上句若连用平声押脚，则气格不健。故上句末字平声至多到三联，必须改用仄声字。否则便无顿挫，读之不成音节。

“庚”“青”韵不可通“真”“文”，尤不可通“侵”。若用仄韵，则可稍宽，不若平韵之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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