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北大上课的受欢迎程度（胡适对北大也有失望）

▲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生物实验室。图片来源：今晚报

摘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儿子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因多门功课不及格被退学。虽有不少人来说情，张伯苓和重庆南开校长喻传鉴坚决顶住。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首届院士81人，其中9人出身南开（高巍翔《张伯苓的德育观与国民性改造》）。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统计，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毕业生中，不仅有共和国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还有名作家、名医生、名大学校长，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就超过百人。

张伯苓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量力招生，不滥招、不敛财，公开提出办学“三不”主张，客观诠释他的人格和南开的“校格”：一曰不偏──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世，不以学校为致富的门径，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三曰不假──不自吹自擂，不虚假招摇，真诚办学，不欺学生，不欺社会。（张宝敏《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

张伯苓有个口头禅：“干、干、干”！颇能体现他的风格，而且是“苦干、硬干、拼命干，带几分‘傻气’地干”（龚克《在纪念张伯苓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感、责任感，迎难而上，历经坎坷，毫不气馁，终于干出一片新天地，干出一个“南开系”，干出桃李满天下。

1934年，他在南开秋季始业式上演说，“国难日深。所可幸者，国人已知回头，向我们这边来了。都要苦干，穷干，硬干。”他常训导学生要“干、干、干”，提出“凡事必须亲自动手实干，才能懂，才能会，才能精”。

他以自己经历解释：“我是一个学海军的，对于教育本是外行，因为有志于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办教育，干中再学，学了再干，尽毕生精力，干！干！干！今天已由一个外行变成为一个内行了。”（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32页）

1939年1月10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南开校友总会在重庆举行的聚餐会，发表即席讲话：“南开传统的精神为抗日与民主，为苦干、实干与穷干……望各校友发扬此种可贵的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而努力。”

南开注重公平，入学极严，来念书必须凭真本事考进来。因募捐办学经费的需要，凭关系入学的也有，视条件作为“旁听生”试读，学宿费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后可转为正式生；不及格的重新交费续读，甚至有直接淘汰。

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儿子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就因多门功课不及格，按校规令其退学。虽有不少人来说情，张伯苓和重庆南开校长喻传鉴坚决顶住。（汪乾祥辑录《南开柱石，“公能”楷模──杰出的爱国教育家喻传鉴先生事迹剪辑》）

南开中学的生源几乎来自中产之家，官二代、富二代很多，但绝少纨绔。“衣着言行一如常人，毫无骄气，内中颇不乏学术、事业、科学方面的成名者”，“固与家教有关，主要还应归功于南开优良的学风和传统。”（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7页）

所有的“贵族子弟”在校园中，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在张伯苓眼里，都是他的学生，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他甚至不承认南开是一所贵族学校：“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

南开校友茅于轼在自传《无悔的历程》中回忆：“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也是完全平等的，都要凭本事考进去的。……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学校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

南开日常考试严格，没有任何通融。1920至1930年代，“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补考或受到处分。如1923年第2学期，学生各门考试完全及格者，只占全校学生总数的42％；1930年第2学期，学生各门考试完全及格者，只占全校学生总数的50％。”（宋秋蓉《私立时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公共精神的研究》）

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和管理风格，很快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赢得“得入南开，便可放心”（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的口碑。很多名人看重、看好南开学校，“黎元洪、段祺瑞、梁启超、熊希龄、冯玉祥、沈钧儒、叶圣陶、陶行知、邹韬奋、张学良、翁文灏、朱家骅、冰心等，都先后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南开读书。”（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画传》，第36页）。

胡适也认同南开的教育质量，对“五四”后的北大有所失望。据他1922年10月19日的日记，当天上午，黄炎培来到胡适在济南的寓所，谈及北大“讲义费风潮”时失望地说：“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现在我有子弟，决不向北大送。”胡适答：“老实说，我自己有子弟，也不往北大送，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胡适全集》，第29卷第799页）

学生家长梁启超曾称赞南开中学，“校风之佳，不仅国内周知。即外人来参观者，亦莫不称许。”（南开中学官网《天津市南开中学简介》）据罗隆基回忆，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一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喝茶，突然用英文正颜厉色地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徐百柯《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民国初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1869-1909）之久的伊利奥博士参观南开中学时，就高度赞扬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及已有成果。“见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许”（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以致南开的声名不久即远播大洋彼岸，引起美国教育界、教会以及洛氏基金团等的注意。”（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9-40页）。

抗战前，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东北官员莫德惠闲谈孩子教育，加拉罕说：“听说在你们中国的天津，有一个南开学校，办的很好，你为什么不送你的孩子们到那里去上学呀？”张伯苓对三子锡祚提及此事时，脸带微笑说：“你看！不管我的奋斗是多么艰难，但是到处都有着我的知音人啊！”（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13】。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9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