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喜剧什么水平（观众只想要纯粹的欢乐）

2021年，凭借春晚小品《不差钱》大火的小沈阳，在参加一档竞演类综艺节目时，直言不讳地表示——

“小品我放弃了，现在都是喜头悲尾，我不喜欢”。

不知从何时开始，国内小品就进入了一个怪圈。

前期扔几个包袱，让观众乐呵一下，接着就开始强行煽情，美其名曰升华主题。

可这样的结果基本都是观众看时尴尬，演员创作时难受。

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弘扬了所谓的“正能量”。

至于那种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台词让人记忆犹新的优秀小品已经很久都没出现过了。

相比之下，几十年前由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胡椒面》《主角和配角》等小品。

即使放到现在仍旧有许多人能够对上其中的“暗号”。

2016年，有一位网友吃早饭时遇到了一位老大爷。

这名网友看到对方有些眼熟，下意识地就问出“是你把鬼子引到这来的”？

结果老大爷头也不抬地回答“是老子我”。

这两句台词出自1990年的春晚小品《主角和配角》，而这位老大爷就是两位表演者之一的陈佩斯。

后来这名网友把经历发到了社交平台上，再次引发了一轮大型“对暗号”现场。

随着当下优秀小品的匮乏，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怀念起当年陈佩斯的表演。

只是陈佩斯在1999年与朱时茂合作完《王爷与邮差》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有人说他陷入跟央视的版权纠纷，最终赢了官司丢了事业，被“封杀了”。

有人说他另起炉灶，重新在话剧方面开启了事业的第二春。

其实从陈佩斯的成名经历以及后面“销声匿迹”来看，他只是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而且还“站着把钱挣了”。

1954年，陈佩斯出生在长春的一个艺术世家。

父亲陈强在当时是一位很知名的演员，被誉为"荧幕5坏蛋"之一。

他最出名的角色就是在《白毛女》中饰演的黄世仁以及在《红色娘子军》中饰演的南霸天。

陈佩斯的哥哥陈布达出生时，陈强正随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演出。

为了纪念这次经历，父亲就给哥哥取名“布达”，而小儿子自然就成了“佩斯”。

只是星二代的身份不但没有给陈佩斯带来什么福利，反而被其所累。

15岁那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陈强作为远近闻名的艺术家被打成了黑帮，陈佩斯也受到牵连被分配到内蒙古插队。

那段时间的日子很艰苦。

春天从地窖里抠出长着芽的土豆，撒点盐煮一煮就算一顿饭。

后来陈佩斯回忆说，那个时候的人像饿鬼一样，一天到晚就想着吃。

陈佩斯在这里苦熬了4年，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长成了一张“坏人脸”的大小伙。

之后，陈佩斯在父亲的建议下报考了战友文工团和总政话剧团。

可当时陈强还未被平反，陈佩斯因为“成分问题”被两家单位拒之门外。

直到1973年，陈佩斯在演员田华的引荐下，考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不过陈佩斯受到外形限制，接到的都是地痞、流氓、恶棍等相当负面的角色。

陈强看到儿子步入自己的“后尘”，也是苦恼不已。

当时国内刚经过特殊事件的影响，喜剧相关的作品还没有开始发展。

整个影视剧市场都是千篇一律的严肃叙事风格，沉闷而又枯燥。

于是陈佩斯和父亲陈强瞄准这个空白市场，共同推出了喜剧片《瞧这一家子》。

这部电影还请来了刘晓庆、方舒等人加盟，就连相声大师马季都在片中饰演了一位照相员。

电影上映后反响不错，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有了成功案例，陈佩斯趁热打铁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喜剧系列电影“二子系列”。

更重要的是，陈佩斯开创了一种“从小人物视角叙事”的喜剧模式。

通过描述普通人生活中的悲喜来讽刺或赞扬社会中的某些事物。

这种模式后来被国内众多喜剧片所沿用，陈佩斯也成为了中国喜剧史上始祖一般的人物。

如果从现在来看，这种电影好似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东西。

其实在市场上没出现之前，如何想到这个点，通过什么方式展现出来，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和思考。

走完从零到一的陈佩斯，很快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并迎来了大火的机会。

1981年，“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凭借电影《牧马人》开始走红，成为一代人的梦中情人。

两年后朱时茂被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与陈佩斯不期而遇。

当时国内在压抑多年后，开始流行起相声、舞蹈、唱歌等各种表演形式。

陈佩斯和朱时茂受到邀请参加第二届春晚的彩排。

那时在国内有名气的演员并不多，陈佩斯和朱时茂都是有过作品打开一定知名度的人。

只是受到邀请跟真正能上台是两码事，需要经过一轮轮的审核。

当时还没有“小品”的概念。

陈佩斯和朱时茂原本平时把这种表演形式用做电影情节的排练。

谁知加入一些笑点之后发现效果很好，就打算以此作为表演作品。

对于这一新出现的表演形式，陈佩斯和朱时茂心里都有些打鼓。

就连春晚导演黄一鹤也有些拿捏不准。

他们一起来到国家体委，趁着运动员彩排休息的时候，朱时茂和陈佩斯就表演了《吃面条》。

结果其中一人笑趴在了地上，其他人也都笑的很厉害。

但是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春晚是面向全国老百姓的节目，把气氛搞得这么“不正经”会不会不太好？

这个顾虑其实就跟现在的一些电影审查制度一样，宁愿要求高一点，把过于偏激的镜头一刀切，也要尽量防止带来负面影响。

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一旦有一定比例的人受影响，那都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所以即使在春晚当天，陈佩斯和朱时茂也不确定自己的节目到底能不能上。

最后导演黄一鹤咬牙说“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我就惨了”。

陈佩斯和朱时茂听到对方说得如此悲壮，深刻感受到了这个机会的来之不易。

上台之前，导演问两人节目属于什么类型。

“小节目，比话剧要压缩一些，叫小品。”

从此以后，“小品”出现在了春晚舞台上，并且成了未来几十年经久不衰的一个表演类目。

那时候的道具远没有现在这般丰富，陈佩斯凭借一双筷子、一个碗就成功演绎出了吃面条的各种细节。

甚至在捞面条时，还特地加上了面条耷拉在碗外的动作，让人不禁感觉这就是生活中真实出现的样子。

这些都需要在舞台外面下苦工，更需要精湛的演技打底。

反观如今在春晚小品中出现的明星，更多的是说两句台词就完事，换个人演根本不会有什么区别。

细节和生活是陈佩斯与朱时茂小品中的要点，在其他作品中同样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警察与小偷》中，陈佩斯饰演了一名小偷。

当他身穿警服假装警察，站在外面替同伙放风时，朱时茂这个真警察走了过来。

陈佩斯全身哆哆嗦嗦地立刻转身就想溜，全程不敢与朱时茂对视。

这个对视其实就是最精彩的细节。

当孩子做错事时会低头不敢看父母的眼睛，成人做错事时同样会刻意回避别人的眼神。

尤其是一名小偷，本身就心虚，更加没有底气去直视一名警察了。

在《演员请就位2》里，辣目洋子出演了《小偷家族》。

李成儒对其整体表现做了肯定，不过着重指出了“直视”的问题——

“基本上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问时很少会用眼睛直视警察。”

陈佩斯在多年以前就能注意到这种细节，不得不说他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

最重要的是，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小品从来没有强行煽情、强行升华的问题。

有网友对《警察与小偷》做了三重分析。

第一重是小偷扮演的警察遇到了真警察，陷入窘境，冲突有了。

第二重是真假警察聊天对话，明明说的是不同的事却能刚好对上，笑点有了。

第三重是小偷被真警察忽悠瘸了，给对方指路抓住了同党，反转有了。

全程没有关于正义战胜邪恶、勿以恶小而为之地说教，但是观众该懂得全都懂。

用史航的话来说就是“陈佩斯的小品，很高级”。

如果按照现在的小品套路，那最后可能又变成了小偷讲点凄惨身世煽情一波，警察教育他有困难也要走正途，最后小偷锒铛入狱结束。

这种捏着观众耳朵说教的操作，只能用“he，tui”来形容。

接下来的十几年，陈佩斯与朱时茂成了春晚的常客。

他们先后又推出了《羊肉串》、《胡椒面》、《姐夫与小舅子》、《主角与配角》等作品。

即使后来出现了赵本山、黄宏的小品，可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地位仍旧难以被撼动。

不过随着登台次数增多，陈佩斯逐渐发现自己在创作中感受不到快乐了。

陈佩斯喜欢探索新的东西，比如表现手法、搞笑手段、情节套路等。

可在春晚舞台上，他的一些新奇想法总是会被否决。

比如在1988年排练小品《狗娃与黑妞》时，陈佩斯希望导演可以用单机拍摄，再用蒙太奇的手法实现场景转换。

这样的小品不会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氛围和观看体验都会提升很多。

可最后这个想法被否决了。

十年之后，陈佩斯在排练《王爷与邮差》时，再次提出了这个想法。

结果还是被否决了。

对于屡次被否，陈佩斯感觉不理解——

“你明明有着更好的东西，可是对方永远对你关着门。那些人根本不懂喜剧，可是他们手中握着否定的权力。”

后来演出《王爷与邮差》时，又接连出现了工作人员没把麦克风安好掉在地上，声效光碟没有按计划播放等问题。

这让力求每个细节尽善尽美的陈佩斯终于忍不了了。

那两年，还出现了另外一件大事。

1997年，陈佩斯发现往年在春晚表演的小品，居然被央视旗下的央视国际制成了VCD光盘在市场上售卖。

作为创作者和表演者的陈佩斯、朱时茂，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于是两人拿着光盘找到相关负责人，而对方立刻进行了道歉，还发表了道歉声明。

谁知两年后，陈佩斯发现VCD仍旧在售卖，甚至还加上了最近的几部作品。

这一下，陈佩斯彻底生气了。

他找到朱时茂将央视国际告上法庭，想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当时这个官司的纠纷其实就在“平台和内容究竟谁更重要的问题”上。

央视认为自己提供平台捧红了陈佩斯和朱时茂，有资格获得版权。

但陈佩斯他们认为内容创作和表演跟央视无关，售卖光碟属于侵权行为。

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激烈辩论。

最后法院判决央视赔偿陈佩斯和朱时茂33万元。

陈佩斯从那之后就没再登上央视舞台，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创作受阻，另一方面多少受到官司的一些影响。

据说陈佩斯后来承包了荒山去种树，把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投入了新的事业。

当时网络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大家的娱乐方式基本就是看电视，连电影都看的不多。

失去这两个舞台的陈佩斯，在综合考虑之后选择了有些没落的话剧行业。

当陈佩斯宣布要进入这一行业时，有好友很不看好的说“不怕赔钱就做吧”。

当时的话剧市场很严峻，甚至可以用死气沉沉来形容。

演出场地基本都处于半废弃状态、观众很少有看话剧的习惯、相比于买票更多人等着送票......

陈佩斯此时进入话剧行业完全要从零开始。

可正如小品一般，短短几年时间，陈佩斯就在话剧行业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从2001年开始的三年时间里，陈佩斯先后推出了自己的舞台喜剧三部曲《托儿》《亲戚朋友好算帐》《阳台》。

演出场次加起来多达上千场，地跨全国大中小近百个城市，票房高达上千万。

其中《阳台》还推出了四川方言版、普通话版、云南方言版以及上海戏剧学院教学版。

重新闯出一片天的陈佩斯再次引起了春晚的注意。

2004年，春晚导演组想邀请陈佩斯重返春晚舞台。

他们先是打电话给脾气较好的朱时茂，想让对方帮忙劝劝陈佩斯。

谁知陈佩斯当时就在朱时茂旁边，直接以“我们的演出排满了，三个月以内没有时间”拒绝了。

2011年，春晚导演哈文再次向陈佩斯发出邀请，不过毫无意外的还是被拒绝了。

就连有“小钢炮”之称的冯小刚，都在2014年向朱时茂打过电话。

只是正如大家所见，陈佩斯和朱时茂并未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对于离开春晚舞台，陈佩斯曾在一次采访时表示并不后悔。

一方面作品受限制，表达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过的很狼狈，见谁都得叫大爷，好似除了创作者，其他人都有说“NO”的权利。

不过陈佩斯并非完全拒绝了央视舞台。

2021年，央视推出了综艺节目《金牌喜剧班》，陈佩斯与郭德纲共同担任首席金牌导师。

让不少观众大呼“爷青回”。

其实从作品深度来说，春晚可能真的容不下陈佩斯的表演。

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从台词到动作精心打磨过的。

可在春晚表演之后，又得着急忙慌的准备下一个。

这对于作品的生命力和创作者的精力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后来陈佩斯从话剧中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表演的东西。

他可以放心的打磨作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巡演将越加成熟的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不用再为“明天的作品该如何创作”而焦虑。

对于现在“喜头悲尾”的小品，陈佩斯在《金牌喜剧班》中直言不讳的表示“特别反感这种所谓光明的尾巴，光明这两个字用的是一个借口，是我们能力不足的表现”。

陈佩斯做出这样的评价并非信口开河，从他过去的作品中就能发现他一直追求的是给观众最纯粹的快乐。

即使受到舞台限制非要加上一些“教化”的东西，他也会把这些“大道理”融入到作品中。

现在我们看到小品就厌烦，正是因为创作者们总是把这些东西单独放在结尾，强行煽情一波，“教化”的目的太重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还是创作者不能把这些东西完美的融入到整个作品里，从而自然的表达出来。

但是舞台大环境又需要如此，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在结尾留下“光明的尾巴”。

在一档采访中，陈佩斯和主持人针对“教化”做了探讨。

主持人认为作品应该承载着一些功能，去反应社会的一些现象。

但陈佩斯却认为观众真正想要的就只是纯粹的欢乐，而非要从作品中学到什么东西，艺术本身就不是为了教化。

即使有一些悲情的东西需要在作品中体现，也应该进一步提炼。

如果提炼的不纯，就成了现在看到的这些半瓶子咣当的作品。

这样的结果就是作品没有生命力，只剩下了闹腾和敷衍。

说白了，你既没有给观众带来欢乐，又满口都是自己都没想明白的大道理，谁会记得住呢？

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陈佩斯为什么坚持离开春晚舞台而投入到话剧的行业了。

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表现并愿意投入全部精力的东西。

比较有意思的是，陈佩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很多年以后大家还记得我，那可太糟糕了，那是后人的不幸。我希望那时候会有比我强十倍、百倍，而且有千百个这样的人，让人把我忘了，那是最好的。”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不但没有忘记他，反而越发怀念他。

这究竟是陈佩斯的幸，还是我们的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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