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本论最好的参考书（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学）

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西欧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迎来了被当时思想家称作“资本主义”的时代，其具体表现为人口、市场规模以及物质成就的全面增长广义上来讲，一切可用于支持生产的要素都可称作资本，其形式包括现金、土地、厂房、人力、设备等思想家用资本主义一词为时代冠名的理由并不一致，不过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他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当时的社会现状，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dynamism）来自于由资本积累所驱动的标准化生产；第二，将资本积累的能力视为评估国家以及社会各部门发展程度的标志成了一种时代风气区别在于，前一类理由基于工具论视角，后一类理由基于价值论视角，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学习资本论最好的参考书?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学习资本论最好的参考书

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西欧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迎来了被当时思想家称作“资本主义”的时代，其具体表现为人口、市场规模以及物质成就的全面增长。广义上来讲，一切可用于支持生产的要素都可称作资本，其形式包括现金、土地、厂房、人力、设备等。思想家用资本主义一词为时代冠名的理由并不一致，不过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他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当时的社会现状，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dynamism）来自于由资本积累所驱动的标准化生产；第二，将资本积累的能力视为评估国家以及社会各部门发展程度的标志成了一种时代风气。区别在于，前一类理由基于工具论视角，后一类理由基于价值论视角。

相较于先前封建主义时代以手工作坊为主的生产模式，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准化生产无论是在生产的多样性还是规模性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以至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间点是1848年，距离学界公认的资本主义时代起始点大约两百五十余年。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通过资本积累推动标准化生产来实现经济增长不仅是一种历史常识，甚至还被许多国家当作发展的首要策略，但回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我们会发现这种生产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显见，部分思想家认为这是一种专属于西欧社会的独有现象。这一独特性向我们引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模式首发于西欧？以及，又是什么力量使得这种模式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普及？亚当·斯密在1776年完成的《国富论》里率先提交了答案：自由交易（free exchange）。

自由交易

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用“有钱没钱”作为衡量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可是，怎么算“有钱”，怎么又算“没钱”呢？一种比较简单的回答是，看银行账户里有多少存款。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标准可以，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不行，因为“钱”是由国家签发或认可的信用凭证，一个国家把存款量当作衡量标准，意味着这个国家若想使自己富裕，只需拼命印钱然后通过信贷机制将这些钱发放出去即可。今天大家都知道，拼命印钱是一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做法，其结果是通货膨胀而非国家更富裕，但在十六至十八世纪那段时期，意识到这点的人并不多，所以当时的主流学说是重商主义，其主张国家政策应该以获取更多“金银”——金银可被理解为由国家背书的信用凭证——为目的。

这里的问题是，重商主义学说的提出者是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人，他们根据自己口袋中有多少“凭证”来衡量自己的生意是否成功，但个人与国家并非一个尺度上的单位，衡量个人富裕的标准不能直接用于指导国家，除非这个标准能独立于国家的干预。亚当·斯密认为，合适的标准应该是劳动生产力，即一个生产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所能生产出的所有产品的总和，他在《国富论·导言》开头写道：“一个国家每年的劳动（labour）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要么出自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要么是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斯密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越高，这个国家就越富裕。

但是，劳动生产力难道就不会被国家操控吗？比如政府下令全国人民一起来炼钢，结果一年内就成为钢产量世界第一，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仅花一年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呢？显然不是。为了避免将这类生产纳入统计，斯密在引入劳动生产力作指标时引入了一条应用原则，即以竞争性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竞争性市场是一个没有政府干预——至少是弱干预——且主要由供需关系决定交易是否达成的系统。斯密意识到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密切相关，而生活的感受又与消费能力密切相关，所以他在自己的表述中引入“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这组关键词，意在告诉我们，无法转化为消费的生产都只是没用的库存而已。换言之，一个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上能不断输出产品的国家，才算得上是富裕国家。

当然，斯密认为竞争性市场的形成不仅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甚至还是充分条件，因为它能带来两个优化生产的结果，即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就业人口的增加。以别针厂为例。需求小的时候，工人都只能独立生产别针，由于工序复杂，人均产量非常有限，但当市场形成使得需求增大后，生产者就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想尽办法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将生产过程划分成多个独立的操作环节，让每个工人只执行其中某一环节，对工人来说，这是一种利用标准化手段简化操作的方式，所以效率随之提高。斯密指出，当生产过程被分为18个独立的操作步骤时，人均日产量从20枚增加到了4800枚。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分工的深化，任何一类行业都增加了不少类型的就业岗位，使得许多过去只能依附于土地的人现在可以将自己作为一种劳动力“卖出去”，从自足自给的小农状态转型成“能为国家富强做贡献”的上班族状态。

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就业人口的增加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爆发，因此从斯密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在西欧自发出现，正是因为西欧率先形成了一个使自由交易成为可能的竞争性市场。不过，马克思并不接受这个说法，他认为斯密在叙述因果关系时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对马克思而言，重心不是交易而是生产，事实并非市场的形成导致产生力的提高，而是生产力的提高才导致了市场的形成。

生产力作为一种力量

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准化生产不仅能快速提升产量，也会迅速提高生产活动的门槛。想象一下生产者一次性雇佣18名工人日产4800枚别针的情景，如果体量这么大的产品无法被迅速消化掉，生产者会面临如何大的压力？生产经营者进行生产的目的是盈利，但从生产到盈利之间通常存在着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因为没有一名经营者可以在生产启动之前准确预估出自己产品的市场边界在哪里，他们只能“干中学”。为了能够将生产活动坚持到盈利产生的那一刻，经营者必须在生产启动前就有充足的资本积累，这是“干中学”得以发生的条件。就这点而言，资本条件和生产条件同样重要。这种情况任何时代都一样，只不过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对于前期资本积累的要求格外高。到底去哪里才能找到这么多的资金一次性雇佣18名工人呢？斯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深究这个问题。

为了生存，每个人都会去劳动，因为劳动能够带来回报，这些回报形式多样，包括钱、食品等。大部分人会把这些回报拿去兑换生活必需品或直接消耗掉，但有一小部分人会从中腾出一部分拿去投资，组织人员进行生产，此时，这部分人的身份从劳动者升级成了经营者。当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卖出去之后，经营者会得到一笔收入，将其中的一部分拿去支付人员的工资、房租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开销，剩下的那部分就是当代经济学家所说的利润。这些利润可以投入下一轮的生产——也可以用去购买各种必需品和便利品。对于斯密来说，启动生产的资本来自于经营者的“省吃俭用”，是他从过去的劳动报酬中“抽取一部分”的结果，至于所谓的利润，也是对经营者劳动的回报。值得提醒的是，经营者的劳动形式并非工人式的手工操作，而是一种包括了考察行业、挖掘潜在机会、组织人员、调用资本等连续性活动的操作。

斯密没有将资本条件放在与市场条件等同的位置上去考虑，并非因为他忽视了资本条件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从他的视角看，资本条件本身就衍生自市场条件，其形成于自由交易链条中的某个环节，所以没必要同等对待。但马克思不同意，他觉得斯密的做法完全是在回避问题。所谓自由交易，指的是完全基于自愿的交易，但自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所有增长趋势都遵循指数型原则，不仅成就的增长呈指数型，就连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如此，如果说交易都基于自愿，那就意味着那些变穷的人是自愿变穷。马克思凭直觉反问：岂有这样的道理？他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虽然贫富差距向来就有，但为什么资本主义阶段的会让问题显得更严重？

马克思的理由有二：第一，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资本分配的不平均，由于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使得每一轮的生产都能扩大资本的累积程度，且生产是持续的，所以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简言之，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贫富差距，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固有地位。第二，生产力是一种权力，权力既有生产的功能，也有消灭的功能，生产体现在能够不断推动市场扩张，消灭则体现在生产者可以凭借生产力赋予自己的绝对优势压低支付给劳动者的薪酬，以避免劳动者有任何累积资本从而翻身成为“独立之人”的可能。因此，斯密所言的自由交易在马克思眼里只不过是一种掩饰压迫的美化说法，于是他干脆撕掉了这层“画皮”，告诉我们：利润是经营者压迫劳动者的“成果”，市场则是富人拿着资本推土机推出来的一片供其驰骋的杀场。

当然，斯密肯定不会同意马克思的批判，虽然他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会带来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机械式的重复操作会让工人倍感压抑，但从结果上来看，无论是总体计算还是局部计算，他都认为新时代的到来是利大于弊，至少广大个体可以免于食品短缺等困扰。比较来看，斯密和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对市场、劳动以及资本累积方式有着不一样的认识：斯密认为市场交易的所有参与者都平起平坐，但马克思认为这些参与者有强弱之分；斯密相信，所有与市场交易有关的行为都是劳动，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工人的操作是劳动，生产经营者——马克思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的活动不算；以及，斯密认为资本累积是“省吃俭用”的结果，而马克思却认为是剥削造就了资本累积。

不过，无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的观点，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都有漏洞。“到底是生产力造就市场，还是市场造就生产力”是一个类似于“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没法回答，因为生产力和市场的成长总是如影随形，根本没有办法从时间序列上将两者分出先后，斯密和马克思只是从不同面向描述了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转变过来的产物，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催生了资本主义，就必须回到资本主义发生前的那个时代，从中寻找人类行为的轨迹，看看到底是哪个开关改变了历史的轨道。韦伯本人提供的答案是：新教改革（Reformation）带来的意识形态转向。

意识形态的转向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的成长一样，既有外表的一面，也有内心的一面，如果说斯密和马克思采取的工具论视角令他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外表，那韦伯的立足点则是价值论视角，他关注资本主义的内心——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叫资本主义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韦伯之所以选了一个与斯密和马克思不一样的视角，是因为后两者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其实没啥稀奇，类似标准化生产、资本积累、竞争性市场、追逐利益等现象在古代中国、古代巴比伦甚至世界上的其它任何地方都很常见，只不过不被人看到而已。对韦伯来说，如果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必要，那就必须立足于有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才有的特征。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韦伯是怎么察觉到这一点的呢？

韦伯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其实很简单，就是“赚钱”（making money）。相比于其它类型的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在行为上表现得更具扩张性和独立性。扩张性是指，西方资本主义高度讲究计算性，发明出了各种有助于提高赚钱效率的工具，比如复式记账法等；至于独立性，则指对于赚钱一事的态度上，人们表现得非常偏执，赚钱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而是为了赚钱本身。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使得这种扩张性与独立性不断持续下去的“社会风气”（ethos）。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到，市场上出现的生产者之所以努力为他人提供产品并非出于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考量，而是希望通过将产品卖出去来自利。但“自利”顶多只能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形成，不能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扩张，也不能解释当时的人们为何会如此偏执。 韦伯引入精神这一概念就是想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种动力学的解释，至于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在他眼里只能算是静力学（staticism）范畴。

直观上而言，赚钱和由基督教把持的西方传统之间理应格格不入，因为赚钱是一项世俗事务。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长达一千年的封建主义时代，西方社会一直保持着政教合一的状态，尽管《十日谈》里记载了不少教士私底下各种贪婪的荒唐事，但就公共宣传方面而言，清心寡欲（asceticism）自始至终都是统治阶级极力维护的价值观，因为那样看起来神圣。神圣和世俗是一组对立范畴。在《新约·马太福音》里，耶稣就对门徒说过，“我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作为世俗事务的赚钱行为，无论走到哪里都该低调点。但十六世纪之后，赚钱一事突然变得日益公开化。根据韦伯的解释，这不是因为基督教与世俗事务之间发生了和解，而是基督教内部的意识形态迭代将赚钱一事变得神圣了（being sanctifized）。

爱玩电脑游戏本来是件不太好的事，被公认为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可如果有位大科学家——比如牛顿——站出来说“娱乐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玩游戏的负面形象就能立马反转。如果又有一位大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跑出来说“游戏玩得好是有科学天赋的证明”，那么玩游戏这个事不仅会受到鼓励，还会风靡整个社会，甚至连各种民办中小学都会将玩游戏纳入升学考核标准。赚钱从“被鄙视”到“被鼓励”的经历犹如电脑游戏从“人人喊打”到“风靡社会”的过程，只不过在韦伯版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起推进作用的关键人物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而不是我虚构的牛顿和爱因斯坦。

公元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前后，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创立路德教，强调“天职”（calling）概念。原本工作是一件纯粹世俗的事务，当路德主义借这一概念将工作说成是受上帝所赋予的先天责任后，工作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同时，由于路德将天职的价值推向普遍主义，所以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对天职的例证。后来改革之风在欧洲大陆蔓延，当身处瑞士的加尔文感受到这股风气后，随即创立了加尔文教，提出命定（predestination）概念。所谓命定，是指上帝通过向个体指派工作的方式为其确立救赎之路。凭借针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工作成了通往救赎之路的必要条件，一个人越努力工作，就越亲近上帝，救赎也就越有可能。虽然路德特色的基督教主义和加尔文特色的基督教主义有着不一样的命题，但在具体的行为策略上表现得高度一致，都试图从传统的基督教主义那里夺取对于宗教价值的阐释权，将禁欲价值和世俗化的行为相契合（match），效果上来看，都为世俗化扫清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

对个体而言，世俗化意味着自主性的提高以及由外部权力所施予的控制力的下降。因为工作与赚钱行为密切相关，所以一旦世俗化上了轨道，赚钱也就成了一件受主流认可之事。从此，清心寡欲的标志从“无为而治”变成了“一心一意谋发展”。当足够的人口共享一种观念时，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形成了。随后，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进入快速扩张期。根据时间序列的推算以及路径扩张的比照，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protestant）——路德教和加尔文教都属于新教——的传播之间高度相关，从而认定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意识形态——被统称为新教伦理——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

总结

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韦伯分别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三种不一样的理论。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我建议读者在接触这些思想时，留意三点：

第一，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三位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互相之间并不认识，但这不妨碍我们采取共时性的立场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使相互之间产生对话。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虽然斯密、马克思以及韦伯都在谈论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发展，但他们着眼点并不一样，斯密采取的是微观视角，马克思采取的是宏观视角，韦伯处在两者之间；

第二，三种理论之间虽然互有张力，但并不完全对立，因为三种理论源自不同的问题意识。斯密关心的是“什么使得国家更富裕”，马克思关心的是“为什么普罗大众会日益赤贫化”，而韦伯关心的则是“为什么人们会陷入疯狂追逐利益的境地”。抓住思想家的问题意识是理解他们理论的前提，也是评估他们理论是否成立的前提；

第三，任何理论都是由特定语词所构成的表述，不同思想家在提出各自理论时会使用相同语词，但这些语词并不总能表达相同含义。比如，三人都在使用劳动分工、市场、生产力这些词，但斯密和韦伯在使用这些语词时，会有意弱化它们的价值色彩，而马克思却会强化他们的价值色彩。因此，在阐释他们理论的时候，务必注意语词之间的差异。

总体来说，虽然这些理论产生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些理论常新，熟悉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世界的运作方式，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所提出的方法论和概念工具来描述并解释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把他们的理论套用在我们自身的经验之上，而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可以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把不同学者的理论当作自己思考的梯子，以帮助自己登上认知的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