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临港镇（海门也好启东也罢）

小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个地名，便是聚星镇。

我儿时生长的地方，是太仓，那是外婆家。但外公外婆不是太仓人。从小一直听他们说自己是海门人，家乡在聚星镇。但现在，聚星镇，属于启东市了。

以我对地理区划的粗浅认识，总以为乡镇级平而名不同，乡以耕地为主而镇则商铺云集。却不知，乡镇的镇之外，还有更小的镇，乃一乡之集镇也。聚星镇即此，属王鲍乡。查1993年版《启东县志》，有“王鲍乡”条目，曰：“东邻志良乡，南靠聚南乡，西与海门县海洪乡接壤。面积32.64平方公里，耕地2.95万亩，人口29057人，乡政府驻聚星镇，乡名以王鲍区得名，原属海门县，1954年划归本县。”

行政区划变动，对国家管理而言，是常事，但是，对于乡土观念重的人们来说，会不适应、不舒服。比如婺源，现属江西上饶，但古属徽州。婺源人的回皖呼吁，几十年以来就没停过。对于自己的家乡由海门变成了启东，外公外婆会不会也不乐意呢？

海门也好，启东也罢，住民多由崇明迁来。这是有据可查的。有一句老话叫“句容迁崇明，崇明搬启东”。据明代正德年间的《崇明县志》载，唐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这个奇怪的年号，是武则天定的），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在岛上“辟草垦土，易而为田”，他们大多来自句容。及至清代，崇明岛东北江中相继涨出十来个沙洲，崇明人陆续迁来垦荒，这是启东南部最早的居民。这三地历史上倒也有过联为一体的短暂时刻：1940年，新四军东进，在南通一带成立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7月，中共决定，崇明划归海启行署，称“崇启海”行署。至9月，又与通东行署合并称东南行署，隶属于苏中第四行政区，驻地即在聚星镇。想来，当年的聚星镇，一下子成为一个很大区域的政治中心，也算是风云际会了。所谓“崇启海行署”，存世两个月。从抗战时期到1949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启东一带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拉锯之地，日寇、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各种力量你来我往，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此乱世，对生活在这里的住民，自然影响颇大。外公外婆一家后来的命运，也与此相关。

由于启东成陆历史短暂，因此，历史典籍中极少记录。倒是苏州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在《浪游记快》中，对启东有过生动描写——

嘉庆甲子春，痛遭先君之变，行将弃家远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

秋八月，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勘收花息。沙隶崇明。出刘河口，航海百余里。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仅有同业丁氏仓库数十椽，四面掘沟河，筑堤栽柳绕于外。

丁字实初，家于崇，为一沙之首户；司会计者姓王。俱豪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蓄牯牛百余头，皆露宿堤上。养鹅为号，以防海盗。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

引至园田成熟处，每一字号圈筑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窦，用闸启闭，旱则长潮时启闸灌之，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卧床外瞩即睹洪涛，枕畔潮声如鸣金鼓。

一夜，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实初日：“此处起现神灯神火，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

事竣，十月始归。

嘉庆甲子，即1804年。永泰沙，是乾隆年间涨出来的沙洲，隶属崇明。因为“新涨初辟”，所以“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启东人十分豪爽好客，与沈复“乍见即同故交”，马上“宰猪为饷，倾瓮为饮”。文章对启东人如何生活、劳作，亦作了生动描写。至于沈复见到的“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奇景，今人认为可能是鱼虾集群，鳞光映照所致。从八月一直盘桓到十月，沈复在启东呆了一秋，还说是“生平无拘之快游”。看起来，相对于2000多岁的姑苏城，年轻的永泰沙上“风雨晦明，恍同太古”的生活，自有异趣。

因为崇明、启东、海门三地大多地方，都是长江泥沙冲积而生，是沙地，生活在沙地上的人自称“沙上（音浪）人”，也因为上述渊源，三地方言甚为接近，可以互通。启东、海门的话，就称“启海话”，当地又叫“沙上话”、南沙话（北沙，即启东北部吕四一带，吕四话是一种独特、独立的方言，与启海话风马牛不相及）。专业说起来，启海话属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是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吴汉语，至今仍存着一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的古语、古音。于古吴语研究，颇具价值。仅举一例：跪，沙上人说“跽”，就极具古风。隶属于南通的启东、海门因说吴语，虽地处长江以北，但从文化心理上，自外于“江北人”，甚至，还觉得高“江北人”一等。家父籍贯江苏兴化，是标准的江北，他说的上海话带着浓重的江北口音，如把“牛奶”说成“流拉”，是颇受到母系一族亲戚嘲笑的。在我儿时心中，似乎也觉得海门启东要比兴化高级一些。其实，在沈复笔下，启东人“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是粗鄙的。而兴化在明清两代，文风兴盛、名人辈出，要高出不知几筹。但因为方言之故，到了现代，启东人竟也觉得有资本看不起江北人，这种“地域鄙视链”，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乡土文化研究课题。

启海话，虽然与上海话、苏州话属一个“小片”，但还是有不小差异的。比如外公外婆嘴里的“聚星镇”，我从小就听为“齐心镇”。在启海话里，聚与齐音同，在沪语里，差别不小。我要等到进入中年，渐渐喜旧，才问长辈而得知“齐心”实为“聚星”。其实也是我自小无知，现在想来，古人怎么会起“齐心”这么一个地名？

与沈复描写的永泰沙类似，在十八世纪，天南沙东部接涨出一片沙地，后被称为“满洋沙”。满洋沙成地后，同样是崇明人前来占地开垦。至十九世纪初，这里开出了一家家小店，最初有金龙采的豆腐店、张汉飞的烟纸店等。1834年，南通张太和来此开设典当，之后，又有蔡宗顺的京货店、唐公和的杂货店等，渐成市面。由于远近商户如众星聚集，故曰“聚星镇”。民国初年，聚星镇已趋鼎盛。至抗战前夕，聚星镇居民有300多户、1600多人，外地商贾以宁波、绍兴、镇江、扬州人居多，他们集资在聚星镇北后街建造了宁绍会馆和镇扬会馆。如前所述，抗战时期至1949年，聚星镇成为拉锯之地，民不聊生，生意凋敝，商家纷纷外迁。至解放后，局势稳定，商家才渐次回迁。

我八个月大的时候，被抱到太仓，在外公外婆身边一直长到七周岁，才回沪读小学。因此，我是听着海门（启东）话长大的。到现在，还能随口说一些。

外公讳昌九，九者，大也，他是长房长子。在传统氏族社会，这样的身份，是颇为重要的。我在太仓时，外公在一家中药店当店员。他沉默寡言，但是，还是对我进行了基本的启蒙教育。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不敢教我读唐诗宋词，就授我毛泽东诗词。我用启海话背诵《送瘟神》，成了保留节目，也成为我聪慧于常人的证据。外公教我识字、读毛诗，学数、做算术，下象棋打扑克，家贫，棋和棋盘及扑克牌，都是外公手制的。他还带我去听评弹、看篮球，对于我后来的兴趣养成，也同样是启蒙。最为特别的，是外公早上去对过公园打拳，也会带着我，教会我打全套24式简化太极拳。想来，一个幼儿打老气横秋的太极，是极为有趣的事。可惜，后来我全忘光了。

虽然外公教了我这么多，但是他从未跟我言及家乡。我关于聚星镇的碎片印象，都是来自三姨妈。外公育有五女三男八个孩子，性格多随他，偏内向，少交际，唯三姨妈性格张扬、热情奔放、嫉恶如仇，是个例外。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她是给我温暖最多的亲人。在三姨妈嘴里，“吾俚杨家”，完全像是一个显赫的名门望族。可惜的是，我对旧事旧物感兴趣时，已经没有机会向外公求证三姨妈说得对不对。

外公外婆一家，在纷乱拉锯的1947年离开聚星镇，至太仓安家。举家南迁后，很快沦为赤贫，外公常常委派孩子去集市捡菜皮回家果腹。为了生计，母亲和姨妈三姐妹都去纱厂打工，做了一辈子纺织女工。离开家乡时，母亲十七岁。

或许，是因为带着仓皇、带着凄凉离乡；或许，是因为家道陡落，由富而贫，外公外婆和他们的子女们，后来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甚至连提也没有提。直到，2018年秋。

不知道是谁最早提议的，2018年10月20日，母亲、二舅、三舅、大舅妈，率一众小辈，回故乡省亲。母亲阔别故乡，七十一年矣，几乎是，一辈子。

那是一个周六，我遇事羁绊，无法分身，只好在微信上，看弟弟妹妹们发的照片。第二天，母亲米寿诞辰。我结束聚会，赶到母亲身边，听她说回乡观感。母亲是一个情感起伏极小的人，这是天赋，别人学也学不会。她似乎并无特别激动，只是说，其实也没什么看头了，物是人非。我问，遇到什么故人没有？母亲答，没有了。弟弟提醒说，不是跟一个老人说话了吗？母亲说，噢，他算是乡邻，不过，我走时他还没出生，现在也快七十了；他听了我们的自我介绍，说杨家都是好人啊。

聚星镇，这个听了半辈子的地方，我竟然这样错过了。心有不甘，便央母亲再带我去一次。母亲说，你们有空开车去，就去吧。于是，今天春天，母亲和二舅率小辈再赴故乡。

因为至崇明的长江隧桥和至启东的崇启大桥早已贯通，上海至启东，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来到杨家老宅，较为开阔的地中间，有一栋房子，这是远房表弟杨红兵家。红兵的祖父，是我外祖父的弟弟。七十多年来，他们一家一直生活在老宅，颇有些固守家园的味道。房子正在装修，只有红兵的儿子在。算起来，小伙子算是我的侄子。他从打工的南京，回乡来帮忙。我上前寒暄，自以为是地说，家里装修，没有人看着，工人要乱来的。侄子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这里来装修，都是亲戚乡邻，不用看着的，我只是回来跑跑腿，帮帮忙。我不由一阵羞愧，为自己的小人之心。

我抓住二舅，请他具体还原“吾俚杨家”的旧模样。二舅比划着说，我家原来就一排，在现在红兵的房子略北，面阔五开间，一进，外公及三个弟弟四户人家住在一起。听上去，住得并不宽绰。原来房子四周有河，二舅说，这叫宅沟，现在竟然还有迹可循，南面成了路，东西两侧，似泥塘，唯有北面，两三米宽，水波粼粼，很有河的样子。我一个人，穿过泥潭和过膝的杂草、灌木，找到这一截“宽阔”的水面，驻足良久。这一截河，于我，如官窑碎片，残破、无用，但珍贵。对着这一段水面，我想象着杨家盛时的情状，感慨着七十年的沧桑，思念着育我的外公外婆、爱我的三姨妈大舅舅。他们，墓木已拱。

在去启东的路上，我的车子胎压报警，下车观察，似无碍，就一直开。到了老宅停车一看，胎瘪须补。侄子闻讯，便说带我们去聚星镇上补，他有朋友。聚星镇，距老宅约六里路，数分钟便达。这是一个寻常乡间小镇，一条主路，两边是馆子、店铺，毫无特色。侄子带我们到一家汽修铺子，跟店主打招呼，并介绍说，他也姓杨，算是我家亲戚。店主忙了半天，很认真地补好胎，只收20元，我说太少。他连说，自家亲眷，自家亲眷。不肯多收。

不料，车开出去不多远，发现车胎又瘪了。便再开回镇上，一查，大概是因为车胎一松一紧之间，原来扎进去的一颗钉子活动了，便开始漏气。店主又忙了半天，这次，只肯收10元了，仍然说，自家亲眷，自家亲眷。

开了十五年车，这样连着补胎，是第一次。或许，是在天上的长辈，看着年过半百的我第一次来聚星镇，想让我多盘桓一会儿罢。

也因为补胎，原来于我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聚星镇，具体成为一个温暖乡里。

作者：李天扬编辑：吴东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