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6字密信背后的故事（周恩来16字密信背后的故事）

作者：李俊杰 来源：《文史春秋》2005年第1期、《外交官说事儿》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曾托人给远在台湾被幽禁的张学良捎去一封16字密信，全文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有关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密信最早披露于1990年，10多年过去了，密信的知情人或年事已高，或已作古，或三缄其口，多年来，围绕这封密信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正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16字密信究竟是通过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传递到张学良手中的呢？

关于密信传递的时间

关于密信的传递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有1960年说、1961年说、1962年说，其中1961年说又有年春和年底两种说法。

最早向外界公开这封密信的是曾在周恩来身边长期工作的童小鹏。据他回忆，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张学思，以及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东北籍人士。席间，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张学铭向周恩来敬酒时很激动，泣不成声。

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回到寓所，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16字短信……

由于童小鹏曾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又是第一个披露这一内幕的人，应当说他的回忆还是有很高可信度的，所以很多学者在没有做进一步考证的情况下，将这一说法加以引用。

一时间，周恩来在1961年底或者1962年春通过特殊渠道给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捎去密信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是，罗青长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一文中写道：“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恩来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学良将军……”罗青长长期从事对台工作，了解许多对台工作的内幕，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在文中特别提到的“当时我在陪”，更是令人毋庸置疑。

那么，传递密信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在中共中央文献档案中找到了直接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份档案内容如下：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这份档案的准确时间为1961年5月31日，从内容上看，它应该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且是在得到密信已转交到张学良手中的信息反馈后，向中央作的汇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受总理委托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总理，同样，总理也会将事情的经过及时间向中央汇报。由此来看，密信一定是在1961年5月底前通过安全渠道转到张学良手中的。

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

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此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密信是由郭增恺夫人传递的。此说大多依据童小鹏的回忆：“1961年12月12日晚，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16字短信，决定通过特殊渠道转交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信写好后，周恩来几经思考，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送信人选——郭增恺夫人。此后，郭增恺夫人不负重托，将总理的密信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童小鹏此语一出，立即被史学家接纳。因为郭氏夫妇与周恩来及张学良夫妇皆有着很深的交情。

中年郭增恺

郭增恺原为杨虎城17路军参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将当时关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西安救蒋时，郭作为宋子文的随员一同到达西安，协助宋子文做调解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很多工作，郭增恺由此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当时其夫人在香港居住，不仅能自由出入台湾，而且与张学良夫妇也有交情。郭增恺夫人作为双方均信赖的朋友，完成这一使命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与此说相去甚远，童小鹏的回忆至少有两点错误：时间和密信的传递人。关于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考证，而在前面我们提到的1961年5月31日的那份中央档案也明确提到“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根本未见郭增恺夫人参与此事的任何依据，这是其一。

其二，据同样作为知情人的罗青长回忆，明确提到张学铭夫妇是密信传递人之一。

这样说来，至少张学铭夫妇、朱五三人都曾参与了密信的传递。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学铭夫妇不具备到台湾送信的可能，是不是朱五将周恩来的密信亲手转交张学良？带着这一疑问，笔者走访了张学铭的儿媳吴量绩女士，却意外地获知，其实参与密信传递的人除了张学铭夫妇、朱五外，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参与了此事，而且就是这个人最终将总理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她就是居台湾的朱浣筠。

张学铭是张学良同父同母的胞弟，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九·一八”事变后，张学铭携同妻儿到西欧、美国游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学铭由香港被迫回国，出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官中将主任、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等职。全国解放前夕，张学铭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学铭回到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深得周恩来的器重和信赖。

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的第六个女儿。朱启钤先生1964年病逝于北京，生前颇受周恩来的敬重和关照。朱洛筠不仅是张学良的弟媳，而且和赵一荻是中学时代的同学。朱洛筠的五姐叫朱湄筠，人称“朱五小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马君武曾写过一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家，哪管东师入沈阳”的打油诗，讽刺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的张学良，诗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湄筠。朱湄筠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张学良遭到幽禁后，朱光沐做了宋子文的秘书，当时住在美国，朱湄筠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在香港。

朱浣筠是朱洛筠、朱湄筠的第十个妹妹，当时住在台湾。她的丈夫卢志德是蒋介石的私人医生。朱浣筠夫妇都信奉基督教，跟蒋介石、张学良同在台北的凯歌堂做礼拜。朱浣筠有和张学良接触最为便利的条件，是能够与张学良直接接触的最佳人选。

张学铭

据吴量绩女士回忆，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北京宴请张学铭夫妇。席间，周恩来谈到如何花了好多的钱，找了好多的渠道、好多的人，都不能跟张学良接触上的无奈，希望听听张学铭的意见。张学铭略加思索，向总理提议，此事找他的夫人办最合适，并向总理详细地介绍了在台湾、香港的朱家姐妹情况。

当时，周恩来听了张学铭的介绍十分高兴，马上拿出纸笔写下：“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四句话、十六个字。考虑到张学良的安全，行事严谨的总理并没有在上面署名。总理把这封寄托着他对张学良无限思念与关切情感的短信郑重地交给了张学铭，希望张学铭设法尽快将信转到张学良的手中。

此后，张学铭夫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在香港的朱湄筠。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信交给妹妹朱浣筠，最后由朱浣筠将信安全送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密信是怎样传递的

罗青长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周恩来考虑得十分周到，他请张学铭夫妇到达香港后，再托台湾的友人将他的信装在口红盒里，到张学良夫妇经常做礼拜的教堂，趁人不备，交给赵四小姐，就说‘大陆方面的朋友有话捎给少帅’。”这一说法似乎跟以前大多学者引用童小鹏的回忆如出一辙。

此说认定郭增恺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恩来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恩来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的手中。但是，这一说法却被吴量绩女士否定了。

朱湄筠

据吴女士介绍，从总理写信，到信送往台湾，其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张学铭夫妇接受周恩来重托后，即以探亲为名前往香港和朱湄筠接洽、联络。

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为谨慎起见，张学铭夫妇几次往返于内地和香港之间，每次从香港回到北京，他们夫妇要当面向总理详细汇报香港、台湾方面的情况。当时朱湄筠在香港因经营不善，生活十分拮据，张学铭夫妇每次到香港都带去很多钱，作为朱湄筠的活动经费。

经过充分的运作和筹备，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妹妹朱浣筠。

5月的一天，朱浣筠将信夹在一本《圣经》里，带到了张学良、赵一荻经常去做礼拜的凯歌堂。在教堂做礼拜时，朱浣筠巧妙地靠近张学良，将事先准备好的《圣经》快速地递给张学良。在圣歌声中，张学良打开《圣经》，周恩来写的“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16个字立刻映入他的眼帘。熟悉的字体，关切的话语，加上特有的灵犀相通，使张学良马上意识到这封未署名的短信，一定出自周恩来之笔。张学良与朱浣筠二人均心照不宣。

周恩来一直牵挂张学良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牵挂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情况。周恩来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张学良就是其中的一位。”

1992年7月，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家中留影。

1956年，正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到张学良，他说：“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位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写过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可见，周恩来无时无刻不把张学良的自由挂在心上。但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影响，周恩来为争取张学良自由所做的努力，始终未能如愿。

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躺在病床上批示的最后一份文件后面，接连写下“托！托！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萦绕在周恩来心头的仍然是对张学良无限的关怀。

【作者：李俊杰 来源：《文史春秋》2005年第1期、《外交官说事儿》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