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宦官现象漫谈）

常人对中国古代史时期宦官现象的理解，通常受制于新时期以来的通俗文艺。仅从个人阅读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三德子、《走向共和》中的李莲英与小德张、《甄嬛传》中一应角色，电影《霸王别姬》中的张公公，网络小说《偷天》中的“嫪毐”、《庆余年》中的洪四庠、《大奉打更人》中的魏渊等一系列阉寺者形象影响着我对男性失格群体的感性印象。显然，宫廷剧在大众文化中的不断复辟更新着今人对古典文学与文化的改写策略，这在客观上为日渐模糊的宫闱历史塑造出了新的肉身，但同时也混淆了与之相关的文化记忆。

《宦官：侧近政治的构造》，[日]三田村泰助 著，吴昊阳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新近出版的译著《宦官》（[日]三田村泰助 著，吴昊阳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并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上阉寺者的认识。作者三田村泰助师承近代日本思想史巨擘内藤湖南先生，长期从事明清史研究，有《清朝前史研究》《明帝国与倭寇》等著作出版。三田村泰助认为宦官制度与历史中的深层结构关系密切，通过对汉、唐、明三个中国古代史上宦官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的观察，他试图以“侧近政治”的观念观照中国君主政治的历史命运。所谓“侧近政治”，即对侧近者与皇权实际控制人之间空间距离的描述，空间距离越近，侧近者的权力则越大。换言之，空间距离的差距就是侧近者权力的差距。三田村泰助在书中以有明一代以来阁臣奏事流程为例，解释了侧近政治观念的必要性：

所谓的侧近政治，就是离皇帝的空间距离越近，权力越大，空间距离的差距即是侧近者权力的差距。分隔内外廷的墙壁中间有道云台门，云台门左右两边各有一道小门，东边的叫后左门，西边的叫后右门，三道门合称为“平台”。即使皇帝紧急召见，阁臣也只能去到平台，在门外候旨，不得内进一步。走进后右门，西侧有一道向东的门，名为隆宗门。后右门和隆宗门之间有协恭堂。协恭堂就是影子内阁的办公地，首相级别的掌印太监及以下的宦官干部从早到晚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

内臣与外臣之间被明代厚重的宫墙分隔，在天聪口谕如何传达、何时传达的问题上，宦官的权力先朝臣一步。离君主空间上更近的宦官群体逐渐得势，这种空间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王振、江彬、刘瑾、魏忠贤等权欲滔天的恶宦陆续出现。空间结构影响着权力结构，宦官制度与君主制度的互为表里，或成为晚近中国历史变动的内在动因之一。按三田村泰助的话来说，“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条山脉，那么宦官就是山脉的背阴处。”

宦官的出现及宦官制度的形成远非古代中国所独有，南欧、北非、中亚以及东方的朝鲜半岛上，阉寺者群体参与政治构造屡见不鲜。在早期社会中，阉寺者的失格体现为被征服的异族夸示力量的象征，“其实质是古代人特有的残暴与神圣行为混合而成的产物”。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很早就意识到，宦官的存在是因为君主对臣下的有效控制，同时宦官也需要扮演维护君主神秘性的角色。在土耳其宫廷中，白人宦官首领“卡普•阿卡西”和黑人宦官首领“基兹拉尔•阿卡西”分别为“宫门支配者”和“侍从长”，后者在正式场合更被称为“达尔斯•色阿德特•阿嘎”，意为“祝福的房间之长”。据三田村泰助说，“达尔斯•色阿德特•阿嘎”是土耳其的最高官职，负责向苏丹所建的清真寺收取租税。虽说土耳其黑人宦官首领的具体历史地位有待另考，但“宫门支配者”“侍从长”的称谓也足以说明宦官在侧近政治构造中的重要性是不分中西的。

但显然，这种跨越地域的侧近政治构造在古代中国最为著名，并真实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时至今日，“高力士脱靴”的典故仍保留在盛唐文学教学对李白的生平介绍中，更毋提蔡伦、石显、李辅国、程元振、仇子良、梁师成、郑和、刘瑾、魏忠贤、安德海、李莲英等人那些赫赫有名的事迹或劣迹了。三田村泰助擅长以故事描述史实，并善于通过重要宦官与时人的亲疏远近关系勾连起一个时期的历史状况，高力士即为一例。唐玄宗李隆基与高力士之间的交往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分，进入到相伴相助的更高境界：与太平公主的争斗中，玄宗数次落於下风，得亏高力士追随政变才功成开元盛世。高力士因功获封三品右监门将军——这已超越唐太宗定下的内侍品级不越宰相之制，后又提擢至一品骠骑大将军。高力士裁断姚重奏请，调解安禄山、哥舒翰争宠，参与肃宗登基，无论行政事务还是内廷事务皆从他处经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太子以兄事之，各诸侯王称其为翁。”侧近政治的便捷与高效在高力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荣宠长存与皇权稳固同构，一旦君主的光辉黯淡，宦臣的命运之轮也向下转。玄宗退位后，与高力士等歌舞妓众隐居于长庆楼内，李辅国曾假传圣旨，妄将玄宗暗中转移羁押，被高力士喝退。他此举亦彻底开罪李辅国，终被后者施计流放云南边陲。借侧近之便逆刺君权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安禄山宠爱并重用宦官李猪儿，日常更衣行仪皆由他手，“安禄山愈发肥胖，足足有三百三十斤，溢出来的肚腩垂到了膝盖，系腰带都要三四个人帮忙，两个人托住肚腩，李猪儿用头把肚腩顶进去，最后一人趁此机会把腰带系上。”正因此，晚年安禄山被李猪儿背叛剖腹之前，几近无察觉。从汉末“十常侍”乱政到近世明代皇帝屡次被暗害，侧近政治对皇权的窥伺也自成脉络。

公正地说，三田村泰助的《宦官》并非是一部可堪细读的学术著作，尽管他提出的“侧近政治”观念颇具启发，但书中不少述史都相对随意，缺乏史料列陈与定量分析，作者天然地将“阉寺者”与“宦官”并置于同一语境下不加区分，则在忽视了对阉寺者身体理解的同时导致了定性研究的混乱。从这一点看，三田村泰助不仅未能达到他所仰慕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年论文《中国的宦官》的写作高度，其笔力犹在当代国内学人之下。若想真正深入对中国古代史中这一特殊且不可回避的群体细致探析，《中国宦官制度史》（余华青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身体的沦陷：帝国阉宦简史》（马陌上 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宦官史话》（[日]寺尾善雄 著，王仲涛 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佞幸：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杜婉言 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明代宦官制度研究》（胡丹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黄楼 著，中华书局，2019年）等著作都已取得更长足的论述。不过，自《宦官》一书日本原本1963年出版以来，该书在日已经印行近百余次，并获得日本“每日出版文化赏”，很难不称其为畅销书。若非如此，中国出版界也不会在作者逝世三十余年后将其作品引入国内。三田村泰助广受读者欢迎必不是因其严谨的学术旨归，与之相反，可能因为书中不自觉的历时性知识点厾与或有或无的现实能指之间碰撞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田村泰助指出，宦官（阉寺者）的供给在有唐一代出现了重大变革。在唐以前，宦官（阉寺者）的构成多为被征服的异族或本族中罪民，以惩戒的方式促使他们工具性转化，在唐代，“政府下令各个地方每年都要献上一定数量的私白——在民间已经去势完毕的人。……唐朝皇宫内的必需品均以贡品的名义向全国征收，宦官即属于贡品的一种。”这般类税收的征采方式引发了阉寺者贩卖出海的浪潮。唐时岭南地区的人口买卖本就猖獗，南方是中原地区的奴隶供给来源，开放征采之后，作为当时南海贸易中心地的广州甚至成为了阿拉伯商人与南中国地方豪强交易不同肤色阉寺者的集散中心。“此时的私白称为‘火者’，这个词是印度语Khwaja的音讹，源于印度的穆斯林对私白的称呼。‘火者’这个外来词成为中文的一部分是外来宦官被大量运到广东的明证。”罪恶的发展无疑会激发人性的暗面，唐末时，广东甚至出现了南汉国——一个宦官王国。“对于贤能的大臣或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者等国家必需的人才，要先阉割后才能为官。一个南汉小国，竟然有足足两万名宦官。”等到宋代，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男性自宫行为获得官方许可：

愿意自宫的男性要先到兵部备案，记录下姓名出身，然后选个良辰吉日阉割，并告知兵部阉割日期，兵部记录后再向上报备，认定阉割已行，待伤愈后便可送该人进宫。自宫者正式任官后，把自宫之日当作是新的生日，自己的吉星也变成了当天的星辰，与过去的一切再无纠结，开始新的人生。

如何看待这种官方许可，三田村泰助有洞见。在他看来，从唐到宋，阶级身份制度被大幅撤销，个人自由的范围也明显扩大，“社会开始以财富多寡来决定身份高低，企业精神和注重现实的功利主义萌芽。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国家考试打破身份牢笼，靠实力当上大臣甚至宰相。所以，那些不甘居于人下，但苦于身无长物又大字不识的底层百姓在察觉到时代的风向后，毅然决然地去当了宦官。”这多少有些令人愕然，但或许是一定程度上的残酷真实。明初废除了宰相制度，皇权在形式上得到了极大地增强。可并非所有帝王都具备明太祖朱元璋一般的才干精力，对朝臣的警惕必然滑向对宦官的重用，想要以此谋取权柄之人定当增加。明宣宗还开设了太监学校“内书堂”，以培养识文断字的宦官辅佐皇权。据《明会典》记载，明代已经被迫开启了自宫禁令，瓦解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困扰后，久违的汉族政权以儒教精神实行社会控制，将自宫与“不孝”的伦理画上等号，但凡有擅自自宫者被发现，不仅要处以极刑，还要家人邻里遭受连坐。然而，这种把影子卖给魔鬼的私下交易在阉党权大的明代已经到了难以断绝的程度，“愚民竞阉其子若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严禁亦不之止也。”三田村泰助书中引用此文时按语：“连尽力美化修饰过的政府官方记载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实际情况如何可想而知。”此外，顾炎武的《日知录》中亦有相关记录：“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凯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蠢害甚矣。”当官方颁布的重法与实际形成悖论，只能说明主流话语的失效，看似是追求个人与家庭富贵的器官断舍，其实是来自宦官势力的暗中怂恿。试想，倘若自宫真的令行禁止，那阉党如何进一步壮大自身？阉党在朝势大，已然再次扭曲了人性。

时至今日，宦官制度早已随旧历史走进故纸堆，但“类侧近政治”的结构却不断延续下来。三田村泰助在附记中对现代社会的“类宦官”群体做出了大胆的假设，他发现宦官与“秘密”、“秘书”之间有着相似的西文词源构成。“秘密让权力更强大”，现代社会使得“秘书”成为一个拥有高度技术与能力的成熟行为，私下的人际关系愈发容易越界集体领域，也不断为向权力者传达准确信息增添了难度。三田村泰助对“类宦官”的当代指认富有现实意义，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类宦官”的边界远大于“秘书”从业者，古代社会肉体上的非人化失格演变成现代社会组织行为的整齐管理——细想之下，高度的机械复制与挥刀阉割之间的确互为暗语，被阉寺者为男性还是女性，是否保留某种原生的生理形态或性别记号或表意符号，反而不重要了。

在明代，那些迫于生计无法抵挡飞黄腾达诱惑召唤的幼龄男童及其家庭恐怕尚无法认识到，当生殖装置与快感装置同时被消解，这种男权社会下的象征资本也就与其断绝了联系。当然，如果刚直正大的意蕴最高级被确认为皇权本身，那性别政治也就天然地成为社会制度的倒影，本不匹配的价值关系能够再次挂钩。鲁迅先生曾有名言，“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这自然不是污蔑，只不过是关于民族性的警示。吊诡的是，对劳动力价值并不过分强调的古代文人同样不易感受到生活快感的呼唤。犬儒主义总以躲闪潜藏的方式告别危险但有益的“革命诉求”，那就等于主动附和了意识形态在精神层面二度阉割的企图。不幸的是，从很多古典艺术的蛛丝马迹中都能发现主体性的流溢与抵达自我边界方式的变化，比如传统诗文绘画常通过对“月”“花”“影”的寄托完成一种“次性别意识装置”。也就是说，借用中药理论打个比方，许多古代文人在“君臣佐使”的搭配中放弃了前者的主体诉求，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在“妻妾成群”里选择了后者的身份认同。这或许是一种彼此让渡的良善动机，同时也是在舒缓中饮鸩止渴的潜在危机，背后的必然性实在太多，但此时也不愿用历史决定论来寻求某种“合理性”解答。

如果说古代社会阉割的目的是权力对人性的驯服，是文明对肉欲的镌刻，那么在现代，肉体的阉割在普遍意义上得到了禁止，精神上阉割正进入一个新场。这令人想起沈从文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八骏图》中对人性缺欠的讥讽：初生的都市中所谓的知识者，不过是用种种文明枷锁自我束缚，让虚伪的道德将无辜的生命戕害。沈从文先生有意提醒我们，精神阉寺并没有随着古典的终结长久缄默，它的间歇性发覆要求人类对避免成为文明的齿轮保持警醒。近百年之后，其状更甚。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控制力，与这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渗透的公权力相比，前现代时期的帝王权术实在不值一提。对自由更加精微的控制，要求精神前所未有地驯服。涉及身体的所谓的标新立异——我们日益常见的肉体震惊术比如惊异发型、巨幅纹身以及对指甲、肚脐或相关性器的夸饰性变动，可被理解为精神驯服之后的个体反抗。然而，当亚文化的身体性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世俗转换后，又怎能不是对更宏阔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服膺？而不可避免的消费行为伴随，亦说明了身体行为所谓的优先权之虚妄。性与性别的政治性在时下被极大地增强了，也就意味着精神对肉体的辖制权被极大地削弱了。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境况里，身体的器官同时具有了产品性，它在文化意味上发生出的半身体性缓解了对器官唯一性的焦虑（并替代性地满足了各类古典笔记文学中阉寺者对断肢重生的幻想），而这种身体感性亦成为平衡个体“肉体-精神”的结构要素，投射并参与到了构建集体记忆的历史话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