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乐园（老舍的北京道不出的爱）

《秋实——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之四》（套色木刻） 金锐作品

1954年老舍在丹柿小院。

《面子问题》手稿。

老舍在青岛。

《四世同堂》手稿。

老舍题扇面诗。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在家中。

1946年在美国讲学的曹禺与老舍（左）。

老舍在书房写作。

2006年，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目是“北京的符号”，写作提示是：“许多城市都有能代表其文化特征并具有传承价值的事物，这些事物可以称作该城市的符号。故宫、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天桥的杂耍、胡同小贩的吆喝是北京的符号，琉璃厂的书画、老舍的作品是北京的符号，王府井商业街、中关村科技园是北京的符号……”结果，过半数考生选择的题目都是“北京的符号——老舍”，并且，那年作文获最高分的，也是写的老舍。

把老舍当作最具代表性的北京文化符号，或者说他就是一张非常醒目的北京文化名片，是恰当的。老舍与北京，是无法剥离的二元互构。

坐标

不但有血脉，更有一生的性情

老舍家族在他出生之前十几代，就早已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下。因为尚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他们这一家族在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有过怎样的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自17世纪“从龙入关”后，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老舍出生的时候，已是清代末年。他的家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老舍的父亲永寿是当时京师正红旗下的护军士兵，小羊圈胡同距离由正红旗所分工驻守的西直门，也就只有三五里地。由于长期固守，一代又一代的满洲人，越来越分明地将北京认作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老舍一家人也不例外。

可是，当我们去查阅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老舍家居住的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脱离了正红旗的居住区域，它已经属于正黄旗的范围。由此可以想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因故做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有走远，也不可能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们家向南或者向西，都只要经过几十米，便可以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关切这一居住地点的人们，在释去上述那点小小的意外之后，会随后接触到感兴趣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乃是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觉得，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和观察，大概包含两点意义。第一点，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第二点，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老舍之子舒乙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而这个发现，支持着的，应当是如下的一种深入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即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

清代的八旗制度对旗人们的命运和行动是有严格限制的，他们不仅一生一世要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人生轨道上，而且连日常居住和出行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他们只可以居住在本旗驻防地域之内，即使是因贫困等原因要典出原来的住所，也不许可离开本旗驻地太远；至于每日里的外出也只是允许按规定的路线上岗下岗，没有获得准许，假如擅离本旗驻防地超出40华里，便会以“逃旗”罪名，受到严厉制裁：妻小财产要充公，本人要被流放到边疆做苦役。

老舍成为作家的时候，清朝已经灭亡，八旗制度也早已废止。没有谁再来约束他的写作范畴必须如何。然而，我们却意外发现，早年间对旗人世世代代产生控制作用的旧制度，此时，竟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着某种潜在的精神制约。

老舍与北京城的不解情缘，还由于他有着一位因保卫这座城池而壮烈捐躯的旗兵父亲永寿。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禁旅部队诸兵种中的一支，它的任务，是专事负责保卫京师的安宁。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直至清末，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旧日形成的为爱国护民而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依然牢固。迟至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么一句掷地有声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

旗人的忠勇，并没有被贫苦困顿折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入侵，八旗军人奋起反抗，老舍的父亲永寿就是在这一战斗中尽忠殉国的。

恋京

思念里总有北平，只是说不出而已

老舍心理上有浓重的恋京情结。他1936年写于山东青岛的《想北平》，文章不长，拢共不到2000字，表达出来的情感，真挚、深沉程度，却是异乎寻常的。作者不是泛泛历数北平（北京）历史文化或者风光习俗的诸多可供思怀之处，从一落笔，便向属于几乎是私密式的情感深井中开凿：

……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青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个小的事件里有一个我，我的每一思念里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里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说而说不出”，是老舍要书写自己与北平之间那份特殊情感时，一再使用的说法。民族与血脉交互的记忆，让老舍一提起北平（北京），便本能地产生出子规泣血样的心理冲动。作家心底里深积着的这份难以言明的情感，正是他启动许多创作活动的最初燃点。

创作

北京的老朋友们，就是书中的模特

老舍是一位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一生中发表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杂文以及文艺理论作品，数不胜数。不过，当熟悉他的读者如数家珍般地去列举他最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创作，差不多都会举出以下八部：《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北京（北平）题材。更让人们感慨的是，这八部作品当中，除了后三部是他年过半百之后在北京完成，前五部竟然都是之前的他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写出来的。

人们还会记得，在老舍的诸多叙事作品中，借人物思想表达这种满人恋京情结的，不胜枚举。《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本来只是一个来自“乡间”（有可能是清代八旗兵驻防在京郊之“外三营”的青年），却那样执著地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唯一的朋友”，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个城都是他的家”。以致“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

作家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的下层市民生活。这也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洋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都大有人在，就是百般无奈沦落风尘成了妓女的，也相当多。

青少年时代的老舍，贫寒至极，与这些苦同胞们在命运上休戚与共；成了作家以后，他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这类含有北京城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

老舍晚年，他位于北京胡同中的“丹柿小院”，有时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遇上了这般场景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宗师

在京腔京韵中愁里寻欢、苦中作乐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从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艺术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京城旗人文化的烙印。虽然他家和许多旗人家庭一样，穷困潦倒。但是，境况的贫苦和市井文化的“阔绰”，却是这样一类京城下层旗人们的生活真实。生计上艰难的家庭，艺术上富有的民族——是老舍出身其间的相悖相辅的社会环境。日后成了大作家的老舍，从他早年间耳濡目染的民族文化习养里面，获益匪浅。

北京话是老舍生来便享有的一笔文化财富。满族人自清初定都北京起近300年间，先是基本放弃了满语，随即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进行了极具耐心和极大程度的改造，“京腔京韵”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们的把玩、锤炼，才变成了后来这么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的。青少年时代的老舍，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颇有感受。得力于这样的语言熏陶，加上后天的努力切磋，老舍成了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的一代宗师。他能在创作中运斤如风地驱遣调动北京话，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精到地捕捉住，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胡适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周作人也曾指出：“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由言文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语体，在清朝后半成功的两部大作可为代表，即《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现代小说的意思尽管翻新，用语有可凭藉，仍向着这一路进行，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老舍的创作风格之一，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他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的专长。老舍的这一风格，也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以及北京旗人们的精神气质。清末，长久被框于生活里的旗人们，痛苦郁闷，为了稍获解脱而不能不着意练就愁里寻欢、苦中作乐的本事，他们在压抑的社会阴影里乐天知命，戏谑调侃；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下滑了一大截，本已很有艺术感觉的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

久而久之，满族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而这一点尤以京城旗人为甚。老舍就是在这种融汇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从而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二者的水乳整合。可以说，老舍式的幽默格调，也出于作家对京城满族文化的包容和提升。

专题策划：金秋 李世聪 何建为 统筹：许乔洋 田偲妮

特约出镜/撰稿：史宁（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文撰写/顾问：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老舍研究会前任会长）

记者：刘玮 汤博 刘臻

图片来源：《老舍在北京的足迹》（李犁耘著，北京燕山出版社）书中配图；史宁供图；刘臻摄影

鸣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院博物馆、北京市第三中学高中部、北京市东城区方家胡同小学、老舍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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